新华社八十年：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的视角（上）
2011年11月22日13:31 来源：《北方传媒研究》 手机看新闻
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是中国的国家通讯社，以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和消息总汇为根本职责，目前已被全球公认为世界性大通讯社之一。
新华社1931年11月7日创建于江西瑞金，原称红色中华通讯社（红中社），随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193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称为新华通讯社，并于当年1月25日在延安正式向全国发布新闻。自红中社诞生至今，新华通讯社已经走过80年光辉而漫长的路程。风云际会，波澜壮阔，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壮大，中国革命事业的飞速发展，新华社从瑞金，到延安、到太行山、到西柏坡、到北京，一步步走向世界，目睹、参与、报道这个时代的一个个历史性事件，描绘这个时代及其代表人物的精神风貌，熠熠生辉，蔚为壮观。
一、江西瑞金：红色中华通讯社
隆隆炮声下，红中社与中华苏维埃一同诞生。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大会首日即11月7日，红中社以CSR（即Chinese Soviet Radi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的英文缩写）为呼号，开始了自己的新闻电讯广播。同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其与红中社是同一个组织机构。
作为中华苏维埃的机关通讯社，红中社的发稿内容主要有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文告、宣言以及红军战报、革命根据地建设消息等。每日发稿一二千字。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少量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编印成《参考消息》（曾用名《无线电材料》、《每日电讯》），供中央领导机关参阅。该社重视发展通讯网，曾出版油印的《工农通讯员》刊物，交流业务经验和指导写作。红中社历届负责人有周以栗、王观澜、杨尚昆、李一氓、沙可夫、瞿秋白、任质斌等。[2]红中社时期，建立了抄收电讯、编译、播发等业务，初步积累了在战争环境中因陋就简办通讯社的经验，又称“窑洞通讯社”阶段。
二、延安时期的新华社
1937年1月，《红色中华》报改名《新中华报》，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报、社仍合为一个机构。编辑部随中共中央从志丹县迁至延安城内。红中社改名为新华社后，首任社长是博古（秦邦宪），工作人员有廖承志（负责外电翻译）、向仲华（负责报纸编辑）、李柱南（负责中文译电）。这时，每天播发2000字左右的中文电讯稿，由向仲华和廖承志共同编写。红中社西安分社亦同时更名为新华社西安分社，它是新华社历史上最早的分社。1月25日，新华社最早见报的新闻稿《和平解决有望 前线无大动作 红军力求和平》播发，此稿报道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动态。4月，新华社新闻台成立，台长沈一立。次年6月，新华社全文播发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的口语广播首次播音，呼号XNCR，它是我党创办的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延安台的新闻真实，评论富有战斗性和说服力，在国内外听众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国民党统治区的听众称延安台的广播是“茫茫黑夜中的灯塔”。[3]
1941年5月，党中央决定，新华社编译的参考消息性的《今日新闻》与《新中华报》合并，改出《解放日报》。新华社迁到清凉山，与《解放日报》社在一起，由以博古为首的编委会统一领导。从此，新华社与《解放日报》社密切合作，并肩战斗，直到1947年3月撤出延安为止。
1942年8月，时年21岁的穆青由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调到《解放日报》采通部工作。同年9月，新华社华中分社在江苏阜宁成立，范长江任社长。后苏中分社、浙东分社、淮北分社等相继成立，华中分社改为华中总分社。[4]1942年12月1日，由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合编的《参考消息》第一号出版。当时的《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松在谈到参考报道的重要性时说：“你们的工作是使党中央不出门而知天下事。”
1943年6月，新华社成立电务科，下辖新闻台和通报台。这时新闻台抄收范围，按国家系统分为：中文系——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汪伪中华社电讯；民主系——抄收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合众社及美国新闻处等电讯；轴心系——抄收德国海通社、日本同盟社、意大利斯蒂芬尼社电讯。[5]1944年9月1日，新华社英文文字广播正式开始，英播部由副社长吴文焘负责，我党声音第一次通过自己的通讯社传到海外。年底，英国人林迈可来新华社作英播部顾问，负责英文改稿。1945年8月25日，博古在编委扩大会上宣布编委会名单：博古（社长）、余光生（《解放日报》总编辑）、艾思奇（副总编）、徐健生、曹若茗、吴文焘、陈克寒（新华社副社长）。[6]1946年2月1日，新华社重庆分社成立，社长先后为杨述、宋平、熊复。2月初，北平分社成立，社长是钱俊瑞。2月9日，新华社华中分社创办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在清江市开学，范长江任校长。4月8日，博古乘飞机由重庆返回延安，因飞机迷失方向，在晋西北兴县东南的黑茶山遇难，年仅39岁。4月下旬，南京分社成立，社长先后为宋平、范长江、梅益。5月1日，香港分社成立，社长为乔冠华。7月，廖承志任新华社社长。在此前后，范长江、钱俊瑞、石西民、梅益、徐迈进任副总编辑。
1947年1月，新华社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成立。在此前后，各地前线分社普遍建立。3月14日，廖承志率领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大部分工作人员撤离延安，先到瓦窑堡的史家畔战备点，接着前往太行山区的涉县。3月18日，新华社最后一批人员随党中央机关全部撤出延安。[7]
延安时期是新华社历史上的重要时期——新闻工作的一大批业务骨干，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迅速成长起来，同时培育了新华社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明确了党的新闻工作的一些根本原则，使新闻工作的党性、真实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得到发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艰苦奋斗蔚然成风。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已经成为新华社以及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宝贵财富。
