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美国奥运深度报道

　　2007年10月，《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记者思科特·普莱斯（Scott Price）到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演讲。笔者正在该学院做访问学者，听了普莱斯的演讲并在会后与他交谈了半个小时，得知他前不久去中国采访并发表了长篇报道《奥运中国》（Olympic China）后立即产生与他一起以该报道为例探讨奥运深度报道相关问题的想法，他也表示很愿意与中国同行分享他的报道心得。笔者在11月中旬通过电子邮件给普莱斯发出问题，没想到24小时内就收到了答案。阅读这些答案时笔者感觉有的答案多少出乎预料，而这篇专访不仅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深度报道，也能帮助中国体育记者了解美国同行的思维方式。

　　报道深度：透过体育看社会

　　钟新：首先，请您根据自己的理解给深度报道一个简要的定义。

　　普莱斯：深度报道需要对一个选题做很多采访，需要采集所有相关文献，需要采访每个可能找到的人，以便更充分地理解调查对象。如果要探索的选题是一个问题，问题的所有方面都要考虑到并且努力去研究。如果报道人物，你需要尽可能和认识他的每一个人交谈。调查研究的过程往往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而每一步、每次采访、每一点新信息都有助于最终理解所报道的问题和人物。

　　钟新：您用什么指标把深度报道与其他报道区分开来？报道的长度？报道面？报道所探究问题的深度？哪些指标更重要？

　　普莱斯：没有一定之规。所有指标在某种程度上都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记者所能获得的对问题了解的深度。记者有时候花几个星期或者几年去探索一个问题或者人物，而所有花费的时间和劳动有时候凝炼为一页的内容，有时候可以写成一本书。报道对象决定报道的形式和深度。

　　钟新：我读了您2007年8月7日发表在《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上长达11页的报道《奥运中国》（Olympic China）。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您想告诉读者什么？我认为，无论写多长的文章，记者都应该能用一句话说出自己的报道意图。

　　普莱斯：我想要读者尤其是对中国了解不多的美国读者第一次获得美国人访问中国的体验，并且第一次感受到中国体育机制。我同意你的观点。

　　钟新：作为一名中国读者，我从您的报道中得到的一个讯息是，中国传统体育体制正面临市场经济的挑战，体育业内精英如于芬、体育学界专家如任海、体育代理人如大海（音）、卢昊（音）显然已经意识到旧体制与新环境的冲突，并开始致力于为职业运动员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在您的报道中，前马拉松运动员艾冬梅“除了跑步之外没有多少技能，去年在街上卖童装，并将她的奖牌放到网上售卖”。前国家队教练于芬“意识到现有的体制不仅培养了奥运会冠军而且制造了除了跳水以外没有别的技能的退役运动员，因而，她在清华大学创建的跳水项目不仅强调游泳池的训练而且强调教室里的学习”。在文章的结尾，您写道：“至少，中国明年将迎来一个清晨。”这个句子很有象征意味。我的理解是，中国体育体制必须直面市场经济的挑战并做相应的改变。我的解读是您预期的吗？您希望读者如何理解您的意思？

　　普莱斯：非常正确。那正是我的报道想传达的主要讯息之一。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既有字面上的意义，也有象征意义。我想说的是，北京奥运尤其是2008年将为中国迎来一个新时代。当然，我们有很多理由持乐观态度，不过，新的一天总是会带来没人能够预测的新挑战。是的，我相信，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正在经历市场力量与体制力量的较量。一个大的问题是：谁将赢得这场较量？市场还是体制？体制目前起主导作用。但我还相信，市场最终将成为难以阻挡的力量。奥运会可能标志体制力量的最高峰。至于你对我文章的理解和诠释，这不是我能掌控的。由于需求、观点、情感和期待的差异，每个人对文章的关注点都不一样。我只能根据我所见、所理解的来写报道。我希望文章的结尾预示着曙光。

