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共舞:弱势群体被“弱化”之现象探析
文/刘燕 刘仁圣
  2006年12月30日14:31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大众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理应承担起相应社会的责任,面向大众把报道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可实际情况是,出于种种原因,很多媒介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服务对象定位于:有学识、有良好职业的专业人士或白领人士,有较高经济收入和消费投资决策能力、追求流行时尚的人士。相比之下,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没有被的表达,甚至根本没有被表达。

  这里的“弱势群体”,指的是“创造财富、积聚财富能力较弱;就业能力和基本生活能力较差的人”,主要包括生活困顿的农民、城市下岗和失业人员以及那些城市边缘群体(老病残及农民工等)。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我国上千家电视台中仅有1%的栏目是面向农村受众的,占全国80%农民仅仅拥有一家全国性的日报。在各级各类媒体中鲜见关于他们的报道,即使有,也多是一些政策性、政绩性的官方报道,或是一些猎奇性的社会新闻,缺乏平等的社会视角;而网络媒体的信息资源无论从硬件占有上还是从软件操作上都是弱势群体难以享用的。弱势群体就这样从广度和深度上被强势力量的媒体集体边缘化了。弱势群体仅仅是利益集团转述、描写与设想的对象。

  据统计,目前中国弱势群体规模在1. 4 - 1. 8 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 % - 14 % ,而媒体对弱势群体的报道量却非常少,在媒体高度同质化的今天,各媒体机构宁可叫卖着相同的房产、汽车、时尚类信息,也不愿在弱势群体报道上寻找突破点。即使是面向普通市民的都市类报纸,一天出版有60个以上版面,也没有农民、农民工或下岗工人的专刊。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1. 作为传者的大众传媒机构: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常常弃“弱”爱“强”。

  大众传媒既生产精神产品,也生产物质产品,因为它生产精神产品,所以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因为它也是物质产品,所以追求经济效益。如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众媒介机构需要由以前的政府供养转为自负盈亏,走向产业化经营,这必然带来激烈的竞争,他们争夺有限的媒介资源,争夺有限的受众资源,争夺有限的市场资源。竞争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经济利益的追求被无限扩大,社会责任的承担被无限缩小。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必须使获得的报偿最大化和付出的成本最小化。众所周知,媒体的经济效益绝大多数来自于广告主投入的广告费,广告主的媒体选择标准往往也就决定了媒体的新闻价值选择标准,广告主之所以投放广告是为了向媒体的消费者推销自己的产品,那么这些消费者必定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是有消费决策权力的,是能够给广告主带来经济收益的那些“强势群体”,有了这样的广告诉求,媒体的报道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倾斜,他所报道的内容,所关注的群体自然就是那些城市白领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情愿在同质化竞争中灭亡也不愿定位为服务弱势群体;情愿花巨资到国外建记者站也不愿花更少的钱在农村建立记者站。由于城市交通便利、通讯设施发达,农村偏远落后,所以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就会大于在城市的投入,而且强势群体购买欲与购买力都大于弱势群体,把精力放在强势群体上,获得回报的机会就远远大于把精力放在弱势群体上,且付出的时间资源、注意力资源都会减少很多。2. 作为传受双方纽带的媒体从业人员:与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差异往往避“弱”趋“强”。

  大众媒体的从业人员一般有着较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他们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丰富的知识。由于大众媒体本身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它的影响力非常广泛,所以有人称之为“无冕之王”,这也是说明媒体从业人员往往被赋予特殊权力,而且收入颇丰。他们与弱势群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一个人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所看到的对象,大众传媒工作人员看到是和他们一样有良好收入,良好知识背景的一群人,他们的同类化交往圈子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他们所作的新闻报道对弱势群体偏见和视而不见,传播者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地位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在隔膜,不可避免地使传播者的视域范围中要么没有“弱者”的身影,要么从自上而下的视角俯视他们。这种俯视和漠视代替了交流和沟通,他们以自己的心理视角和期待视角去观察弱势群体,按照自己意愿去描述和报道弱势群体,使弱势群体的形象就这样被拟态化了。3. 作为受者的弱势群体:先天条件与后天机会的弱势使之丧失了媒体话语权甚至甘愿成为媒体的弃民。

  每一个公民都有出于对个体自己或整个社会发展形势的考虑,将自己的诉求、建议和意见通过大众传媒表达出来的权利,我们称为媒介话语权。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那么“将意义传播于社会”要借助于大众媒体的力量,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提出大众传媒具有“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如果我们一味地把媒体资源这个公共平台向强势群体倾斜,会使强者更强,而弱者更弱。

  弱势群体作为传媒“失语者”并非生来就没有发言的本能,这种话语权的丧失和弱势群体的经济能力低下有密切关系的,弱势群体可能在先天条件上慢人一步,比如病、残、穷,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机会的补偿上的弱势,由于弱势群体本身教育程度偏低、人际交往范围也囿于弱势人群,直接导致他们媒介素养的缺乏。弱势人群对大众传媒的认识、利用和参与方面的知识都相当匮乏,使他们不能充分利用媒介去表达自己的意见,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甚至成为媒体的弃民。4.媒体与弱势群体之间传播渠道的不畅通也往往导致弱势群体被集体“弱化”

  意见的交流需要共通意义的空间,一是对传播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含义的共通理解,二是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也就是说,首先,传播符号的歧义也会导致媒体对弱势群体的偏见,符号是人类社会交际、思想传达、情感沟通的文化工具,它包括声音、语言、文字、图像等传播信息的载体。传播符号发出以后是离开传播双方独立存在的,当它不能使传受双方产生共同的含义时,就会产生传播的障碍,使传播受阻。其次,生活经验、教育背景的差别常会导致传受双方不愿沟通或沟通迟缓、难以理解。比如记者在采访某个对象时,由于缺乏共同的经验或语言认识,导致记者在报道中错误地理解受访者的意图,或者受访者错误的理解传者的意图,从而产生偏见,而弱势群体所掌握的媒介资源相当缺乏,不能对偏见的报道做及时的的反馈,而媒体也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这样双方的差距拉大,表现出来就是弱势群体被集体失语。

  李普曼曾在他的《舆论学》提出了“拟态环境”一说,即是说,由于受众没有充足的时间与精力去核实媒体所反映事物的真假,也没有可能,他们乐于接受媒体所报道的“事实”,并把这种“事实”当成是对现实环境的事实,如果媒体的报道有偏见,那么受众仍然会把这种偏见当成事实。同样,由于媒体追求经济利益,他们把报道的触角伸向有购买力的消费者,从而忽视或者看不见弱势群体的媒体需求。这种偏见和视而不见,弱化了弱势群体作为民主社会一员的印象。我们知道,监测环境是大众传播媒体的重要功能之一,它是社会环境变化的晴雨表,它应报道社会生活中的各个群体,否则必将影响社会的整体进程,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令人担忧的隐患。

  当然,发展经济减少弱势群体的基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好办法,但这是一个长远计划,不是一蹴而就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显然我们是不能仅靠媒体单独的力量去解决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如何平衡这样一个问题的,所以我们要集合社会的各种力量。

  首先,作为媒体,我们应在社会的整体传播格局中寻求内在的平衡,公正合理地分配信息资源和媒介使用机会。

  其次,作为政府,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议程来影响媒介议程,并且从政策上对面向弱势群体的媒体提供一定的倾斜。

  最后,作为受众,应该发自内心地、用人人平等的眼光去关注弱势群体。1
 

来源:人民网-媒介方法 (责任编辑:齐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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