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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镜头”背后的故事:“电视将军”刘效礼访谈录
董 岩
  2006年08月07日14:12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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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站着拍而不是跪着拍”

  (1992年2月,首都电视界举行了一次《望长城》的研讨会。刘效礼的老领导、原新闻部主任夏之平说,我是看着刘效礼长大的,长城挡不住他,我相信他还会有大作品问世。)

  刘效礼:也正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我的思绪凝聚在19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这个伟大的日子上。就提出了拍摄《毛泽东》的动议,后因种种原因未批。1993年初,我再次提出拍摄《毛泽东》的具体设想,杨伟光台长拍板定案:“你们是国家队,要拍出国家队的水平。”此时,距12月26日还不到8个月。

  董岩:中国第一部纪念伟人的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就这样提到了日程。

  刘效礼:文献纪录片是利用影视的多种表现手段,对重大的历史事件或一个阶段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方位的回顾、审视和观照,是对一个国家时代进程的真实记录。

  (在我国,此类纪录片的创作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如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民的胜利》,60年代的《光辉的历程》,70年代的《星火燎原》,80年代的《让历史告诉未来》等。但使用“文献纪录片”这一称谓,却始于1993年摄制的电视纪录片《毛泽东》。)

  董岩:您认为拍摄此类文献纪录片与文化纪录片如《望长城》,有什么不同呢?

  刘效礼:真实是纪录片最大的魅力,真实也是纪录片的基本原则,文献纪录片在这方面比文化纪录片要求更高。历史题材文献纪录片的文献本质,决定其终极追求是在屏幕上表现一段最接近真实的历史,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隔膜变化,对今天的观众而言,历史是支离破碎、模糊迷离的。观众期待的是对真实历史过程的感知。因此,每个严肃有良知的文献纪录片编创者,都在力图通过某一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创作,给观众提供一个鲜明的审视历史的角度,使观众了解历史;同时,为接近历史的真实而努力寻找恰如其分的表现手段,多挖掘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和细节。

  董岩:文献资料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独家、首次公开、带有解密性并能切中片子主题等特点上。那么《毛泽东》与一般的文献纪录片有什么不同?

  刘效礼:拍摄伟人的文献纪录片,当时在中国电视界还不曾有过。也许是因为毛泽东太伟大了,留给人民的印象太深刻,在创作上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一伟大人物实在太困难了。

  (经过七天七夜的深思熟虑,刘效礼拿出了一个四点方案。)

  刘效礼:我在编导阐述中讲了四条。一、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意义非凡,机会难得,我们摄制组的每一个同志都要珍惜这一机遇,一生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哺育,现在该是“还愿”的时候了。二、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决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片名就叫《毛泽东》,无须任何修饰,因为毛泽东本身就是一座丰碑。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对毛泽东做出正确的评价。我们的任务是:用电视的手法,从12个不同的侧面为毛泽东立传,为20世纪的中国立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用史学家的眼光和正史的笔法,把《毛泽东》拍摄成一部传世之作。人生在世,毁誉各半就是胜利者。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必回避,但要入情入理。社会上不是有这样那样的追星族吗?我们要通过我们的作品,让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不要忘记我们的大救星。

  (在编导阐述中,刘效礼最后强调,节目创意要新,形式上要不落俗套。他说,《毛泽东》既要有别于《让历史告诉未来》,又要不同于《望长城》,但纪实主义本质属性不能变。对于这一点,关键的关键是如何突破自己,打倒自己。)

  董岩:拍《毛泽东》您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要站着拍,而不是跪着拍。”

  刘效礼:站着拍,意思是平视;跪着拍,意思是仰视。表面看来这是两种拍摄角度的转变,其实不然。这是两种拍摄理念的根本改变,是要突破人物高、大、全的程式化表现模式。过去,在纪录片中,我们所看到的领袖人物都是居高临下的。文革时期,拍摄领袖形象(包括领袖挂像)时,甚至规定只能由远推近,不能由近拉远,理由是“领袖不能离人民越来越远”。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拍《毛泽东》一定要突破这些条条框框,突破过去对领袖人物的神化,以平视的角度,展现一个历史真实的毛泽东,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

