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对: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一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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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3月04日10:40 来源:人民网--《新闻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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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校对工作20年,校对工作给我带来苦与乐。总结其中,苦乐有之,但乐在其中,其乐无穷。这20年也是我对校对工作的认识过程。刚从事校对工作时,很粗浅地认为校对工作只是简单的对对稿而已。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才真正理解了“校对”二字有着很深的含义。
校对的历史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学者刘向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引自《校对业务基础》)。从有校对工作开始至今,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但每个历史时期都对校对工作非常重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文化出版事业十分重视,出版社、报社、杂志社都专门设立了校对部门,培训了大批专业校对人员。并制定了《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规定的校次不能任意减少。因此,出版发行的大量书刊,校对质量大为改观。如《毛泽东选集》校对到了不错一字、一个标点符号的完美境地。校对历史的演变,无不同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它是文化出版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图书和报刊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阵地。出版物的质量,首先是它的思想内容。但是思想内容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的。如果校对工作中有了差错,好的思想内容用文字印出来时就会变了样子,轻则文字标点混乱,令人难以读懂,莫名其妙;严重的还会闹出笑话或造成政治性差错,产生很坏的影响。在出版工作中,校对是整个出版工作的重要一环。如果校对工作中出现差错,就会导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后果。列宁同志非常重视校对工作,他说:“最重要的出版条件是:保证校对得好。做不到这一点,根本用不着出版。”(《列宁全集》第37卷第154页)。毛泽东同志也十分重视校对工作,1938年6月27日,《论持久战》一文印行之前,他亲自作了校对,并给出版科的同志写信说:“都校了,第三部分请再送来看一次。”“第一第二部分请你们过细作最后校对,勿使有错。”1941年在延安出版《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时,曾在原稿上端作了批示:“请嘱同志们好好排,好好校对……保证一字不错。”鲁迅先生不仅重视校对,而且经常一丝不苟地亲自做校对工作。他认为做好校对是使一本书籍精美和完善的条件之一(引自《校对业务基础》)。可见校对工作在出版行业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新闻校对与书刊校对有着很大的区别。新闻校对内容涉及面广,包罗万象,每天的内容都不同,它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文章涉及消息、通讯、评论、散文、杂文、诗歌、图片等诸多方面。报纸的政治性、时效性非常强,且出版时间短,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所规定的校次。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又不能出现见报差错。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1996年9月26日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一卷)这一精辟论述充分说明了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性,党的新闻工作者所肩负的工作的艰巨性,说明了党的新闻工作责任重于泰山,也说明校对在新闻出版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北京日报是党报,党的喉舌,是把我们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传达给广大读者的舆论工具。校对工作是北京日报印刷之前的最后一环,也是保证报纸出版质量的关键一环。而校对工作人员就是担负“把好最后一关”这个特殊使命的人。党报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校对工作人员要有“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政治意识还体现在责任心强,有甘当无名英雄的奉献精神。有了这种思想境界,才会热爱校对这项无名无利的平凡工作,才会有钻研业务的积极性,才能不断提高文字水平,扩大知识面。