三、跟随党中央转战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转取守势，抽调兵力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在陕北，国民党军队投入胡宗南等部25万人的兵力，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发动进攻。[8]新华社最后一批人员于18日撤出延安后，转移到瓦窑堡地区。社长廖承志随即率领总社大部分人员东渡黄河，前往太行地区创立新的工作点。在此之前，党中央已经向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出指示，立即从当地抽调干部，组织临时总社，接替瓦窑堡的广播。当时调集的主要干部有吴敏、朱穆之、安岗、李庄、左漠野等数十人。留在瓦窑堡地区的新华社工作人员，由副总编辑范长江领导，坚持工作到3月28日。接着，他们连续行军两昼夜，到达清涧县孙家河村。在此兵分三路：部分人员由温济泽带队去临时总社；刘祖春、林朗等人前往西北野战军总部进行报道工作；其余40多人由范长江率领组成工作队，代号“四大队”，作为党中央机关队伍的一部分，跟随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9]《解放日报》在撤离过程中被迫停刊，从此新华社便肩负起了中共中央机关报、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三项历史重任，成为党中央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重要舆论工具。为党中央做好信息、文章的传递工作，是四大队的主要工作。这个时期，《毛泽东选集》上的不少重要文章，都经过范长江之手而发表。从1947年3月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东渡黄河，再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范长江是惟一跟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走的新闻界人物。他亲眼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指挥三四万人，打败胡宗南二十余万人，亲眼看到他们在窑洞里、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规模巨大、载入世界史册的人民解放战争。[10]
1947年8月28日，总社编辑部发表《锻炼我们的立场与作风》一文，号召开展反“客里空”运动。9月1日，延安新华总社广播题为《纪念“九一” 贯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社论，检查解放区新闻工作过去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弱点，号召全解放区新闻工作者，要加强思想锻炼，提高业务，以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新华社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肯定《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的倡导非常有意义，并分析了出现不真实新闻的根本原因，是新闻工作者的思想和立场有了毛病。9月11日，新华社英语广播开播，播音员为从张家口台调来的魏琳。1948年4月2日，在山西临县蔡家崖村，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阐述了党报的任务和作用，办报方针及风格。晋绥新华总分社的同志参加了这次有意义的活动。[11]
四、西柏坡的新华社总编室
1948年4月，新华社总社由涉县北上，与“四大队”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胜利会师。西柏坡成为党中央的驻地，新华社先后在村附近的陈家峪、韩家峪、盖家峪、胡家庄、郜家庄、窑上、燕尾沟、通家口等11个村庄安设了自己的编辑部，总社驻地在陈家峪村。中央任命胡乔木为新华社总编辑，廖承志仍担任新华社社长。1984年8月，中央决定抽调部分编委和有关编辑部门的部分干部组成一支精干的小编辑部，从陈家峪搬到西柏坡胡乔木住的小院办公，这就是西柏坡中央大院里的新华社总编室。
总编室的位置距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住处只有一二百米。编辑部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分社来稿，编写新闻、评论，并接受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政治指导和业务训练。当时，新华社共有文字广播、口语广播和英文广播等形式，主要稿件都在这里编发。初期许多稿件由刘少奇亲自审阅，后来交由胡乔木审阅，重要稿件须送毛泽东、周恩来审阅。1948年10月2日下午，由《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袁勃率领的记者团来到西柏坡，少奇同志接见了这批记者，并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内容丰富的重要讲话。在此工作的新华社编辑们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见，亲耳听到少奇同志的讲话。[12]这篇全文约8000字的谈话，重心是论述党报与群众的关系，党报要成为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刘少奇指出，看报的人从报上得到材料，得到经验，得到了教训，得到了指导，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就是做好了。少奇同志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4条要求：一要有正确的态度；二要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四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刘少奇强调，“党依靠你们的工作，指导群众，向群众学习。新闻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就很好；做得不好，就要受历史的处罚。”[13]
西柏坡新华社总编室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半年多时间，直到1949年3月新华社迁往北平。西柏坡时期成为新华社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历史时期，为以后新华社迎接全国胜利在政治和组织上作了充分准备。
五、建国前后的新华社