  (在这些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刘效礼开始了与时间的艰苦赛跑。摄制组兵分三路,在3个月的外拍中,跑遍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采访人数达276人,其中外国已卸任的首脑人物就有17人。)

  刘效礼:8个月里,我们挖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素材。比如,陕北老农来北京看毛主席,毛主席请他吃饭,老农一顿饭就吃了8个馒头。毛主席在一旁看着,高兴地说,吃得好。这就把领袖和人民的血肉关系清清楚楚表露出来了。《毛泽东》拍出来后,大家看了样片都说好,可没人敢决定播出。后来,《毛泽东》纪录片的总顾问薄一波同志亲自指名看了毛泽东晚年的最后一集,看完一集后他说再看一集,他又看了一集后说了一句话:“你们辛苦了,拍得很成功,可以播了。”

  (1993年12月26日,长达600分钟的纪录片《毛泽东》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后,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四套节目和香港亚视、美洲东方卫视也先后播放了这部巨片。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收视率达到了29.8%,有的观众甚至买了这部片子给女儿当嫁妆。一些老同志说,我们要向你们摄制组深深鞠一躬。

  刘效礼的红色经典创作之路刚刚开始。在拍摄《毛泽东》的同时,他又产生了拍摄《邓小平》的想法。就在《毛泽东》播出后,以《毛泽东》原班人马为主的《邓小平》摄制组同时成立。)

  刘效礼:为健在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拍摄大型文献纪录片,在中国的电视史上还没有先例。1994年初,摄制组集中到北京香山脚下的一个宾馆,研讨《邓小平》的总体思路。

  董岩:邓小平不同于毛泽东。就观众而言,他们对于毛泽东的了解是知其大事而不知小事,但对邓小平的了解就要少得多。您遇到的主要问题和难点是什么?

  刘效礼:主要问题是结构。这部多集电视片应该按照时间年代结构,还是按主题结构?若按时间年代结构,容易条理清晰,避免在《毛泽东》创作中出现的内容重复问题;若按主题去结构,将能有效地反映改革开放中的邓小平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实践,但很难表现邓小平早期的革命生涯和人生道路。对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某些内容,如何准确深入地予以把握,则是片子创作的难点。

  (经反复讨论,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不是一部简单的人物传记,而是一部伟人的政治传记,必须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充分而真实地反映人物的思想、命运及推动历史、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贡献,使整个作品具有很强的历史文献价值。)

  董岩:《毛泽东》用了8个月的时间,《邓小平》用了多长的拍摄周期?

  刘效礼:3年。总体思路一定,摄制组就兵分两路,开始了历时3年、行程数十万公里、采访近千名历史见证者的拍摄。仅在太行山、鲁西南、大别山地区就采访了近百位当事人和学者。在拍摄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了邓小平的人格魅力与世界声望。当摄制组飞赴法国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时,刚走下飞机,一辆崭新的“雷诺”牌轿车就等在那里了,雷诺公司工作人员直接将车钥匙交到了徐海婴的手里。出于对中国世纪伟人的敬仰,雷诺公司为我们的采访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帮助。雷诺汽车厂是邓小平上个世纪20年代初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工作的地方,他曾经是这个工厂的一名钳工。在邓小平当年就读的巴耶中学,法国学生问摄制组,邓小平现在干什么?我们回答说,他现在是中国的一名普通公民。

  (摄制组最初的设想,是希望能在1994年8月22日邓小平90岁寿辰时,将纪录片作为生日礼物献给他老人家。结果未能如愿。但就是这天,在太行山深处,他们却拍摄到了邓小平的老房东在自己家里为小平过生日的动人场景――几十年过去了,老人仍清楚地记得小平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中午都要将第一碗饭盛出来给小平留着。)

  董岩:《邓小平》里有大量生动的细节,现在有句话,叫做细节决定命运。对于一个人物纪录片,细节的作用有多大?