　　钟新：您的文章可以归入体育报道类，但不是报道体育赛事本身。文章探讨了体育体制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如幸运数字，可以说是从体制、政治、经济和文化视角报道体育。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深度报道。您认为呢？

　　普莱斯：对我来说是典型的。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我喜欢做的报道就是这样：用体育去理解和诠释体育所在的社会。这是深度报道，但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典型的。

　　钟新：您告诉我说您2008年将被派到北京报道奥运会。您是否打算继续做中国体育深度报道呢？

　　普莱斯：我将尽可能多地报道北京奥运会。因此，我旅行、采访和写作。

　　采访目标：理解报道主题、捕捉独特话语与细节

　　钟新：从文章看，您为《奥运中国》这篇文章至少采访了10个人并且引用了他们的话。您为该报道总共采访了多少人？

　　普莱斯：我大概采访了35-40人，包括运动员、学者、教练、体育记者、学者、工人、出租车司机、饭店招待员、街头路人。他们都努力帮助我理解报道主题。

　　钟新：中国有很多奥运会冠军，但您主要写了郭晶晶、田亮和刘翔。是因为他们有名气、美国读者知道他们，可以让您的报道吸引更多注意力吗？

　　普莱斯：他们在美国都不出名。我采访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理由，因为我感觉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直接反映了中国体育体制以及中国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

　　钟新：在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演讲的时候，您说直接引语就像润滑油，必须具有启迪性、独特性、新颖性，必须提供情感或者信息并且能将故事向前推进。在《奥运中国》里，哪个引语是您最喜欢的？为什么？

　　普莱斯：我最喜欢的引语是田亮形容他职业运动生涯结束的原因：“很难说是谋杀还是自杀。”这句话很具有戏剧性，有点幽默，也有点伤感。这句话让一个成功而富有的运动员突然变得非常非常像个普通人。

　　钟新：您最终没有机会面访刘翔。但您还是引用了他在另外一个场合说的话：

　　“我真的无能为力，”他5月在纽约市参加Reebok Grand活动期间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时回答中国学生的问题时说，“运动员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能放松。”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笑着说：“我该怎么办？你能告诉我吗？”

　　您这样做是因为引语非常重要，您无论如何都想让他在您的文章里“开口”说话吗？

　　普莱斯：我引用刘翔的话是因为他说的话以及他当时说话的方式能够让读者看到刘翔通常不容易展示的方面。他在请求帮助。你能经常听到他求人帮助吗？

　　钟新：深度报道也应该是个有趣的故事。严肃的问题透过有趣的叙述和描写来探讨。因此，细节也应该具有润滑油的功能。您这样描写郭晶晶：“她左腕戴着镶钻手镯，右手腕戴的是金表，肩上挎的是Christian Dior的包。”您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细节呢？

　　普莱斯：我选择这些细节是因为它们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表达了市场对中国运动员个人的影响，而且显示中国运动员与西方运动员的穿戴是多么相似。

　　钟新：您采访了为鸟巢工作的工人并且去看了工人的宿舍。您描写道：你来到426房间，看到12个人一个宿舍，床都依墙而设，床垫是胶合板，一周工作7天63小时，收入50美元。 “能到鸟巢来工作真是很大的惊喜，”在鸟巢工作了两年半的钢筋工唐勇刚（音）说，“我简直不 敢相信能有这样的机会。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工作。”您想通过这一段告诉读者什么呢？

　　普莱斯：我想让读者对工人有一点感性认识，了解一些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感受。细节越多越好。

　　钟新：您说您不喜欢在采访的时候低头记笔记，而喜欢用录音机记录采访全过程。您说，尽管整理录音有点琐碎单调，但录音能将你带回到采访情景中并刺激你进一步思考报道。您为《奥运中国》采访做了多少小时的录音？您为这篇报道总共花费了多少天？

