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聆听过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对史实如数家珍，信手拈来，是一部活的“中国新闻史百科全书”。曾经在人大园和他擦肩而过，他神态慈祥，步履从容。曾经拜读他的专著，字里行间充满了治学的严谨，大家的风范。

　　时值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成立50周年之际，我们有幸再一次走近这位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在方先生的书房里，四壁双层摆放的满满的各种书籍，和那迎面扑来的满室书香，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一个学者五十多年治学的厚重。

　　记者：方老师，您好。很荣幸在庆祝人大新闻学院成立50周年之际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与您交流。50年来人大新闻学院伴随着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而成长，您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回首这50年的历程，一定感慨良多，其中有哪些让您至今难忘的片断？

　　方汉奇：人大新闻学院1955年建系，我是1958年跟北大新闻专业的老师和在读的三个年级的学生（除了毕业班），和整个建制并到人大的。学生中包括赵玉明等一些人，他们前三年在北大就读，到人大后，就在人大毕业。我刚到人大的时候，当时正是“大跃进”。红一楼前面的松树林那一带全是炼钢炉，我们来得时候正干得热火朝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民大学停办十年，整个新闻系的建制又回到北大。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人大停办后的一个中转，直到1978年“文革”结束又重新回到人大。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58年11月22日，吴老（人民大学前校长吴玉章）接见新闻系全体师生，并做了一个报告。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吴老，也是第一次和他握手。他是革命老前辈啊，当时已经80多岁了。

　　吴老非常关心新闻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我还记得当时他说：“欢迎北大新闻专业的老师和同学，壮大人大新闻系的队伍”。到现在我还在担任吴玉章奖金基金委员会的委员。吴玉章奖金一共有五个奖项，其中有一个就是新闻，这说明吴老一直很重视新闻教育的发展。

　　记者：您在中学时期就定下了念新闻系当记者的理想，您是怎样对新闻产生兴趣并萌发做记者的理想？

　　方汉奇：和抗战的那段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抗战开始时我上小学五年级，七?七卢沟桥事变那天我就在北京，枪弹声我都能听见。之后，我从北京逃难到天津，当时走了整整一天。然后在天津上船到了香港，在那里住了一年后又折回到上海。后来又到重庆、昆明、桂林等地。八年抗战，我去了全国13个地方。抗战胜利那一天，我回到梅县，参加火炬游行庆祝抗战胜利，这是六十年前的事了。

　　抗战的时候我在中学念书，要报道抗日战局的情况和进展，因此学校要定期出相关的墙报。我当时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就负责出墙报，写时事报道和对战局的分析。在这过程中，我看了当时许多名记者的报道，进而对记者这一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记者：您当时最佩服的记者有哪些？

　　方汉奇：邹韬奋、范长江和大公报的那一批人，他们那时都是名记者了。当时我很向往记者的生活。因为记者这个工作充满了挑战，可以到处去采访，见多识广，可以满足我“行万里路”的愿望。我很欣赏司马迁的一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记者是一个很崇高、很受尊重的职业，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但没想到，我记者没做成，倒坐了一辈子的“冷板凳”（大笑）。

　　记者：您后悔过当初的选择吗？

　　方汉奇：也不后悔。但如果现在有机会，我还想当记者（笑）。记者是很辛苦的，我现在也力不从心了。但年轻的时候适应性还是很强的，问题不大。一直到1978年，包括在五七干校的时候，我的身体一直都很好，很能吃苦。但之后教学做研究，坐下来不动，慢慢的承受能力就差了。现在是心有余力不足了。

　　记者：您数十年从事新闻史教学和研究，这其中最深的体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