  刘效礼:非常重要,一部成功的纪录片离不开细节的真实刻画。只有真实、生动的细节才能打动观众。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们始终坚持细节真实和总体真实同样重要。这个原则在《邓小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片中有这样一句解说词――“这条小街宽顶多5米,长不过1华里,是过去广安县城里的主要街道。”这是编导徐海婴到广安,趴在地上一尺一尺地丈量出来的。邓小平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西南工作期间,曾写了一篇名为《开国一年在西南》的文章,刊登在当时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为了两秒钟的电视画面,编导花了整整3天的时间,翻遍了重庆巴县所能找到的上千份《新华日报》,让这张1950年10月1日出版的报纸,以历史的原貌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

  (刘效礼说,《邓小平》拍了三年,如同与小平同志一起生活了三年。他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印在我们脑海里,太难忘了。我们越拍越有感情,越拍越感觉到他不愧是一位世纪伟人。)

  刘效礼:在创作过程中,邓小平最后到上海身体已经不好了,面容也显得苍老了许多。但看到上海的变化,他很高兴。当时下着毛毛细雨,《春天的故事》旋律就出来了,出来后,黄埔江两岸、外滩灯火辉煌,邓小平站在桥上。当时有一句解说词,这是我加上去的,是看了画面才产生的,“上海年轻了,邓小平老了”,就这样一句。

  (1997年元旦,12集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播出,邓小平在301医院的病榻上一集不落地看完了这部记录片,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和“儿童般的羞涩”。)

  刘效礼:能让小平在有生之年看到我们为他拍的纪录片,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当时邓小平的医生告诉我说,“邓小平把纪录片全看了”。她还描述了当时老人家观看的情况:“我在他耳边说纪录片的大意,当时出了全景,他很着急,他问那个是谁,我告诉他,那就是你”。黄琳说,出了近景和特写的时候,老人家显得很不好意思,用黄琳的话说,脸上露出了“儿童般的羞涩”。他的女儿邓榕对我们摄制组工作人员说:许多细节我们子女都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挖掘出来的?她要去了20多套录像带,送给邓小平医疗组的工作人员。

  (《邓小平》连续播了12天,一个多月后老人家就去世了。观看《邓小平》成了人们追怀伟人、寄托哀思的重要方式。)

  刘效礼:那些天里,中央电视台的播出线上,两套录像带轮着播,播得带子都发烫了。我每天上班经过中央电视台的西门,都会看到地上有一大堆《邓小平》录像带的包装盒――人们在买走录像带之后,就扔下包装盒急着回去看了。很多老同志都说,我们要对你们摄制组再次深深鞠一躬。该片已被中央档案馆永久收藏。

  (那一年金鹰奖评选时,《邓小平》的得票率超过《水浒》20多万张选票。在1997年多个不同版本的“中国大事记”上,记载的第一件事都是――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开播。)

  董岩:曾有人这样评价说,在表现视角上,《邓小平》在《毛泽东》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探索。《毛泽东》把领袖请下神坛,抛弃了早期纪录片对伟人的仰视视角,以平视视角表现毛泽东既不同于神又不同于普通人的伟人经历;《邓小平》对邓小平的表现视角则不仅是“平视”,还要“走近”,展现了伟人平凡的一面。

  刘效礼:有人说,纪录片是人类的“生存之镜”,我说,纪录片就是给国家续家谱,是影像史记。《毛泽东》、《邓小平》两部伟人的片子完成后,我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拍摄《孙中山》,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我知道,要完成《孙中山》这部文献纪录片难度大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什么呢?因为年代久远,关于孙中山的影像资料太少了。如何拍成一部极具历史感的人物传记,需要新的突破。2000年初,在《孙中山》摄制组成立时,我对大家说,“我们有幸拍摄《孙中山》,待这部片子完成,本世纪的三位伟人,我们都为他们拍了一部文献纪录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拍摄历史,我们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正如刘效礼所言,6集的《孙中山》确实还原了许多历史的真相――