在迎接全国解放、新中国诞生的历史时刻，新华社集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工作于一身，任务繁重，成绩卓著，是新华社史册上光辉的一章。[14]1949年3月25日，新华社总社由河北平山向北平西郊香山迁移。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入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4月24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奉中央之命，在早晨的新闻中对国民党的南京广播电台呼叫，当天晚上8点半以后两台开始对话。男播音员齐越自我介绍道：“我是齐越，整齐的齐，越战越强的越”，齐越正告对方：“你们要等待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不许破坏，不许听信谣言。”从那时起，南京台全部转播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节目，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从此销声匿迹。[15]同日，新华社社论《庆祝南京解放》发表。
1949年6月5日，党中央决定将新华社口语广播部扩充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廖承志，副处长李强。从此广播电台从新华社分离出去。6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改组后的新华社社委会名单，主要负责人有社长胡乔木（兼）、副社长范长江、副社长兼总编辑陈克寒、第一副总编辑吴冷西、第二副总编辑朱穆之。7月1日，新华社增办对国外中文文字广播，每日播发5000字。8月9日，总社在给晋绥总分社的电报中指出：新华分社应和地方报社分开，二者有明确分工并且相互密切配合。[16]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从1949年9月21日开始的。这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成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任命周恩来为国家政务院总理，决定了共和国国徽、国旗图案，决定定都北平，改称北京。这次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后的第一件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为了保证报道的严肃性和准确性，开国盛典的新闻采写发布由新华社统一负责。新华社在这次新闻报道中，充分发挥了国家通讯社的职能，在全国新闻界关于开国盛典的报道中起到了新闻中心的作用。[17]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华社照例承担了对开国大典的重要新闻统一采访和报道的任务，播发李普写的消息《开国大典》和其他消息、图片。
1949年9月26日，新华社总社迁至国会街26号（即今日总社所在地——宣武门西大街57号）办公。10日，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新闻总署，下属办公厅、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国际新闻局、新闻摄影局、北京新闻学校，署长胡乔木，副署长范长江、萨空了。11月，陈克寒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任总编辑，谢冰岩任秘书长。
1950年1月1日，新华社元旦社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发表。1月12日，新闻总署作出全国各报采用新华社稿件的规定。3月，刘少奇指示：新华社成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条件已经成熟，要求新华社在组织上工作上统一起来，改变过去那种分散状态。3月29日，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时新华社总分社有12个，分社共有65个，支社40多个。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新华社派记者随军采访。次年1月，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成立。1950年11月21日至12月2日，新华社第一次全国社务会议在北京召开。社长陈克寒致开幕词《建设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总编辑吴冷西作了《把新华社的报道工作提高一步》的报告。这次会议从思想上、组织上、业务行政管理上完成了新华社的集中统一，它是新华社作为一个真正的国家通讯社的新起点。
注释：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2] 冯健总主编：《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页。
[3] 赵玉明、王福顺主编：《广播电视辞典》，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
[4] 刘云莱：《新华社史话》，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
[5] 宁树藩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页。
[6] 刘云莱：《新华社史话》，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页。
[7] 《新华社六十年》画册编辑组：《新华社六十年》，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8] 张士义：《中国共产党历史简明读本[1921-2011]》，红旗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
[9] 《新华社六十年》画册编辑组：《新华社六十年》，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10] 徐向明：《范长江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306页。
[11] 刘云莱：《新华社史话》，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页。
[12] 陈宗良、杨格婷、王彦红：《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之见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172页。
[13] 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1～510页。
