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怎样才能走向世界——漫谈国际传播
张君昌
  2007年02月15日16:14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一、国际传播的概念延伸

  什么是国际传播?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有人把它等同于对外传播。我国资深外宣专家金初高认为:“国际广播,就其主要特征而言,是一种对外政治宣传工具,是各国为其本国利益对外宣传其政策观点和争取世界人心的有效手段,是意识形态斗争、国际政治斗争的战略性宣传武器。”[1]这是基于对国际广播长期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国际广播,从开始之日便与国际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国际广播最初设立都是出于殖民主义的需要,它面向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并服务于海外侨民。二次大战中,它又被用来为战争服务,对战争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以致让世人充分认识到广播的威力。战后,东西方处于“冷战”时期,苏联为一方,美国为另一方,双方开展“广播战”。[2]

  在国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宣称自己是“惟一向世界各地外国人、海外华人、华侨,以及我国驻外使领馆、公司等机构广播的国家电台。”它以我国人民广播最早开办外语节目的日期——1941年12月3日为起始,这一天通常被认为是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的诞生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创办60多年来,一直以为全世界人民服务为宗旨,为各国听众服务,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沟通和友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3]可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凭借以往的经验判断:国际广播就是对外广播,对外报道就是国际传播。也就无怪乎将国际广播电台视为“外宣”媒体了。

  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冷战”中的一极不复存在,两大阵营之间的“广播战”偃旗息鼓。这一新时期,恰逢世界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推动信息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扮演特殊角色。作为一种资源,信息渗透到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使原有国家力量的内涵与强度发生改变,信息、舆论、文化等软性资源成为构成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几乎每个人都置身于大众传媒所编织的巨大信息网络之中,可以迅速分享共同的资源。[4]这一时期,国际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受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影响,不仅催生出超越国家而存在的全球性媒体,也在传统的“对外宣传”和“外国信息说”之上嫁接出第三种形式——世界新闻,即面向全球的新闻。

  随着国际传播由过去单纯地由国家控制向由国家和商业机构双重控制的转变,国际传播的内容出现由“宣传型”向“新闻型”回归,由“硬新闻”向“软新闻”拓展的态势,呈现时事、经济和娱乐三元并举的局面。[5]仍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例,它在把有关中国的新闻向国外播发的同时,还播发或转发从世界各地采制的国际新闻,同时还向国内受众提供“来自国外的消息”,并且直接办有面向国内的中文报纸《世界新闻报》和娱乐杂志《国际广播影视》。显然,它已经不是单纯的“外宣”媒体。

  时代的变化,要求我们更新观念,补齐理论研究的缺位。国际传播到底是什么?在传播学中,传播被定义为信息的交流与分享。国际传播就是跨国界、跨民族的信息交流与分享。它包括的形式极其广泛:①书籍、报刊、杂志等印刷媒体;②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③卫星电视、网络等新媒体;④电影、录像带等音像媒体;⑤邮件、电话等电信媒体;⑥跨国旅游、留学和移民;⑦跨国宗教活动、文艺演出、展览、体育赛事;⑧外交、军事活动及国际会议。有学者将上述形式概括为国际间的大众传播(如①~④)、国际间的人际传播(如⑤~⑦)和国际间的组织传播(如⑧)三种渠道。[6] 国际传播的研究对象不可能囊括林林总总的传播现象,我们研究的重点是大众传媒给当代社会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因此,国际传播可以界定为由大众传媒支持、具有全球化视点,供不同国家和地区交流与共享的信息的流动。

  二、国际传播的定位特征

  虽然当代国际传播呈现多元并举的局面,但是传递新闻依然是它最基本的或者最重要的职能,国际传播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新闻传播的属性。新闻性、全球性、跨文化性和大众传播性是国际传播最主要的特征。它要求所传播的新闻事实具有国际认知水平,传播的价值取向代表人类的共同利益,传播的目的在于加强不同文化体系间的沟通和理解,传播的方式通过全球性媒体进行,并能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响应。

