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教授访谈录:“新闻人当有历史使命感”

特约记者 曹晶晶

2008年11月18日14:33  来源:今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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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资料图)
方汉奇(资料图)
  “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不会食古不化,他必然会把炽热的目光投向当代、思考现实。”历史与现实之间,无论从时间、空间上来说都是不可分的。

  时间:盛夏。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宜园。这个约30平方米的书房没有空调——四面墙全是书架,直达屋顶,书桌前的立式风扇不停地转动……伏案工作的方汉奇教授停下手头的工作,接受了作为学生之一的我的采访。

  回顾:“新闻从业者当有历史使命感”

  记者: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说历史真的是“可理解、有意义的昨天”,那么您看,新闻史可以提供哪些值得思考的东西?

  方:新闻史的研究任务之一,就是从历史中寻找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客观存在着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很不够。例如对上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也就是从“五四”运动到建国前)那一段时期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就有所不足。举例来说,那一段时期的国民党的报刊,在抵抗外侮、宣传抗日方面,并不是毫无作为的。那一段时期的中间力量的报刊,在抗日问题上也反映了国家、民族的立场,它们大多坚持抗战,只是在抗战时机的选择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其中如《大公报》的几个负责人,都是日本留学生,都是知日派,而从来不是亲日派,在对日交涉问题上,他们曾经有过一些策略上的考虑,但是一旦抗战爆发了,就都义无反顾,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那段历史,过去的评述有些偏颇。应当重新做出实事求是的介绍和评价。在新闻史的研究上,前次受“左”的影响,对中间力量的报刊、国民党的报刊,曾经采取过全盘否定的做法。这是不对的,应该对他们的功过,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在新闻史的研究和叙述上,树立革命报刊发展历史的主线,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在旧中国时期的新闻史著作中,这条主线被严重地忽略和抹黑了,把这条主线明晰起来,恢复它的历史原貌是必要的。但是,为了强调这条主线,把它以外的中间力量报刊和国民党的报刊也全盘否定掉,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总的看,以往的偏颇和不足,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更客观地研究历史,从中总结规律、寻求借鉴。

  记者:戈公振说:“新闻业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其发达程度与社会进步息息相关。”可以说,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新闻事业都对中国社会的振兴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呢,您对那一段时期的中国新闻事业如何看待?

  方:从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看,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其实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得比较好的一段时期。共产党的报刊有了很大的发展,国民党的报刊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报刊在这一时期内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媒体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报业集团。以往的相当一段时期,对这段史事没有做出全面的介绍,或虽有介绍,但一笔带过,对我党报刊以外其他报刊的发展很少涉及。给人的印象是,这一段时期,特别是北洋军阀统治的那一段时期,是政治上最黑暗的时期,是压制、迫害新闻业最严重的时期。确实,这一段时期掌权的北洋军阀对新闻出版事业有过迫害,其中以奉系军阀做的坏事最多。但当时的北洋政府,仍奉《临时约法》为圭臬,办报只需登记和报备、无须审批。仅这一点就给办报人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活动空间,不少党的报刊和进步报刊就是这么办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革命和进步的报刊有诸多限制,但限制的宽严程度,各个地区各个时期并不完全一样,仍然给左翼报刊、进步报刊、中间报刊留有一定的活动空间。没有这个空间,怎么会有范长江呢?怎么会有《中国的西北角》这样的系列通讯作品呢?要知道它们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上发表的。韬奋的办报活动也基本是在白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过去对这一段时期新闻史的研究不够实事求是,也不够辩证,给我们今天的新闻史工作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新的进展,也涌现了不少新研究成果。

  记者:从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当下出发,回顾中国近现代的民族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者的奋斗历程,您认为哪些方面值得借鉴?

  方:上个世纪上半叶,我们的民族新闻事业以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为使命,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这方面,历史给今天的新闻从业者提出了很好的借鉴。比如,《晨报》《申报》《时事新报》《大公报》《世界日报》,它们的办报活动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局限和不足,但也都有不少值得借鉴的东西,对此,需要做具体分析。新闻史人物中,除邹韬奋、范长江等已有定评的一些名家外,邵飘萍、林白水、胡政之等著名报人,和曾经参与过办报活动的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也都值得研究。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实事求是地为他们做出辩证的分析,肯定值得肯定的东西、指出他们的局限和不足。这样,对我们今天来说,就可以得到历史的借鉴。

  记者:您以前曾多次提到旧中国的“文人论政”,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传统。您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方:在中国新闻史上,“文人论政”是一个历史现象,从王韬的《循环日报》开始,不少报纸都以此为标榜,其中最著名的是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所谓的“文人论政”,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报刊言论当中,力图以他们的言论抒写他们的政治主张,呼吁救亡,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应该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好的传统。在旧中国,多数情况下,其作用也是正面的、积极的。当然,所谓的“文人”,是要区分为不同的阶级的,他们所论的“政”,必然要受他们所代表的一定的阶级的影响,认识上有正确,也会有谬误和局限,应该给他们以辩证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不宜简单地全盘否定。不做具体分析的全盘否定是不对的。前不久,在《大公报》106周年的庆典上,现任《大公报》社长的王国华在总结该报光荣历史的时侯,就肯定了该报历史上的“文人论政”的作用,这是对的。

  思考:“目前是新闻业发展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一个时期”

  记者:从新闻事业发展阶段的角度,您对当前新闻业的状况如何看待?

