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专业是一个崇尚个人才华与能力的专业，因此，从业人员非常看重荣誉与奖励。在中国，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有四个评价体系同时在发生影响：一是职务级别，二是职称，三是官方奖项，四是业绩考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新闻界现实中的评论体系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异化，甚至蜕变为一种伪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的意义在于对专业能力与贡献及资格予以认可，除了业绩考评有偶然因素因时因地而异以外，职务级别、职称、获得奖项这三者，都是应当名符其实，才能产生正面激励作用。

　　新闻单位里普遍存在的官本位风气，导致职务与级别的升迁背离了新闻业务本位，越来越像是党政机关的干部提拔，也就是专职干部――除了当官什么都不会。在采编部门，负责人最重要的素质要求应当体现在报道与编辑能力上，一旦提拔的干部在采编业务上的资格欠缺，就必然形成一种外行指挥内行的局面。试想，不懂播音又如何当播音组长？以往新闻专业的领导必然是资深的采编高手，而现在相当多的新闻单位都有专职领导。

　　职称本来是教育、工程技术、医疗等专业用以评价专业资格的体系，只有中国将职称引入了新闻单位。这本是八十年代初作为一种改革举措，结果逐渐演变成官体位的补偿或代用体系。新闻职称的评定起初那些年还比较严格，后来就成了论资排辈，甚至变成了一种利益指标，不再是全面反映专业能力的资格。具有高级职称头衔但是业务水平很低，与只有初级职称但是业务水平很高――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在职称的发源地，西方的教育、工程技术、医疗等领域，职称是职业中是否具备承接某项业务的硬指标，换句话说，没有相应的职称，就不允许从业或接活。尤其是医疗系统，职称是一点不能含糊的，哪一级职称的大夫，干哪一层次的活，不准越级。这是因为专业性太强，要对工作负责，就不能不叫真。反观新闻专业，除了新闻教育，几乎没什么工种需要如此认真的资格考核，很多名记者、名编辑都是初出茅庐就一举成名，比如水门事件就是例子。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新闻这个行当是实干的专业，而且是集体合作，层层把关，不存在医疗、教育那种庸医误诊或误人子弟的危险。这也就充分说明了，新闻业务领域是没必要实行什么职称的。

　　奖项同样变了味，本来好新闻、新闻奖是对优秀的新闻报道作品予以表彰，从而达到鼓励同业今后继续努力、多出类似作品的目的。考察近些年的各种官方新闻奖，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有一些得奖的报道几乎没人注意过、几乎没有影响，而一些极有影响的报道，却根本没有评奖的机会。这种置传播效果、业务水平于不顾的评奖，虽然不至于说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但是已经与新闻实务成了两张皮。写好稿、办好报、拍好片的是一路，得奖的是另一路，各走各的道。这不仅仅是在从业人员个人层面如此，更为甚之的是新闻单位也分为两路，以报纸而论，有些报纸发行量少、不受读者欢迎、质量低劣，然而却是获奖的专业户；而有些报纸发行量大、极受读者欢迎、质量也很高，却与获奖无缘。这显然是无法解释的，也是说不过去的现象。也正是有识于此，南京大学杜骏飞教授立志要创设新闻专业的学院奖，以补蔽救偏。

　　最后，有必要再说说考评与打分。很多单位把打分与采编人员的收入挂钩，这是一种计件工资制，在企业管理中是针对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的工人的。我一直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方面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被认为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与专业荣誉，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说是官员、专家，另一方面，却又引进了如此简单而带有歧视与不信任的评价体系。必须指出，即使是最重视业绩效益挂勾的西方报业，据我所知，也没有一家是这样做的。因为新闻采编是重质不重量的专业工作，是需要高度事业心、责任心的工作，只要是一个人选择了当编辑或记者，他就肯定要尽心尽力，而不会偷懒耍滑――即使有个别不自觉的害群之马，只要领导的眼睛是雪亮的，也会很快让他走路。

　　采编人员的考评在市场化的报刊里比较流行，这可能是因为人员流动性大、新手过多，不借助这种模式，很难有效地管理。是呀，新闻业内曾有人把记者编辑戏称为新闻民工，看来不是没有原由的。问题是，新闻事业的最重要的职责是发现、报道关系重大的新闻，而越是有价值的新闻，可能就需要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无法批量、定时生产。西方得大奖的名记者可以用一两年来挖一篇报道――在中国实行打分制的报纸，这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梦想的事情。中国没有世界一流报纸，中国没有权威的主流大报，根源很多，其中一条就是采编人员的业绩考评体系存在严重的导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