[14] 《新华社六十年》画册编辑组：《新华社六十年》，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15] 李彬、涂鸣华主编：《百年中国新闻人（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16] 刘云莱：《新华社史话》，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17] 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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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1931年11月7日创建于江西瑞金，原称红色中华通讯社（红中社），随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193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称为新华通讯社，并于当年1月25日在延安正式向全国发布新闻。自红中社诞生至今，新华通讯社已经走过80年光辉而漫长的路程。风云际会，波澜壮阔，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壮大，中国革命事业的飞速发展，新华社从瑞金，到延安、到太行山、到西柏坡、到北京，一步步走向世界，目睹、参与、报道这个时代的一个个历史性事件，描绘这个时代及其代表人物的精神风貌，熠熠生辉，蔚为壮观。
一、江西瑞金：红色中华通讯社
隆隆炮声下，红中社与中华苏维埃一同诞生。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大会首日即11月7日，红中社以CSR（即Chinese Soviet Radi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的英文缩写）为呼号，开始了自己的新闻电讯广播。同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其与红中社是同一个组织机构。
作为中华苏维埃的机关通讯社，红中社的发稿内容主要有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文告、宣言以及红军战报、革命根据地建设消息等。每日发稿一二千字。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少量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编印成《参考消息》（曾用名《无线电材料》、《每日电讯》），供中央领导机关参阅。该社重视发展通讯网，曾出版油印的《工农通讯员》刊物，交流业务经验和指导写作。红中社历届负责人有周以栗、王观澜、杨尚昆、李一氓、沙可夫、瞿秋白、任质斌等。[2]红中社时期，建立了抄收电讯、编译、播发等业务，初步积累了在战争环境中因陋就简办通讯社的经验，又称“窑洞通讯社”阶段。
二、延安时期的新华社
1937年1月，《红色中华》报改名《新中华报》，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报、社仍合为一个机构。编辑部随中共中央从志丹县迁至延安城内。红中社改名为新华社后，首任社长是博古（秦邦宪），工作人员有廖承志（负责外电翻译）、向仲华（负责报纸编辑）、李柱南（负责中文译电）。这时，每天播发2000字左右的中文电讯稿，由向仲华和廖承志共同编写。红中社西安分社亦同时更名为新华社西安分社，它是新华社历史上最早的分社。1月25日，新华社最早见报的新闻稿《和平解决有望 前线无大动作 红军力求和平》播发，此稿报道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动态。4月，新华社新闻台成立，台长沈一立。次年6月，新华社全文播发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的口语广播首次播音，呼号XNCR，它是我党创办的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延安台的新闻真实，评论富有战斗性和说服力，在国内外听众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国民党统治区的听众称延安台的广播是“茫茫黑夜中的灯塔”。[3]
1941年5月，党中央决定，新华社编译的参考消息性的《今日新闻》与《新中华报》合并，改出《解放日报》。新华社迁到清凉山，与《解放日报》社在一起，由以博古为首的编委会统一领导。从此，新华社与《解放日报》社密切合作，并肩战斗，直到1947年3月撤出延安为止。
1942年8月，时年21岁的穆青由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调到《解放日报》采通部工作。同年9月，新华社华中分社在江苏阜宁成立，范长江任社长。后苏中分社、浙东分社、淮北分社等相继成立，华中分社改为华中总分社。[4]1942年12月1日，由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合编的《参考消息》第一号出版。当时的《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松在谈到参考报道的重要性时说：“你们的工作是使党中央不出门而知天下事。”
1943年6月，新华社成立电务科，下辖新闻台和通报台。这时新闻台抄收范围，按国家系统分为：中文系——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汪伪中华社电讯；民主系——抄收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合众社及美国新闻处等电讯；轴心系——抄收德国海通社、日本同盟社、意大利斯蒂芬尼社电讯。[5]1944年9月1日，新华社英文文字广播正式开始，英播部由副社长吴文焘负责，我党声音第一次通过自己的通讯社传到海外。年底，英国人林迈可来新华社作英播部顾问，负责英文改稿。1945年8月25日，博古在编委扩大会上宣布编委会名单：博古（社长）、余光生（《解放日报》总编辑）、艾思奇（副总编）、徐健生、曹若茗、吴文焘、陈克寒（新华社副社长）。[6]1946年2月1日，新华社重庆分社成立，社长先后为杨述、宋平、熊复。2月初，北平分社成立，社长是钱俊瑞。2月9日，新华社华中分社创办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在清江市开学，范长江任校长。4月8日，博古乘飞机由重庆返回延安，因飞机迷失方向，在晋西北兴县东南的黑茶山遇难，年仅39岁。4月下旬，南京分社成立，社长先后为宋平、范长江、梅益。5月1日，香港分社成立，社长为乔冠华。7月，廖承志任新华社社长。在此前后，范长江、钱俊瑞、石西民、梅益、徐迈进任副总编辑。
1947年1月，新华社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成立。在此前后，各地前线分社普遍建立。3月14日，廖承志率领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大部分工作人员撤离延安，先到瓦窑堡的史家畔战备点，接着前往太行山区的涉县。3月18日，新华社最后一批人员随党中央机关全部撤出延安。[7]
延安时期是新华社历史上的重要时期——新闻工作的一大批业务骨干，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迅速成长起来，同时培育了新华社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明确了党的新闻工作的一些根本原则，使新闻工作的党性、真实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得到发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艰苦奋斗蔚然成风。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已经成为新华社以及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宝贵财富。