  方:应当说,目前是新闻业发展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一个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十分悠久,从诞生时算起,有1200年了;资产阶级办报如果从19世纪70年代算起,到现在也有130年;无产阶级办报也将近100年了;建国以后到现在是50多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是30年。但是应当说,目前是新闻事业发展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一个时期。你看,从规模上来说,平面媒体有近2000种,它的期发量是世界第一。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100家报纸中,中国就占了25家。广播电视的覆盖率是95.81%,12亿人口。现在网民是2.31亿,超过美国了,他们论比例比我们大,但网民数量只有1.6亿,总数没有我们多。因此,从规模上看,在世界上是最大的。媒体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媒体产业已经排到国民经济的前四位。广告的发展也很迅速。手机用户是5.3亿,已进入3G时代,除了通话、短信之外,还开发了视频,现在已经可以用手机看奥运了。你看,也就100多年的历史,就有了这么大的发展。

  几个媒体中,网络的发展最快也影响最大。中国在1987年才有第一个人上网,现在上网的人已经两亿多了。我是1992年才知道有网络的,1996年开始换笔,用电脑,1998年才开始上网的。你看,才十多年时间,网络已经无所不在了。现在纳税还没有做到全部联网,但是如身份证、实名制,网络已经都可以掌控了。网络在发展,它的前途无限,但面临的问题也很多。

  记者:媒体的发展真可谓日新月异。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新闻业改革30年。我们的媒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就有目共睹。您认为应该如何更好地总结经验,深化新闻改革?

  方:新闻事业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新闻事业在改革开放以后不断向前发展,应该说成就是很大的。恢复了晚报、出现了都市报和众多的子报,这些都是以前没有的,应该说已经大大地拓宽了受众的信息量,扩展了民众的“知情权”。但是,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从以往的历程可以看出,新闻改革与政治体制的改革是紧密联系的。政治改革到什么程度,新闻改革就能到什么程度,后者不能超越前者。我们期待政治改革的深入发展,以进一步带动新闻事业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里提出了“要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首要任务”的主张,我希望这一主张能够得到落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旦能够得到发展,新闻事业也一定能够得到相应的发展。胡总书记、温总理都讲话了,胡锦涛在十七大讲话中就提到了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问题。温家宝在汶川地震的现场也提到了要解决新闻报道透明度的问题。这些指示倘能够落到实处,对新闻改革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但是,中国是条大船,掉头要谨慎,不像小船调头容易。你看加入WTO后,也就只是在广告上放开了,个别的报纸如《计算机报》这种和政治关系不密切的报纸放开了。境外报纸入境的问题就尚未放开(奥运会是例外,不过也只是在奥运村内)。总之,对新闻改革我是有所期待,比较乐观!

  记者:提到奥运,您觉得这次的奥运会将给媒体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方:奥运又是一个契机,而且这一次在媒体开放的程度上是空前的。现在,对记者而言,只要你的采访对象(单位、个人)同意,就可以采访(对方不同意,当然就采访不了)。中国记者出国去也是这样,世界其他国家记者也一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开放程度已经很高了。希望能以此作为契机,使我们的新闻传播活动能更开放一些,透明度能更高一些。今年发生的几件事,如藏独分子闹事、汶川地震等,都证明一点,即凡是透明度高的,报道的效果都很好。不要管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只要透明度高,它的效果往往就是正面的。主管部门的观念也应该有所调整。

  展望:“新闻业要和世界接轨”

  记者:您以前说过“新闻离不开政治”。今天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来看,新闻业应该如何更好地实现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

  方:应该说目前大多数的媒体还是有这种使命感的,他们是重视媒体的导向作用的。这种作用,在多数情况下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的。媒体有不同的层次,报道也是多元的,但不论是哪一种层次和哪一类型的媒体,实际上都不可能脱离政治,只是贴近的程度和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振兴中华的思想,在近期各种媒体的奥运宣传报道中就体现得十分充分,其中也包括网络。但是要注意避免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比如,抵制家乐福的事件就是这样。现在世界已经多元化了,实际上,抵制了家乐福,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是在抵制自己——家乐福的大部分货物是中国制造的,员工是中国员工。现在的世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比如美国,既是竞争的对手,又是战略合作伙伴,谁也离不开谁。狭隘的“民粹主义”是不利的。

  记者:今天,世界迈入了新的时代。一个新的时代对新闻工作者以及新闻学人,提出什么样的新要求?您能否谈谈对他们的期望?

  方:新闻工作者要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应当具有扎实的文史基本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和必要的专业技能。此外,新闻工作者还应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高尚的职业操守,高度的敬业精神。今天的记者还应当时刻想到自己肩上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对于新闻学人来说呢,我认为我们的新闻传播学者要和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者保持密切的沟通和联系。对于国外的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我们应该持开放的和“拿来主义”的态度。但是,不能生吞活剥,要使之中国化,让它“为我所用”。这一点,应当向“五四”时期的以徐宝璜为代表的那一批学者们学习。他们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著作都是非常“中国化”的,内容虽然大都引自国外,但是解决的是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面向世界呢?因为我们现在同处于一个“地球村”。中国入世了,和国外的沟通和交往越来越密切了,闭关自守的心态是不足取的。总之,新闻业日新月异的发展,给今天的从业者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闻记者从事的是崇高的社会职业,每个新闻人,都应当认识到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以及对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使命,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

(责编:朱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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