  孙中山实际身高为1.68米,并不是许多资料显示的1.60米;他并非因肝癌去世,而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3月12日植树节的设立是为了纪念在这一天去世的孙中山;除了孙文、中山樵、孙逸仙,孙中山求学时还曾用过‘泰铢’这个名字……

  20世纪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三个伟人的身影。孙中山让中国人醒过来,毛泽东使中国人站起来,邓小平让中国人富起来。这是一个民族一个世纪所经历的三次历史性的重大变化,58岁的刘效礼幸运地完成了对他们的影像记录。) “思想永远比技术更重要”

  (随着《毛泽东》、《邓小平》的相继播出,文献纪录片作为主旋律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一部分,开始在电视媒体上大量涌现和持续播出。它一方面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另一方面也以其出人意料、居高不下的收视率,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作为中国电视纪录片的领军人物,刘效礼一边是身体力行地实践,一边则是不间断地理性思考,以求创作上新的突破。)

  董岩:任何一种艺术体裁,在它的沿袭发展中,都将形成符合自身规律的模式。它既包含着创作的艺术风格,也体现了受众的审美认同。近年来,文献纪录片作品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形成了哪些规律和特点?

  刘效礼:表现手法上,有访谈、选用历史文献资料、使用历史遗迹、真实再现等不同形式的运用。其中,历史遗迹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选取的手段越能照顾观众的情感,越容易为观众所接受。这一点,《邓小平》就很有代表性。当时我们摄制组在江西有了一个意外发现:文革时,邓小平在江西4年,从住处到工厂,每天都要沿一条泥土小路往返。一个老人,一生走了那么多路,可是在特定时代所走的特定的路,却有着一般行走之外的多层意义。我们把它放到了《邓小平》一片中,随着移动的镜头,观众仿佛跟小平一同走上了“邓小平小道”,对历史的感慨也一下子汇聚起来。表面上看,“邓小平小道”,虽是一条平常的泥土小路,但作为特殊岁月与历史人物有关联的遗迹,最能体现邓小平身遭厄运仍心忧天下的历史画面。对它的巧妙运用,不但接近历史,还符合观众理解历史的思路。

  董岩:改革开放以后,新闻纪录片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载体的功能依然在延续。题材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文献价值,比如党和国家的重大节日、政治重大事件、领袖纪念日等都属于重大题材范畴。一方面,这部分纪录片产量大,文献价值高;一方面,由于对纪录片自身美学规律重视不足,使一些作品呈现“技术精细”而“艺术粗糙”的特点。您对此怎么看?

  刘效礼:技术不能解决一切,关键是要有思想。任何一种艺术作品,技术只能解决基础,思想决定高度。在中国电视纪录片45年的发展历程中,拍摄对象的不同和电视技术的不断进步,使纪录片呈现出风格的差异性。不管千变万化,最终的差距还在思想性上。对纪录片来说,思想永远比技术更重要。为什么《让历史告诉未来》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毛泽东》能打败电视剧?《邓小平》能比《水浒》多出20万张选票?很简单,就是靠深刻的思想来吸引观众、打动观众。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纪录片创作出现了两个代表人物、两大“门派”双峰并峙的局面。一个是以刘效礼为代表的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创作群,一个是在刘景琦领导下的上海电视台国际部创作群,人称“南北二刘”。北方的创作群是以大型系列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而闻名的,南方创作群则不断有单本电视纪录片入围国际电视节的获奖圈。)

  董岩:您怎么看这两大门派?