三、跟随党中央转战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转取守势，抽调兵力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在陕北，国民党军队投入胡宗南等部25万人的兵力，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发动进攻。[8]新华社最后一批人员于18日撤出延安后，转移到瓦窑堡地区。社长廖承志随即率领总社大部分人员东渡黄河，前往太行地区创立新的工作点。在此之前，党中央已经向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出指示，立即从当地抽调干部，组织临时总社，接替瓦窑堡的广播。当时调集的主要干部有吴敏、朱穆之、安岗、李庄、左漠野等数十人。留在瓦窑堡地区的新华社工作人员，由副总编辑范长江领导，坚持工作到3月28日。接着，他们连续行军两昼夜，到达清涧县孙家河村。在此兵分三路：部分人员由温济泽带队去临时总社；刘祖春、林朗等人前往西北野战军总部进行报道工作；其余40多人由范长江率领组成工作队，代号“四大队”，作为党中央机关队伍的一部分，跟随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9]《解放日报》在撤离过程中被迫停刊，从此新华社便肩负起了中共中央机关报、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三项历史重任，成为党中央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重要舆论工具。为党中央做好信息、文章的传递工作，是四大队的主要工作。这个时期，《毛泽东选集》上的不少重要文章，都经过范长江之手而发表。从1947年3月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东渡黄河，再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范长江是惟一跟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走的新闻界人物。他亲眼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指挥三四万人，打败胡宗南二十余万人，亲眼看到他们在窑洞里、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规模巨大、载入世界史册的人民解放战争。[10]
1947年8月28日，总社编辑部发表《锻炼我们的立场与作风》一文，号召开展反“客里空”运动。9月1日，延安新华总社广播题为《纪念“九一” 贯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社论，检查解放区新闻工作过去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弱点，号召全解放区新闻工作者，要加强思想锻炼，提高业务，以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新华社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肯定《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的倡导非常有意义，并分析了出现不真实新闻的根本原因，是新闻工作者的思想和立场有了毛病。9月11日，新华社英语广播开播，播音员为从张家口台调来的魏琳。1948年4月2日，在山西临县蔡家崖村，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阐述了党报的任务和作用，办报方针及风格。晋绥新华总分社的同志参加了这次有意义的活动。[11]
四、西柏坡的新华社总编室
1948年4月，新华社总社由涉县北上，与“四大队”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胜利会师。西柏坡成为党中央的驻地，新华社先后在村附近的陈家峪、韩家峪、盖家峪、胡家庄、郜家庄、窑上、燕尾沟、通家口等11个村庄安设了自己的编辑部，总社驻地在陈家峪村。中央任命胡乔木为新华社总编辑，廖承志仍担任新华社社长。1984年8月，中央决定抽调部分编委和有关编辑部门的部分干部组成一支精干的小编辑部，从陈家峪搬到西柏坡胡乔木住的小院办公，这就是西柏坡中央大院里的新华社总编室。
总编室的位置距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住处只有一二百米。编辑部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分社来稿，编写新闻、评论，并接受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政治指导和业务训练。当时，新华社共有文字广播、口语广播和英文广播等形式，主要稿件都在这里编发。初期许多稿件由刘少奇亲自审阅，后来交由胡乔木审阅，重要稿件须送毛泽东、周恩来审阅。1948年10月2日下午，由《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袁勃率领的记者团来到西柏坡，少奇同志接见了这批记者，并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内容丰富的重要讲话。在此工作的新华社编辑们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见，亲耳听到少奇同志的讲话。[12]这篇全文约8000字的谈话，重心是论述党报与群众的关系，党报要成为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刘少奇指出，看报的人从报上得到材料，得到经验，得到了教训，得到了指导，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就是做好了。少奇同志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4条要求：一要有正确的态度；二要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四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刘少奇强调，“党依靠你们的工作，指导群众，向群众学习。新闻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就很好；做得不好，就要受历史的处罚。”[13]
西柏坡新华社总编室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半年多时间，直到1949年3月新华社迁往北平。西柏坡时期成为新华社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历史时期，为以后新华社迎接全国胜利在政治和组织上作了充分准备。
五、建国前后的新华社