  1.新闻性。毫无疑问,只有具备新闻价值的内容才有传播意义,抛开新闻性,国际传播便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在国际传播的语境下,新闻性中的迅及性、直观性和真实性特征得到凸显。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快速,竭力抢在对象国报道之前播出,以求产生“先声夺人”的效果;二是全面,遇到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突发事件或敏感问题,以大密度的信息反映事态发展,塑造公正的“信息提供者”的形象,以连续性、多角度、大密度形成压倒性的传播优势;三是平衡,在报道者价值体系内有限度地既报“喜”又报“忧”,并且把新闻和评论分开,新闻只讲事实,评论才加观点,给受众造成客观、真实、可信的印象。在国际传播由“宣传型”向“新闻型”回归的过程中,加强对新闻敏感、真实性原则和新闻规律的认识很有必要。

  2.全球性。全球性要求国际传播具有全球意识,以全球化视点报道变化着的世界。所谓媒体全球化,“就是24小时相互联系的、极度活跃的、剥夺睡眠机会的、并受电子邮件推动的世界”。[7]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促使那些拥有比国家利益更大的利益集团的纷纷兴起。这些集体正在形成全球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的作用将会逐步削弱,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庞大,具备了民族国家的某些特点。[8]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信息全球化正在把地球压缩成一个“部落”,媒体组织在这中间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与跨国公司相伴而生,国际上出现一批实力强大的跨国传媒集团,它们可能不属于任何国家,但有着共同的商业利益和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全球性媒体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它们更加重视在全球范围采集具有国际认知水平的新闻,并且雇佣更多的外国记者以图实现国际新闻在对象国和地区的本土化。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信息全球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当前,国家在国际传播中的主体作用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主权国家越来越重视对信息的控制、整理和传送,并且将其视为综合国力的象征。[9]这是因为国家主体是国际事务信息的主要制造者和发布者,在国际事务上享有绝对的话语权。跨国传媒集团从根本上说“无法摆脱对国际事务的决策行为者即国家的依赖。”[10]正如赵启正所言:“新闻与一个国家的利益、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乃至价值观密不可分,因此,媒体的发展必须同一个国家的国情相适应……在定义不清的前提下,提媒体全球化是危险的。”[11]因此,现阶段,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全球化一词隐匿下的意识形态观念给予高度重视。

  3.跨文化性。新闻具有文化属性,因而国际传播必然带有跨文化交流的特征。跨文化交流是指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及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而这一切又会影响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在国际传播中,如果缺乏对传播对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本方的价值尺度去评判他方的行为,常常会引发歧义、曲解,甚至造成冲突。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传播不以加重这种碰撞与冲突为目的,而是为相互间的沟通和理解提供渠道,以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协调发展。基于跨文化性的国际传播,应当既具有国际化的开放品格,又尊重文化的独立性,体现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有机结合;应当坚持推行非垄断的市场原则,使文化发达与不发达造成的传播落差得到有效的校正;应当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任何全球性媒体在批评对方的时候,应自动给予受指责一方等量的答复权,形成范围不同、层次有别的国家间的“公共论坛”,[12]以保证舆论的平衡和公正。

  事实上,任何从事跨国界传播的全球性媒体,都不可能真正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文化,成为“无国籍”的“世界公民”。一向标榜自己是全球的、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的CNN国际频道,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它是美国媒体,相对于东方国家来说它是西方媒体,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是发达国家媒体。任何媒体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独立生存,而且传受双方均处于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使得在许多情况下,对国际事务的评价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标准。[13]因此,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沟通与理解将会长期共存。

  4.大众传播性。国际传播要依靠跨国界的大众传媒进行,因而无疑会具有大众传播性。当代大众传播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范围无远弗届,传播方式正由媒体“推送”变为受众“拉取”。由于因特网加盟传播领域,国际传播面对传播对象广泛性、多层次、跨文化和隐蔽性的同时,还要根据全球化和受众群体细分的趋势,增加互动性和多元化内容,比如个人节目定制、即时发送反馈、电子公共论坛等,学会与不同立场和文化背景的受众对话,发挥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与此同时,要更新观念,自觉把本国的国际传播纳入世界传播体系中思考问题,在参与国际传播竞争的时候,学会和掌握国际通用语系和行为规范,借鉴一切先进的媒体运营和管理经验,做到在保护本国的传播主权和传播资源的同时,促进国际传播格局的平衡发展。

  三、国际传播的内在语征

  国际传播属于大众传播的重要领域,它所使用的语言首先要符合大众传播的共性:①语言干净、利落,在第一时间迅速完成;②语言新颖别致,能激发受众兴趣;③对异常、轰动性事件反应灵敏,善于捕捉与人们生活和利益紧密相关的信息;④对事实的选择和信息加工要全面客观。同时,它也有其个性。如前所述,全球性和跨文化性就属于国际传播的个性范畴。把握国际传播的内在语征,关键在于对其个性的认识和由此引发的观念转变。

