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鸿铎：规律是发展之路的最好路标

　　编者按：周鸿铎教授是我国最早对传媒经济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培养传媒经济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学者，是最先揭示传媒具有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双重属性的学者，是最早创建传媒经济和广播电视经济学科的学者，对中国传媒经济学和应用传播学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沉醉”于中国传媒经济研究三十余载，他所创立的一个核心理论、三大应用传播学理论体系、十二个分支理论体系以及六十九个理论假设经过了传媒实践的检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对国家的传媒与文化政策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是特约周鸿铎教授的学生对其进行的专访，希望大家能通过此稿对本刊顾问周教授的幕后故事多一些了解。

　　周鸿铎（1940—），男，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所长、网络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获“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北京市教育创新工程标兵”、“传媒经济终身成就奖”、“世界传媒经济特别贡献奖”、“中央三台”奖教金等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其主要著作有《广播电视经济学》、《中国广播电视经济管理概论》、《市场营销策略》、《中国实用广告知识手册》、《电视节目经营策略》、《广告策划》、《广告实务》、《传媒产业经营实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策略》、《网络经济》、《网络传播与知识经济》、《媒介产业制度论——周鸿铎自选集》、《传媒经济丛书》（1～8卷）和《媒介经营与管理》（上、中、下辑，共12卷）、《应用传播学丛书》（1～6卷）、《媒介产业案例分析》以及其他相关著作共七十余部。

　　在传媒界提起周鸿铎教授的名字，许多人都不会陌生，与他接触过的人们油然而生的感觉便是平易和亲切。笔者有幸在近日对周鸿铎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那平凡中的智慧、平静中的勇气、平淡中的真诚、平实中的超然再次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感动。

　　一、认真是事业成功的规律

　　（一）认真求学

　　周鸿铎出生在中原大地的一个贫农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从小就和家人一起干农活，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了意志品质。少年时代的他一面从事农业劳动，一面学习文化知识，虽然条件差，但他凭借着一股认真劲儿学习上从不落人后，农业劳动也是一把好手。周鸿铎在回忆自己当年求学的经历时说，“做事情一丝不苟、严谨认真是成功的关键，毛主席的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到什么时候也不过时”。

　　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周鸿铎从一个贫寒农家子弟，迈入了省城大学殿堂。周鸿铎在郑州大学读书前期，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大多数时候粮食是不够吃的，年轻的周鸿铎虽然常常被饥饿困扰，但仍然认认真真抓好学业，没有因为生活的困难而对学业有任何怠慢。他的认真精神不仅体现在治学上，在生活中那种认真的钻研精神也时有体现。他回忆了一件事：由于同学们吃不饱饭，非常痛苦，于是辅导员老师给了当时是学生干部的周鸿铎一个任务，想办法帮助同学减轻饥饿感。接到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他冥思苦想，反复试验，还是找到了一些减轻饥饿感的食物和方法，并积极和同学们分享经验。今天看来，当年的往事已成笑谈，但其中的苦涩只有他自己知晓。

　　周鸿铎的大学生涯是在“认真”中度过的，他深知要立志报国就要苦学本领，经过不断努力，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1964年，大学即将毕业的他面临着工作的选择，在那个人才奇缺的时代，当同学们大都将未来发展的平台定位在内地和城市的时候，他却在认真思考后在就业意向表上填上了新疆和黑龙江这两个艰苦地区。“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在他的观念中这句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要认真实践、贯彻到个人决策中的行动指南。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的申请没有被批准，他早已被纳入了国家外事部门的视野之中，他作为“革命的一块砖”，被搬到了祖国首都北京。从此，他进入了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成为了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一位干事。事后他才得知，这个命运的转折早已发生在他毫无察觉之中：在他毕业之前，国家有关部门就已经派专人到郑州大学对他的个人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与此同时，还在“暗地”里观察了他一个多月时间，由于周鸿铎一贯严谨认真，他平时的优异表现顺利通过了审查，他立志边疆的梦想当时也未能实现。

　　（二）认真工作

　　优秀是一种习惯，认真是这种习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的工作中，意气风发的他全身心投入到了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中，其间由于工作的需要，他还学习掌握了西班牙语。八年认真、努力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同事们的赞许。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增加中国和古巴的文化交流，对外文委在慎重考察后决定派既具有丰富外事工作经验、又能讲流利西班牙语、同时工作一贯严谨认真的周鸿铎赴古巴大使馆负责文化交流工作。外交无小事，上级的这一决定也正是对他认真精神的一种肯定。然而，正当他准备动身启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浪潮冲击到了对外文委，机构被取消，工作人员听候国家安排，周鸿铎的这次赴外工作也被淹没在了社会运动的大潮中。

　　在对外文委被解散不久，周鸿铎被安排到了《北京日报》社工作，天性积极乐观的他并没有沉浸在身份变化的苦恼之中，而是以饱满的热情、认真的态度投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他从一名普通记者做起，认真学习、不断总结，很快胜任了新的工作并成为了骨干。经过了一段时间记者工作的历练之后，他被调到内参部做编辑，新的岗位加深了他对报业运作流程的认识。认真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器重，后来他成为总编辑秘书和助理，从而有机会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以一个更全面的视野来审视报业。

　　正是在这个时候，对工作认真甚至有些“较真”的他开始了对报业经济发展的深入思考，在别人看来司空见惯的媒介现象，在他那里却隐隐感到了“不合理”，经济学的知识背景、媒介操作的实践经验、协助总编辑管理媒介的管理经验使他的脑海里已经在勾勒媒介改革的图景。善于思考和写作的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写了一系列关于报业改革与发展文章，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文章只能他和总编辑之间沟通分享的思想成果，难有发表的可能。为了进一步加深对报业经济的钻研，周鸿铎主动向总编辑提出希望回到一线，进一步了解社会经济、文化变化规律，于是在总编辑的安排下，周鸿铎被下派到工商部、理论部再次做记者。改革开放之初，他在工商部、理论部的记者岗位上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于媒介的理解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回忆说，“当时我看到社会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报业在生产流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报业产品却和工业企业的产品形态十分不同，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也不一样，这引发我思考媒介的视角从单纯的经济角度拓展提升到对媒介性质与功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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