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读陶冶的杂文，在《文化艺术报》头版的左下角，总有以异于其他报道的楷体字排出的千字文，围以花边，在版面上辟出一个特区，那便是陶冶给我们营造的特区风景了。鲁迅先生早已将报纸上的此类文字命名为“花边文学”。每次打开《文化艺术报》，便忍不住目光下移，去寻找那块花边文字，以先睹而为快。

　　陶冶在《文化艺术报》开杂文专栏，是《文化艺术报》的专栏作家，文章多从艺文观察和人文观察的角度进入。进入之后却能从大文化、大社会的视角去拓展、去深掘。有时笔墨也直接游走于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经过一番梳理分析，又总是收束到、落脚到文化感觉和人文理性上来。陶冶的杂文，立足平民视角，喜用口语行文，简洁明快而有穿透力，很适合报纸读者的口味。他以聊天的方式转叙最新的社会文化现象，然后三捶两棒子说出观象背后的东西。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他作为传媒人的担当，作为文化人的责任。略感不过瘾的是，思想和文字还可以更添点儿犀利、更添点儿幽默，有的话题还可以想得更透、说得更透。

　　陶冶的杂文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关于对农民工问题的思考，关于高考有没有“状元”，关于教育改革的思考，关于从狼牙山五壮士谈到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对民族的重要性，关于如何对待荣誉如何回报社会，关于《老鼠爱大米》唱出了现代爱情怎样的变化等等话题，都有不少反馈。有的帖子说，“读您的文章豁然开朗，您用真诚体悟生命，用热情编织思想彩虹，让我等小字辈惭愧。”“你年近不惑仍然如此有社会责任心，让人佩服。”有的反馈更直接了当：“多谢对农民工的支持。”陶冶的杂文在参与社会改革和精神文明建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难怪中央电视台“媒体广场”栏目也对陶冶的文章进行了介绍。

　　读陶冶的杂文，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中国的大众传媒实在需要一批自己的专栏作家和知名评论员，报纸尤其需要。专栏作家是一家传媒的主要发言人，是名牌。知名专栏作家是公众媒体借助个人的身份、个人的观点、个性的语言，对普通的社会问题向社会大众发言的一种方式。知名专栏作家使报纸的潜在人称由“公众”转换成“个人”，由“我们”转换为“我”，这便有了亲切感，有了对话和争鸣的可能，有了读者参与的空间。知名专栏作家使无所不报的、公正持平的报纸有了一种独特的人格形态，积以时日还能升华为独特的人格形象和人格魅力。可以说，知名专栏作家、名牌专栏文章，是现代报纸溶入社会生活的重要渠道。

　　传媒靠策划、选择、组织新闻报道来营造社会舆论，更靠专栏作家和其他作者的文章来深化社会舆论。专栏作家对传媒所报道的社会、时政、文化现象做深度解读和人文铨释，它营构着传媒的形而上层面，也发育着民众的草根理性，对整个社会的科学理性也施加自已的影响。在社会理性整体的多层次的结构中，大众传媒的社会评论，一方面运用基础科学理论分析各种社会观象，而在传播基础科学理性的同时，又收纳、反馈社会和民众的关注倾向、情绪意向和实践理性的碎片和闪光，向基础科学理性提供鲜活的思维素材和理论资源，不断以新的因子去诱发民族精神的创新。

　　专栏作家首先要是杂家。千奇百怪的新闻事件、社会现象、文化动向、情绪心理症候，莫不在他们的关注之中，而且要在第一时间迅即解读，谈何容易。同时与专栏作家又要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他们多数是专于文史哲方面，也有的精于经济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前者如我一位在新华社上海分社当经济记者的大学同学， 30多年里坚持调查研究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认真周密地积累资料、梳理思路，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权威发言人和活资料库，上海市委、市政府决策时他是必请的高参。后者如著名科普专栏作家黎先耀，早年从事文学编辑和创作，1957年“反右”遭受冤案后贬到自然博物馆打杂，此后几十年苦攻自然科学，在许多报纸开专栏，写了大量的科普杂文，以美文解读自然，内里却暗传社会信息和人生哲理，倍受读者欢迎。

　　举凡中外报纸，都有设立专栏作家的传统。鲁迅和瞿秋白是五四以来我国现代报纸最早的专栏作家，鲁迅后期的《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集》等十几本杂文集，都是他写的报纸专栏文章的汇编，标志着我国报纸专栏文章的海拔高度。那以后，张季鸾、范长江、邵飘萍、乔冠华及至当代的邓拓、马铁丁、赵超构、梁厚甫、南方朔等等一长串名单，构成了我国现代报纸专栏作家蔚为壮观的风景线。在国外新闻界，我们熟悉的埃德加·斯诺、基希、爱伦堡、约翰·里德、法拉奇等等专栏作家，不仅在新闻界、而且在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都声名遐迩。前苏联的爱伦堡，还以他出色的报纸政论，获得了世界和平奖章。

　　建国以来，新闻界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由于怕犯所谓政治错误，很难也不敢发表独家新闻和独家观点；由于怕助长名利思想，不重视也不敢培养自己的专栏作家。上面举到大陆建国后的两位名家，北京的邓拓和上海的赵超构，在极左政治运动中的悲惨遭遇尽人皆知。这使中国现代报刊专栏作家的传统几乎断流。影响所及，电视广播也几乎没有自己独家的社会人文评论，没有思想型学者型的主持人和主播，清一色的靓男俊女，以娱乐化的插科打诨替代了屏媒、声媒对社会舆论的科学引导。这对国民人文素质的提高，对民族文化的建设不能说是有利的。

　　话说到这里，再拐回来看多年执着于报纸专栏写作的陶冶，他的意义也就远不止于这些杂文本身了。（作者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