  传统的国际传播理论,主要是基于对外宣传的认识,因而十分强调“内外有别”。但是在全球化语境下,这一认识受到严重挑战。由于信息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传播环境和接收条件,传统意义上的“对内”与“对外”的界限已经模糊。曾以《谁来养活中国人》一书汇入“中国威胁论”逆流的布朗声称,他的主要素材完全来自中国传媒公诸于众的数据。[14]考察CNN的涉华报道,对于发生在中国境内的重大新闻,它往往同时选用央视一套和四套的画面,并未因为四套是国际频道而专门选择它的讯号。[1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冷战结束后,虽然“冷战思维”依然延续,但各国都开始注意改变以往国际传播中强硬的政治立场,开始淡化政治色彩。除在重大军事、外交报道中亮明其为本国政治服务的立场外,一般性的时事报道均标榜客观中立的态度,以显示其跨越国界的全球性立场。同时,由于媒体所有权的多元化,管理体制的多样化和高新科技的迅速应用,为以往地区性的商业传播搞跨国传播创造了充分必要条件。在利润的驱使下,商业传媒更加注重提供社会性、娱乐性内容,以增强其面对跨文化传播所需要的通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以往国际传播的内容日趋多样化、来源多元化和选材平衡化。

  鉴于对内媒体与对外媒体的传统界限已被冲破,传统的“内外有别”的观念需要适时调整。其最根本的观念调整是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摒弃“宣传语言”,使用“新闻语言”。对此,只有对内、对外报道贯通联动起来,才能形成传播合力。

  我们从学理上剖解一下“宣传”与“新闻”的异同。首先,应当看到二者的同源相关性,即新闻脱胎于宣传活动,二者都属于传播范畴,都需要借助媒体实现,都需要使用语言符号。这些相关性容易把二者混为一谈。但是,这些只是表象,其内核及方法、目标不尽相同,深入研究就可以发现二者的差异。新闻是正在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只有具有新闻价值的新近变动的事实才能成为新闻,它不在于传者的主观意图而存在,而在于事实本身的客观性和受众需要的迫切程度。而宣传是指“对群众说明讲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16]它通过“阐述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争取特定对象达到既定目的的活动方式,在阶级社会里,通常是一定的党派、团体进行政治思想斗争的重要手段。”[17]可见,宣传是政党、集团或个人利用媒体传播自己的观点、主张,以达到影响和控制他人意识和行为的社会活动。宣传可以借助新闻、文艺、美术、影视、演说、展览等多种手段进行,但这些手段并不因为被用于宣传而失去其自身的特质。一些新闻可以有宣传价值,但有宣传价值的并不一定都是新闻。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宣传重理念,新闻重事实。宣传中所选用的事实,是为其彰显观点、主张服务的,而不在乎这些事实是历史事实还是现实事实,是罕见事实还是普遍事实;而新闻传播以事实为第一性,不以传者的好恶做取舍。换言之,宣传侧重传播理念,而新闻重在传播事实。

  2.宣传重时机,新闻重时效。为获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宣传常常把握最佳发布时机,并伴随着“旧闻”和“不闻”;而新闻是“易碎品”,追求报道的迅速及时。

  3.宣传重口号,新闻重信息。宣传在一定时期要提出富于鼓舞性的口号,比如“同心协力,抗击非典”;而新闻讲究单位时间信息量的有效传播。

  4.宣传重说服,新闻重服务。宣传以对我方有利为原则,目的在于让受众心服口服,按宣传者的意图行事;而新闻要考虑受众需求,要不断地提供各种信息,以利于受众自己作出选择和判断。

  5.宣传可重复,新闻讲新意。宣传可以按照预设的内容和目标反复进行,新事旧事不论,在重复中加深印象;而新闻要求内容新颖,最忌老生常谈。

  6.宣传讲重点,新闻要平衡。宣传在一定时期都设有重点,带有强烈的指向性和功利性;而新闻讲究全面、客观、详实,力图描绘社会的完整图景。

  总之,要清醒认识新闻与宣传二者的异同,在国际报道中以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两把“尺子”决定内容的扬弃,优先传播既有新闻价值又有宣传价值的题材,把没有新闻价值的内容挡在传播门外;[18]变政治宣传为信息传播,变灌输性为亲和性。在达到既定传播目标的同时,增强中国传媒的吸引力,树立中国传媒的国际新形象。