在迎接全国解放、新中国诞生的历史时刻，新华社集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工作于一身，任务繁重，成绩卓著，是新华社史册上光辉的一章。[14]1949年3月25日，新华社总社由河北平山向北平西郊香山迁移。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入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4月24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奉中央之命，在早晨的新闻中对国民党的南京广播电台呼叫，当天晚上8点半以后两台开始对话。男播音员齐越自我介绍道：“我是齐越，整齐的齐，越战越强的越”，齐越正告对方：“你们要等待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不许破坏，不许听信谣言。”从那时起，南京台全部转播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节目，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从此销声匿迹。[15]同日，新华社社论《庆祝南京解放》发表。
1949年6月5日，党中央决定将新华社口语广播部扩充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廖承志，副处长李强。从此广播电台从新华社分离出去。6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改组后的新华社社委会名单，主要负责人有社长胡乔木（兼）、副社长范长江、副社长兼总编辑陈克寒、第一副总编辑吴冷西、第二副总编辑朱穆之。7月1日，新华社增办对国外中文文字广播，每日播发5000字。8月9日，总社在给晋绥总分社的电报中指出：新华分社应和地方报社分开，二者有明确分工并且相互密切配合。[16]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从1949年9月21日开始的。这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成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任命周恩来为国家政务院总理，决定了共和国国徽、国旗图案，决定定都北平，改称北京。这次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后的第一件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为了保证报道的严肃性和准确性，开国盛典的新闻采写发布由新华社统一负责。新华社在这次新闻报道中，充分发挥了国家通讯社的职能，在全国新闻界关于开国盛典的报道中起到了新闻中心的作用。[17]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华社照例承担了对开国大典的重要新闻统一采访和报道的任务，播发李普写的消息《开国大典》和其他消息、图片。
1949年9月26日，新华社总社迁至国会街26号（即今日总社所在地——宣武门西大街57号）办公。10日，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新闻总署，下属办公厅、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国际新闻局、新闻摄影局、北京新闻学校，署长胡乔木，副署长范长江、萨空了。11月，陈克寒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任总编辑，谢冰岩任秘书长。
1950年1月1日，新华社元旦社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发表。1月12日，新闻总署作出全国各报采用新华社稿件的规定。3月，刘少奇指示：新华社成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条件已经成熟，要求新华社在组织上工作上统一起来，改变过去那种分散状态。3月29日，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时新华社总分社有12个，分社共有65个，支社40多个。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新华社派记者随军采访。次年1月，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成立。1950年11月21日至12月2日，新华社第一次全国社务会议在北京召开。社长陈克寒致开幕词《建设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总编辑吴冷西作了《把新华社的报道工作提高一步》的报告。这次会议从思想上、组织上、业务行政管理上完成了新华社的集中统一，它是新华社作为一个真正的国家通讯社的新起点。
注释：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2] 冯健总主编：《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页。
[3] 赵玉明、王福顺主编：《广播电视辞典》，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
[4] 刘云莱：《新华社史话》，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
[5] 宁树藩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页。
[6] 刘云莱：《新华社史话》，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页。
[7] 《新华社六十年》画册编辑组：《新华社六十年》，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8] 张士义：《中国共产党历史简明读本[1921-2011]》，红旗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
[9] 《新华社六十年》画册编辑组：《新华社六十年》，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10] 徐向明：《范长江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306页。
[11] 刘云莱：《新华社史话》，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页。
[12] 陈宗良、杨格婷、王彦红：《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之见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172页。
[13] 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1～510页。
[14] 《新华社六十年》画册编辑组：《新华社六十年》，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15] 李彬、涂鸣华主编：《百年中国新闻人（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16] 刘云莱：《新华社史话》，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17] 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3页。
（责任编辑：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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