但是光有良好的愿望是做不好校对工作的,有位同行说,校对工作入门容易,登堂难,入室更难。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没有稳定正常的发挥,如何能经历排除重大差错的考验。清末张之洞在《书目答问》所附《劝刻书说》中说:“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延聘通人”的意思,就是延聘学问渊博的人从事选书、校勘(引自《出版专业基础知识》)。合格的校对人员应具备发现原稿中的疏漏和错误的“校是非”能力,对于原稿中有疑问的必须有理有据地提出,与编辑商榷或请示带班的同志,这对于搞好校对工作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报纸的版面也大大扩展,同时专副刊的版面也大幅增加,其涉及内容更广,如政治、经济、科技、法律、文学、艺术、体育等等。这就使校对工作不能只限于纠正文字差错,而且还要纠正文章中出现的各种基本常识和专业知识的错误。因此现在的校对工作已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校异同”和“校是非”层面上,校对也要与时俱进。现在的核对人员应是编辑的得力助手,编辑工作的延伸与补充。
校对人员自身的知识结构对其能否很好地完成工作起着关键的作用。报纸的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大到时事政治,小到柴米油盐,校对人员必须集百科知识于一身,应成为一个“杂家”,成为一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都懂一点的“万事通”。作为校对人员平时要多读书、读好书,在学习中掌握各方面知识,开阔视野、积累经验,使知识面不断丰富和充实,并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用不同的思路去思考、挖掘差错,堵住原稿的差错,才能敢于和善于在“鸡蛋里边挑骨头”,才能做到“善疑、勤查、多思、慎改”。
多年的校对工作我体会最深的是,掌握的知识越多,工作起来越得心应手,越精益求精。校对人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重复着常人看似简单甚至是枯燥的工作,但是我们所负责的版面的内容每天都是不同的,每天都有新的知识、新的视角。我们从中汲取着知识的养分,如同每天都在享受着文化的大餐。长期的校对工作使我们养成了一种严谨的工作作风,有时为了查找一个句子或一个字的出处,校对人员经常要查阅很多专业资料。在这一过程中,积淀了很多知识,同时又把所掌握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去,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这种作风也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人处世诚实守信,人格魅力得到提升,所以能够和谐地融入社会中。
虽然校对人员的神经在一年的工作中,天天都绷得紧紧的,常常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长年的夜班工作使校对人员的生物钟与一般人不同。夜班紧张的工作结束之后,有时白天还要开会,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都得牺牲休息时间来完成,节假日对我们来说也形同虚设。虽然新闻校对人员的职称评定存在不合理的一面,职称考试只适合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考试内容与新闻校对工作没有关系,使从事新闻校对的工作人员无法取得公证、合理、对口的职业资格考试与评定。但是,任何工作、事物都有苦与乐,那就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客观地讲,多年的校对工作使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得到升华,我认为每天的工作就是乐趣,我从中享受着它所带来的快乐。
(孙承祥 北京日报校对科长)
校对的历史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学者刘向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引自《校对业务基础》)。从有校对工作开始至今,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但每个历史时期都对校对工作非常重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文化出版事业十分重视,出版社、报社、杂志社都专门设立了校对部门,培训了大批专业校对人员。并制定了《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规定的校次不能任意减少。因此,出版发行的大量书刊,校对质量大为改观。如《毛泽东选集》校对到了不错一字、一个标点符号的完美境地。校对历史的演变,无不同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它是文化出版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图书和报刊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阵地。出版物的质量,首先是它的思想内容。但是思想内容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的。如果校对工作中有了差错,好的思想内容用文字印出来时就会变了样子,轻则文字标点混乱,令人难以读懂,莫名其妙;严重的还会闹出笑话或造成政治性差错,产生很坏的影响。在出版工作中,校对是整个出版工作的重要一环。如果校对工作中出现差错,就会导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后果。列宁同志非常重视校对工作,他说:“最重要的出版条件是:保证校对得好。做不到这一点,根本用不着出版。”(《列宁全集》第37卷第154页)。毛泽东同志也十分重视校对工作,1938年6月27日,《论持久战》一文印行之前,他亲自作了校对,并给出版科的同志写信说:“都校了,第三部分请再送来看一次。”“第一第二部分请你们过细作最后校对,勿使有错。”1941年在延安出版《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时,曾在原稿上端作了批示:“请嘱同志们好好排,好好校对……保证一字不错。”鲁迅先生不仅重视校对,而且经常一丝不苟地亲自做校对工作。他认为做好校对是使一本书籍精美和完善的条件之一(引自《校对业务基础》)。