  四、国际传播的原则要求

  国际传播,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跨文化传播。面对千差万别的外国受众,不可能只提供千篇一律的报道,而要对症下药,“外外有别”。西方通讯社每天播发的对外稿件,往往针对不同对象地区提供不同的版本。比如,美国《读者文摘》刊载的《秦始皇的兵马俑》,其英文版开头把兵马俑和古希腊神话作对比,这对熟悉古希腊神话的英语国家读者很有吸引力;日文版导语则改为介绍古代长安和秦陵的位置,很适合日本人阅读,因为他们知道古长安和秦始皇,而不太了解古希腊。[19]文化差异制约着文化交流的有效进行,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实际上就是克服文化差异的过程。

  国际传播中影响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主要有三个:一是传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事物的判断往往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而这会影响到对新闻事件的取舍和报道中的态度;二是传播过程中会因为语言、文化习惯不同,带来表现方式和风格的不同,从而造成认知上的偏差;三是受者接收心理的差异,也会带来主观评价的多义性。在2002年举办的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研讨会上,在论及“如何解释美国对中国报道的缺点时”,报告者认为主要是“缺乏中国语言和文化知识”,并由此导致他们忽略事件的关键性因素,误解甚至曲解事件真相。台湾海峡危机就是一例:中国政府以中美联合公报为基础用阐述性语言发表官方声明,对美方给李登辉入境签证表示反对,并简述中国对台立场。而美国人很少能从措词中领会完整含义。由于文化差异,许多通用词汇在不同国度会有不同理解。比如,“鹤”在中国是长寿的象征,在日本把它看作是幸福,而在英国它被视为一种丑陋的鸟,在法国则变为懒汉和淫妇的代名词。[20]方言俚语往往构成理解上的更大障碍,俄罗斯人常讲“用肥皂洗某人的脖子”,直译过来很难懂,其实是“狠剋某人”的意思;西班牙人聊天会不时冒出一句“我有个会弹吉它的姨妈”,不明真意的外国人可能就势夸奖一番他的姨妈,其实他在嘲笑刚才说话的人讲得毫无价值——“这也值得说吗?”文化是由一系列象征符号构成的系统,人们凭借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来判断社会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实现沟通和交流。在美国,就是否能够焚烧国旗问题一直存有争议。美国国旗是国家的象征,代表着美国式民主自由。有人认为烧国旗意味着对国旗象征意义的态度,是对自由的毁灭;有人则认为它恰恰代表着自由精神的发扬,体现国旗象征意义赋予公民的权力。[21]看来,没有一种文化能够在所有人面前产生同一种理解,也没有一个人能够适应同一种文化的所有方面。

  要建立一套适合全球的话语体系是十分困难的。任何国际传播都承担着弘扬本民族文化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双重责任,同时还要克服传播的消极因素。目前,国际传媒通常采取两种态势,一方面加速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以其突出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感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实行本土化的传播版图扩张策略,不但内容本土化,合作伙伴也实行本土化,[22]针对不同地区的受众特点,提供不同形态、不同面孔、不同包装的内容产品,以符合接收者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心理。

  五、国际传播的本体特质

  国际传播具有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传播的特殊性,其涉及的内容和对象往往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相关,尽管在平常状况下大多采取淡化立场、软化包装的方式,但对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因素决不可掉以轻心。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给美国之音提出六大任务:①对抗共产党和极权国家;②鼓动美国式新闻自由;③输出美国的价值观;④提供广泛的学习机会;⑤向全球解释美国的政策;⑥为美国的文化、贸易、旅游服务。[23]在重大外交事务中,美国主流媒体都是扮演政府代言人的角色。比如,1999年5月8日发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袭击我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美国政府说是“误炸”,美国各媒体便众口一词皆言“误炸”,还迅速将公众视线引向“中国学生用石头砸美国使馆”等旁枝末节上去,企图混淆视听。又如,“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总统发表公开讲话,把袭击事件定性为对民主自由的攻击:“美利坚之所以成为攻击的目标,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亮的自由和机遇的灯塔。”随后美国媒体几乎一致地认为,袭击是对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为代表的人类社会的挑战。[24]而极少有人去检讨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误,从而承担了“媒体外交”的任务。