  刘效礼:说门派有些局限了。其实是创作风格和题材各有区别。这是因为南北两个纪录片创作群体的创作实践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所以在创作手法、风格样式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文化精神都大相径庭。但这不是“同而不和”,而是“和而不同”,在不同中体现出共同、一致的追求――代表纪录片发展的共同趋向,以及不同风格背后极其相似的人本关怀。

  董岩: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的最大特征就是拥有军人和电视人的双重身份,您认为这个团体创作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刘效礼:双重身份决定了政治自觉和主流意识在电视军事宣传中的紧密契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独特、鲜明的创作特点――政治自觉、主流意识与不断创新的电视表现形式这三者的完美结合。这一创作特点,在艺术与政治的双赢、导向与收视的双赢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1986年到1997年的12年间,我们创作群体的主要作品可概括为:《背负民族的希望》,《毛泽东》执《中华之剑》;《让历史告诉未来》,《邓小平》开《中华之门》;读《孙子兵法》于《军事天地》,谱写了《长征?英雄的诗》;《望长城》内外,率《人民子弟兵》高唱《长征?生命的歌》。

  (1996年,刘效礼担任了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主任,1997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命运又把他推到了更宏观的高度,他成为中国电视军事传播的领军人物。)

  董岩:有些观众曾指出,军队的电视宣传是:一流的纪录片,二流的栏目,三流的新闻。您同意吗?

  刘效礼:有道理。对军事节目的发展状况,可以这么说:前景看好,但问题不少。军事宣传怎样让官兵、百姓都喜欢?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遵循“三贴近”原则。过去,拍纪录片,我常说,不要抱着猎奇的心态,越是平常人的故事越多人看。以《中华之门》为例,这部8集电视纪录片反映的是国门卫士与偷渡、贩毒分子进行的生死较量,在表现方式上运用长镜头跟踪拍摄,将缉毒抓人的过程实景式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使观众自始至终保持着强烈的观看兴趣。此片没有其他作品所通常采用的模式――通过热情激昂的画外音来渲染缉毒战士是如何的崇高伟大,而是以平实的叙述,让人感受到国门卫士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爱国热忱。小平同志曾两次称赞说这个节目好。为什么好?好在哪儿?其实说白了,就是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军事报道并不意味着面孔严肃、腔调高亢,真实、丰富、生动、鲜活、亲切,才是最重要的。要像抓纪录片那样,抓电视新闻的采制,这样的新闻才好看、受欢迎。

  董岩:普列汉诺夫说,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取决于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您认为,影响纪录片创作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刘效礼:从《毛泽东》的视角“平视”到《邓小平》的镜头“走近”,从文化纪录片的民族话语到百姓故事的平民讲述,纪录片的“视点”变化不仅是因为被拍摄内容的变化,也不仅仅是由于艺术观念的创新。其实内容的拓展与形式的更新,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在四十多年中所发生的急剧变革。

  董岩:电视圈里流行这样一句话,你要想坑朋友,就叫你朋友去拍电视剧;如果想帮朋友,就叫他去拍纪录片。

  刘效礼:纪录片和电视剧是完全不一样的。纪录片是所有电视节目中的“贵族”,它是文化大餐,不是方便面,必须得慢慢品味才能品味出来。我看了一本书,里面有个故事,讲一个法国老头在巴黎郊区开了家煲汤店,一个出租车司机说要买碗汤喝,那个老头却不卖,他说这个汤是要慢慢品味才可以,你要当水喝就不卖给你。所以我们要拍精品,要拍能经受住时间考验、能广为流传、值得回味的经典。

  董岩: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称得上精品呢?

  刘效礼:一部好的纪录片,首先是好看,然后要深刻,二者缺一不可。好看两个字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复杂。以前我们的纪录片,常常拍成了宣传片,有着太多说明、说教性的东西。深刻,就是要言之有物,要有思想。通常纪录片水平的高低不外乎有五个档次:一是拍不成功,到最后拍成了一堆资料片;再一个就是宣传片,层次稍微高一点,这只是宣传品,纪录片本身的功能是记录,而不是告诉大家要去学习他;第三就是作品;从作品再上一个档次,就是精品,是在全国能获奖的精品,至少是“五个一”工程奖,是全国的精英奖;由精品再上一个台阶就是经典。我非常希望每部作品都能拍成经典,拍不成经典也要拍成精品。这五个档次,它们之间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关系:越是经典的就越是精品,只有精品才是作品,只有作品才是好的宣传品,好的宣传品才是好的资料,好纪录片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其资料价值非常强。

  董岩:为什么轰动全国的纪录片现在那么少呢?

