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性”拷问“传媒歧视”
罗建华 长江日报高级编辑
  2006年12月30日14:34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8年前,笔者与一位同事受命接任一份周报时,各喊出一句口号,想来颇具意味。他是总编辑,对广告经营指标尤为敏感,喊出的口号是“嫌贫爱富”;我作为副总编辑分管采编,对新闻操作看得重一些,喊出的口号是“喜新厌旧”。

  “嫌贫爱富、喜新厌旧”挺形象,道出我们的一番苦心:瞄准“白领人群”,办出一份时尚的大文化新闻周报,以赢得广告商的青睐,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胜出。

  现在看来,出于走“分众路线”的办报取向,“嫌贫爱富、喜新厌旧”固然有合理的成份,但透出的“传媒歧视”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新闻的价值判断无疑造成干扰,有违传媒的公正原则。反观时下,“嫌贫爱富、喜新厌旧”虽没有人公开宣称,但在一些走“大众路线”的综合性日报那里,似乎已被泛化了。

  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传媒迫于竞争的巨大压力,对自身的生存与成长十分敏感。有的一边宣称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一边又恰恰把它置于一旁,经济利益的砝码重重压在一头,应有的新闻观、传媒观就被高悬了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媒歧视”在自觉不自觉之中蔓延滋长开来。一、“传媒歧视”带来新的社会不公,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传媒歧视”集中表现在歧视所谓“底层平民”,同时也有性别、身份、职业、地域、残疾人等方面的歧视,有的与前者交叉。

  “底层平民”在社会阶层的座标上,职业、收入、消费、受教育程度诸要素,都处在平均线以下,被称为“弱势群体”。这个庞大群体是社会大众的主体部分,正是应当被大众传媒所关爱、所呵护、所服务的最大多数人群。然而,这个群体的社会形象、社会声望、社会预期,在传媒上得到的,总体是一种“灰色表达”,总是与困顿、落后、弱智、不文明、不安定相联系。

  这种“传媒歧视”并非直接予以贬损,而是更多地反映在受众定位、编辑取向、报道内容、表达话语上,归结于新闻理念、新闻态度和新闻趣味。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东西,使“弱势群体”在整体上“出镜”了。媒体镜象中的世界离他们很远,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身影——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对比之下,充斥版面和频道的报道与节目,多从“富裕阶层”、“新兴人群”的角度衡量社会,为他们选取、挖掘、拼凑甚至制造“新闻”,极尽能事张扬他们的欲求与喜好,一味强化他们的话语权。在创富英雄神话与娱乐明星绯闻的交响中,还有一大片空白地带是由时尚消费娱乐的喧嚣来填补的。传媒成了“富人传奇”和“小资情调”的产床,经济上的“中产”与文化上的“小资”纠合起来,霸占了聚光灯追逐的那片舞台。一个富豪巨额征婚,大标题席卷各家报纸;一名港星产下妇婴,报道占据六个版面------在狂欢盛宴的间隙,个别弱者的不幸故事有时充当佐料在热锅里爆煸一下——别看他们不时作为扶助对象赚人眼泪,其背后往往闪烁商业公关的影子与媒体俯视俯视的身姿,何况要的还是“眼球”!

  “传媒歧视”是与传媒公正对立的,带来新的社会不公——信息资源上享用不公、话语权上分配不公、舆论形象上反映不公、公共价值上判断不公。传媒为公众提供的“拟态环境”或者说生活模式,是片面的乃至畸形的。太多的“锦上添花”,太少的“雪中送炭”,也会导致舆论上的“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并引发这样一种危害:强者更加歧视弱者,盲目增长优越感,缺乏应有的爱心;弱者更加妒忌强者,时感愤愤不平,或者自惭形秽。

  有学者指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与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这个短缺主要不是总量不足,而是结构性失衡,医疗资源如此,信息资源也如此,“传媒歧视”就是其中表现之一,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二、传播天平的失衡,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

  传播天平的失衡,是什么撬动了它的支点呢?

  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传媒不再单纯是舆论宣传阵地,成为文化组织与经济组织的“混合体”,体现意识形态的要求不说,既要代表社会良知传承文化,又要获取效益维系发展。创造利润,成为这种“混合体”组织产业性的直接诉求。

  实际上,“混合体”中的两端是不矛盾的,是互为依托而统一的,处理得法则良性转化。但现时报业过度竞争的态势,以及传媒“二次销售”的需要,天平的支点就飘移了。传媒对受众“眼球”的争夺,实质是对广告商“钱袋”的争夺,而广告商最热衷的莫过于受众的购买力,这个“购买力”便要影响传媒的取向。过去,“为广告商办报”只藏在一些传媒人隐秘的心中;现在,却时常公开挂在他们的嘴边,不过一定要再说点别的什么光冕堂皇的话。

  受制于经济利益,传媒对“受众”的界定,追求的最美妙境界是自己的“受众”与广告商的“顾客”实现最大的重合度,新闻信息的传播都用来培育、谋求这种“重合度”,购买力强的“强势人群”受到特别厚爱也就天经地义了。这听起来岂止是“为广告商办报”,简直就是“广告商办报”,编辑好象只是广告商的雇佣者而已。

  在西方,有学者就此类现象提出了“新闻洞”的概念,称:新闻信息不过是用来填补广告之外的剩余版面,作为钓取广告人的诱饵。美国纽豪斯报业集团旗下的报纸,就被诟病为“编辑手法是将新闻和广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巧妙地混同在一起,织成薄薄的一层锦绣。类似的情形,已在我们的传媒上显现。

  倘若传媒的逐利性不加约束,传媒自身的利益就会置于公众利益之上。我们惊讶过国外传媒这样的案例:当简·方达在ABC一个专栏节目里,兴奋地畅谈她主演的一部电影时,绝对没有想到这与通用电器公司有什么关系。但事后,通用电器公司撤销了对这个专栏的赞助。因为简·方达主演的这部电影有反核的内容,而通用电器公司是名列全球四大核反应堆的制造商之一。这是赤裸裸的干预,广告商伸出有形的手,指挥着什么该播出和什么不该播出。

  比这要令人惊讶的是“无形的手”。诸多传媒在确定自己的理念和取向时,首先就想到广告商的利益,编辑方针被广告投放的多少左右着。那只能一掷千金的手,向传媒挥舞着指挥棒。说得更深刻一些,这种危险可能导致传媒成为广告商的奴仆而不是社会的公仆。

  对“传媒歧视”,宁可把它的危害性考虑得充分一些,因为它丢掉的是传媒宝贵的精神品质,削弱了应有的舆论功能,并产生不良社会效果,最后对传媒自身也会造成伤害。“传媒歧视”一旦发展到极端,它就不成为其传媒了,变成一些公司的广告纸或宣传纸。对这样的后果,不少逞一时之快的传媒从业人员,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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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媒介方法 (责任编辑:齐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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