  美国媒体在报道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时,习惯用“一堆零碎而又尖锐的玻璃碴”来构筑对方的形象。比如,在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现场播音员对中国代表团作了这样的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为全世界的1/5,中国的经济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一个经济强国都希望在那个巨大的、潜在的市场占一席之地。但是,中国存在人权问题、版权问题以及对台湾构成威胁问题……自1984年重新参加奥运会以来,他们在体育运动方面表现得极其出色,发展成一个很强的体育大国。但也存在一些怀疑,尤其是对于田径运动员和女子游泳运动员,他们可能使用提高成绩的药物。虽然在巴塞罗那一个也没有被查出,但在那以后,有几个被查出了”。[25]本来是一则体育报道,却添加了政治偏见内容,难怪其遭到海外华人的抗议。理想化的国际传播秩序应当具备三个特点:一是来源多样性,信源不能为少数国家垄断;二是流动均衡性,不应该长期单向流动;三是内容可靠性,不应在事实中夹杂偏见。我国应当本着这样的目标发展国际传播,在全面报道中国和世界的过程中,塑造“一个历史悠久、不断进步、爱好和平的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形象。在报道中要讲究全面性、准确性和针对性,包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以求扭转被西方媒体歪曲的形象。在报道本国事物时,既不夸大其辞,以免给持“中国威胁论”者提供口实;又不妄自菲薄,让人觉得软弱可欺,给“中国崩溃论”提供佐证。[26]使之有利于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动地位,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世界力量组合和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的基本状况。在和平中谋求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为此,我国将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维护世界多样性,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秩序。我国的国际报道当然要服务于这个大局。要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国际报道的规律,增强报道的时效性和客观性;权衡利弊得失要立足全局,立足长远,既不要把暂时的、局部的利益当作永恒的、整体的利益;也不要把暂时的、局部的弊害视为永恒的、整体的弊害;摈弃专业术语和“麦迪逊大街文风”,即不使用枯涩难懂的名词和“行话”,不堆砌华丽词藻,不卖弄腔调。要研究海外受众的需求和口味,报道中国的最新变化要快,反映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投资现状要准,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和旅游资源要全;不但要让世界听得到中国的声音,更要让世界听得懂中国的声音,还要让世界听到想听的来自中国的声音。即在全球化语境下,用世界通用语言报道世界。总之,我们要坚持用实践第一的观点创新国际传播理论,使之“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27]加快数字化、网络化和卫星直播技术的应用,整合优化资源,提高中国传媒信息生产加工能力和传播覆盖能力,增强媒体产业在世界上的公信力和竞争力,使之成为制衡国际舆论的重要一极。

  注释:

  [1]金初高:《当代世界传播研究》,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2]丛英民主编:《国际广播发展趋势研究》,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

  [3]同上,第205~206页。

  [4]刘继南等:《国际广播与国家形象》,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5]蔡帼芬等主编:《国际新闻与跨文化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107页。

  [6]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1页。

  [7]丹尼尔?耶金:《一个时髦词的诞生》,载《新闻周刊》(美)1999年第2期。

  [8]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26~427页。

  [9]蔡帼芬等主编:《国际新闻与跨文化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0]杨伟芬主编:《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11]赵启正:《亚洲国家要建立自己强大的媒体》,发表于2002年亚洲博鳌论坛。

  [12]单波:《浅议跨文化新闻传播》,载《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

  [13]杨伟芬主编:《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14]同上,第16页。

  [15]蔡帼芬等主编:《国际新闻与跨文化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16]《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23页。

  [17]余家宏等编:《新闻学简明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

  [18]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长征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

  [19]翟树耀:《对外宣传报道与英语写作》,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

  [20]毕一鸣:《全球化浪潮促进的现代媒介环境》,载《现代传播》2003年第2期。

  [21]布拉德福德 ‘J’ 霍尔:《跨越文化障碍——文化的挑战》,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22]毕一鸣:《全球化浪潮促进的现代媒介环境》,载《现代传播》2003年第2期。

  [23]杰弗里?科恩:《冷战后美国之音的六大任务》,载《世界广播电视参考》1996年第9期。

  [24]刘继南等:《国际广播与国家形象》,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25]李希光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26]刘继南等:《国际广播与国家形象》,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页。

  [27]《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文章最终内容以《北方传媒研究》2006年第6期为主)
 

来源:人民网--北方传媒研究 (责任编辑: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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