  刘效礼:这其实是选题的问题。前一阵,著名导演田壮壮拍摄了纪录片《茶马古道》,他说自己拍纪录片就像是在“盗墓”,不知道可以挖掘出什么宝贝。我很赞成这种说法:拍纪录片常常能给人带来意外惊喜,但关键是你得找个有宝藏的墓去挖掘,纪录片选题,有时就像打仗,是要选择战机的。现在纪录片的编导在选择题材时往往缺少勇气,像大学生就业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题材,就很少有人做。许多电视台更喜欢关注弱势群体,用悲悲惨惨的个人故事,赚取观众的眼泪,但我觉得电视观众更需要灿烂阳光的普照。我们常说,纪录片的品格即是记录者的品格。纪录片记录的是历史,历史也记录了纪录片人。我不赞成为了到国际上获奖,去寻找一些偶然的、没有代表性的事件和现象作为记录的题材,拿局部真实去表现整体真实,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导。

  董岩:对题材的选择,其实反映了纪录片人对纪录片使命的理解。

  刘效礼:是这样。纪录片承担着记录时代进程的使命,这种使命对纪录片人有怎样的要求呢?正如《中国纪录片人宣言》中所说:纪录片人应保持真实的道德底线、追求真理的使命,不媚俗,不趋炎,独立思考,真实记录,用良知与勇气铸造坚强的人格,记录这个变革时代中的伤痛与忧思、光荣与梦想。

  “献来献去,属于我自己的也就成了零”

  (刘效礼常说:每获一次奖就得把自己打倒一次。在40年的电视生涯里,刘效礼已记不清拿了大大小小多少奖了――“五个一”工程奖、金鹰奖、特别贡献奖……)

  刘效礼:尽管电视给了我一连串的荣誉,获奖证书一大堆,但我从未登过领奖台,范长江新闻奖是个例外。

  (1991年12月10日,48岁的刘效礼在人民大会堂捧回了烫金的“首届范长江新闻奖”奖杯,他是电视界唯一的获奖者。)

  刘效礼:全国仅有9人获此殊荣,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同志出席了颁奖大会并为我们获奖者颁奖。我一向对这奖那奖看得很轻很淡,但那天很激动。这个中国新闻界以“作品、人品”为标准的最高奖项,对我来说实在太高太重,觉得自己无法受用。这个奖应当属于集体、属于中央电视台、属于多年来与我合作的同志们。因为,电视是一门集体创作的艺术,谁见过一个人完成的作品呢?我也就算是个领奖代表。作为军人和党员,我还希望把这崇高的荣誉,献给自己为之奋斗了三十多年的党和军队。还想把这个不单单属于自己的奖,献给自己操劳一生的母亲……献来献去,属于我自己的也就成了零。

  (从零开始的刘效礼以一部又一部的经典作品,让零又变成了巨大的整数――1992年10月,49岁的刘效礼作为广电部五名代表之一,出席了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7月,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予54岁的刘效礼少将军衔。那一天刘效礼发自肺腑地说:当将军能光宗耀祖,拍纪录片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

  董岩:您从一个没见过电视的外行成为一名纪录片大师,40年里创作了400多部纪录片,获得了数不清的奖项,靠的是什么呢?