可见校对工作在出版行业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新闻校对与书刊校对有着很大的区别。新闻校对内容涉及面广,包罗万象,每天的内容都不同,它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文章涉及消息、通讯、评论、散文、杂文、诗歌、图片等诸多方面。报纸的政治性、时效性非常强,且出版时间短,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所规定的校次。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又不能出现见报差错。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1996年9月26日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一卷)这一精辟论述充分说明了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性,党的新闻工作者所肩负的工作的艰巨性,说明了党的新闻工作责任重于泰山,也说明校对在新闻出版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北京日报是党报,党的喉舌,是把我们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传达给广大读者的舆论工具。校对工作是北京日报印刷之前的最后一环,也是保证报纸出版质量的关键一环。而校对工作人员就是担负“把好最后一关”这个特殊使命的人。党报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校对工作人员要有“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政治意识还体现在责任心强,有甘当无名英雄的奉献精神。有了这种思想境界,才会热爱校对这项无名无利的平凡工作,才会有钻研业务的积极性,才能不断提高文字水平,扩大知识面。
但是光有良好的愿望是做不好校对工作的,有位同行说,校对工作入门容易,登堂难,入室更难。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没有稳定正常的发挥,如何能经历排除重大差错的考验。清末张之洞在《书目答问》所附《劝刻书说》中说:“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延聘通人”的意思,就是延聘学问渊博的人从事选书、校勘(引自《出版专业基础知识》)。合格的校对人员应具备发现原稿中的疏漏和错误的“校是非”能力,对于原稿中有疑问的必须有理有据地提出,与编辑商榷或请示带班的同志,这对于搞好校对工作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报纸的版面也大大扩展,同时专副刊的版面也大幅增加,其涉及内容更广,如政治、经济、科技、法律、文学、艺术、体育等等。这就使校对工作不能只限于纠正文字差错,而且还要纠正文章中出现的各种基本常识和专业知识的错误。因此现在的校对工作已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校异同”和“校是非”层面上,校对也要与时俱进。现在的核对人员应是编辑的得力助手,编辑工作的延伸与补充。
校对人员自身的知识结构对其能否很好地完成工作起着关键的作用。报纸的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大到时事政治,小到柴米油盐,校对人员必须集百科知识于一身,应成为一个“杂家”,成为一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都懂一点的“万事通”。作为校对人员平时要多读书、读好书,在学习中掌握各方面知识,开阔视野、积累经验,使知识面不断丰富和充实,并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用不同的思路去思考、挖掘差错,堵住原稿的差错,才能敢于和善于在“鸡蛋里边挑骨头”,才能做到“善疑、勤查、多思、慎改”。
多年的校对工作我体会最深的是,掌握的知识越多,工作起来越得心应手,越精益求精。校对人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重复着常人看似简单甚至是枯燥的工作,但是我们所负责的版面的内容每天都是不同的,每天都有新的知识、新的视角。我们从中汲取着知识的养分,如同每天都在享受着文化的大餐。长期的校对工作使我们养成了一种严谨的工作作风,有时为了查找一个句子或一个字的出处,校对人员经常要查阅很多专业资料。在这一过程中,积淀了很多知识,同时又把所掌握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去,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这种作风也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人处世诚实守信,人格魅力得到提升,所以能够和谐地融入社会中。
虽然校对人员的神经在一年的工作中,天天都绷得紧紧的,常常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长年的夜班工作使校对人员的生物钟与一般人不同。夜班紧张的工作结束之后,有时白天还要开会,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都得牺牲休息时间来完成,节假日对我们来说也形同虚设。虽然新闻校对人员的职称评定存在不合理的一面,职称考试只适合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考试内容与新闻校对工作没有关系,使从事新闻校对的工作人员无法取得公证、合理、对口的职业资格考试与评定。但是,任何工作、事物都有苦与乐,那就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客观地讲,多年的校对工作使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得到升华,我认为每天的工作就是乐趣,我从中享受着它所带来的快乐。
(孙承祥 北京日报校对科长)
(责任编辑:张立君(实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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