　　普莱斯：我花了15天采访，然后用10天写报道。

　　钟新：您在采访不能说英语的体育明星或者官员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语言障碍是很大的问题吗?一些中国记者也将采访国外的不能说汉语的体育明星、教练和官员。您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普莱斯：语言障碍是个特别巨大的问题，但是没有办法。语言文化把我们区别开来。我建议中国记者在需要翻译的时候，一定找一个你能特别信赖的好翻译，他能将谈话的内容和语气等采访当时的情况，原原本本准确地传达给你。翻译能造就也能毁掉这类需要依靠翻译的采访。我很幸运这次中国之行有个非常棒的翻译。

　　写作态度：你有义务做到公平

　　钟新：悲观者倾向于看到问题而乐观者倾向于看到希望。关于中国，您是哪种态度？

　　普莱斯：我有理由对中国保持乐观与悲观兼有的态度。这就是中国令人着迷的原因。

　　钟新：记者在报道中有时很难克服自己的偏见。您在报道奥运中国时有什么偏见吗？

　　普莱斯：我没有偏见。我对中国有先入之见，但绝大部分对中国的先入之见在我到达这个国家十分钟后就消失了。在那以后，我只是想如何沉下去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体育。

　　钟新：平衡报道通常体现为让矛盾双方都有表达机会。平衡报道对于客观报道非常重要，而这是西方记者的重要报道原则。在《奥运中国》里，您写道：“田坚持说跳水队从来没有限制运动员商业活动的任何规定。他说，他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警告提醒他踩在危险地带。周否认这种说法，并说队里的规定很清楚，是田在‘找借口’”。这算是平衡报道吗？

　　普莱斯：我认为这是平衡报道。不过，我相信，“客观报道”的观点是一种谎言。没人能做到“客观”。记者看到的一切都是经过他的主观意识过滤的。作为记者，你有义务做到公平并且在试图理解你的报道对象时尽可能消除先入之见。

　　钟新：您在文章中大量使用了第二人称“你”，实际是叙述记者您自己的行为，如“您开车回到自己住的酒店”。为什么用第二人称而不是第一人称呢？

　　普莱斯：我使用第二人称，因为我想让读者感到好像他跟我同时在经历这一切。我想第二人称更加贴近读者。有人觉得这种写作方法不好，但我感觉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钟新：您上次对我说，雅典奥运会是回顾历史而北京奥运会是展望未来，而且北京奥运会应该是1972年奥运会以来最重要的一届奥运会，也是未来10-20年内最重要的奥运会，因为全世界和中国都处于转型期。北京奥运会的重要性也可以通过媒体的报道来衡量。《体育画报》计划明年派多少记者到中国报道奥运会？大概准备用多少版面报道？

　　普莱斯：我想《体育画报》将派大约15-20人到中国报道奥运会。目前不可能知道将用多少版面专门做北京奥运会。没有人现在能说得清楚整个奥运会需要多少版面去报道。

　　钟新：有没有什么重要的问题我没有想到，但对奥运深度报道非常重要的？

　　普莱斯：我的深度报道方法非常简单，阅读跟报道对象有关的每一份材料，采访跟报道对象相关的每一个人。观察所报道人物的言语、行动，甚至休息时的状态，记录下这一切。保持最大限度的公正。找到必要的方方面面。决定报道的核心思想。全身心投入地写作就像你的生命需要依赖它。明白报道的责任人是你而不是你所报道的人。告诉读者你所看见的。

　　思科特·普莱斯个人资料：

　　思科特·普莱斯自1994年起担任《体育画报》的高级记者。在这之前，他担任迈阿密先驱报（The Miami Herald）和萨克里门托蜜蜂报（The Sacramento Bee）的专栏和特稿作者。报道过包括夏奥会和冬奥会在内的六届奥运会，报道过中国、法国、利比里亚、哥伦比亚和日本的体育。他的作品三次被选入年度系列“美国体育报道佳作选”（Best American Sports Writing）。 他是两本书的作者：《追着菲德尔投球：古巴体育腹地之旅》（Pitching Around Fidel：A Journey into the Heart of Cuban Sports）；《在远方：体育写作之旅》（Far Afield： A Sportswriting Odyssey）。

　　（钟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人文奥运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