  刘效礼:我没想到自己会为一种职业效力一生,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能当上将军。我的职业生涯比很多年轻人的年龄还大,这让我挺自豪。但说我是大师,就惭愧了。《让历史告诉未来》、《望长城》、《邓小平》,那都是多年前的作品了,大家到现在还提,很不安,觉得自己是在吃老本。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幸运地跨进了电视之门,幸运地得到了领导的信任,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团结、顽强的创作集体,靠他们的支持和帮助,靠他们的智慧和努力,使我的构想常常能得到超一流的表达和实现。我从心里感谢他们,感谢命运。

  (2004年2月,总政治部副主任袁守芳上将约刘效礼谈话。刘效礼知道,自己该退休了。一见面,袁副主任就递给他一张江泽民主席签署的命令:批准刘效礼同志退休。那时离他61岁生日还差5天。)

  (退休后的刘效礼并没有真正休息,他担任了中国视协纪录片学会的会长,还受邀成为一些高校的兼职教授。两年来,在全国大大小小的纪录片学术会议、军地新闻院校的课堂上,总能见到他的身影。他仍在关注着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

  刘效礼:现在中国纪录片正处于低潮期,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处境艰难。我们都知道,纪录片通常以在电视台播放为主,但现在电视节目以娱乐为主,电视剧、综艺节目充斥着各地荧屏的黄金时段,纪录片只能放在深夜,你说有谁看呢?放在深夜时段,纪录片又能卖多少钱?既使这样,不少纪录片人仍在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出现了《郑和下西洋》、《故宫》这样的好片子,让观众认识到纪录片同样可以精彩好看。

  董岩:真实是纪录片的基本原则。在《故宫》、《郑和下西洋》中我们却看到了再现(扮演)的新形式,这与纪录片的真实原则一致吗?

  刘效礼:现在对这种扮演式的纪录片形式争论很激烈。我不反对真实再现,或者说扮演的形式。它解决了一些问题,是纪录片形式的一种探索。我认为只要扮演的事件本身真实就可以。在四川电视节和广州纪录片大会上,很多纪录片,包括德国拍的《最后的战役》都是扮演的。这种手法的出现,对于拍摄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开辟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以前很多不能完成的事都可以通过扮演和再现而完成了。但也有人批评这种形式,认为历史是不可复制的,这种主观的再现是不可信、不负责任的。

  董岩:目前,一些电视台设置了专门播放纪录片的栏目,这对于纪录片的发展是好是坏?

  刘效礼:栏目化是纪录片的天敌,因为应付每天播出的节目,就很可能让纪录片这道文化大餐变成了方便面。纪录片的拍摄更需要精雕细琢,像《望长城》《邓小平》等都是历时三年才拍成的,这两部片子的总长度都是10个小时。但从另一个角度,电视频道又是纪录片的摇篮,它给纪录片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目前全国仅上海有一个专业化的纪实频道,如果有三四个上星的纪录片频道,那么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将是无限的。

  董岩:在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市场化是提及最多的关键词。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刘效礼:中国纪录片走向市场的路还很长。首先是各家电视台支持不够,大部分节目上不了黄金时段,尽管纪录片展示的是电视台的综合实力,是电视台的脊梁,但现在中国纪录片还远没有形成市场,希望以后能开设更多的纪录片频道。同时,政府的支持力度也要增加,在国外,拍纪录片是有政府资助,或者是有民间财团的基金赞助,而我国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纪录片是记录国家历史文化的载体,我认为应该用部分纳税人的钱来拍摄。从国外反馈回来的信息看,今后5年将进入“中国纪录片年”。

  (采访中刘效礼对现在流行的DV拍摄很赞赏。他说:用DV拍摄纪录片的最大好处,就是贴近生活,而这势必为纪录片的拍摄注入活力。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今年首次设立DV纪录片奖,DV受到许多年轻人的喜欢,他们会为纪录片创作带来灵活性和创新意识。这些都是中国纪录片所不足的,和国外的纪录片相比,我们有点抱残守缺,规则太多,观念不够新,这些都可能因为年轻人的加入,而发生改变。)

  在中国纪录片学会那明亮而朴素的办公室里,刘效礼笑着说:“纪录片是属于年轻人的,退了休,我又成了一个兵了”。午后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很温暖,在他淳朴率真的笑容里,我看不到一丝大师和将军的影子,甚至是给他带来巨大荣誉的电视,似乎都与他无关。我知道,这些身外之物,早已被他归零了。

来源:人民网-今传媒 (责任编辑:齐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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