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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德:我和我的期刊
李明德
  2007年03月01日15:59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中国有线电视》从筹办、创刊至今,历经十三四年的风霜雨雪,我一直担任执行主编、主编,后又兼任社长,与杂志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可以说,我把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它,我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多姿多彩,杂志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爱是一种力量

  1995年元月的一天,北京街头狂风呼号,严寒入骨,似乎哈一口气马上就会结冰。我和《中国有线电视》的另一创办人张老师怀揣肩背公开发行的第一期杂志,斗胆走进广播电影电视部大门,楼上楼下马不停蹄,寻找相关部门和人员,送杂志递名片,不厌其烦推介杂志,以求得行业主管部门的关注和支持。半天下来,汗流不止,内衣湿透,寒风一吹,瑟瑟发抖,鼻涕两把,喷嚏连连。太想休息又顾不上休息,在马路边匆匆吃了一份盒饭,扛着发烧的身体赶往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挨门挨户送杂志,联系订户争取广告。说来可笑,因不知哪家公司与我们的业务有关,又不想漏掉一家真正的用户,只好逐门逐户去推销,没少挨奚落,没少看白眼,没少受冷落。有时候到了一家公司,一杯热茶两句问候,温暖得人心里热乎乎的,一切委屈和疲乏都转换成了新的力量。那天,只抱怨北京下班太早,自己跑得太慢,眼看着公司纷纷关门,一种失落感突然涌上心头,鼻子发酸腿发软,感冒也似乎彻底发作了。

  “这还不到5点呀,跑吧,哪怕争取来一百块钱的广告哩。”硬是凭着一股闯劲,我们离开中关村,匆忙奔向位于10公里外的另一家公司。员工下班了,只有老总在。老总话不多,看我们风尘仆仆、感冒发烧,听我们苦口婆心、诚心诚意地表白,在把杂志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之后,下定决心似地说:“可以试试。”我们激动得跳了起来,天下最好的赞美加感激一下子冲进脑海,要知道,这可是我们杂志的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广告,而且一签就是3万元,我们没有理由不欢呼雀跃。“如果没有效果,我会随时撤广告的。”合同签订以后,老板郑重地说。这又让我们心头一紧,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期刊质量与广告的唇齿关系,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担子。这以后,我与这位老板成了多年的好友。在随后的交往中他告诉我,他是一名下海人士,特别看不惯懒散疲沓作风,正是我们对工作的忠诚和敬业精神感动了他,并且他认为我们靠着这种精神一定能把杂志办成功;因为相信我们,只能给我们施加压力。现在回想起来,这压力实在是一剂良药,是一种动力,是一种财富,让人受用不尽。跨出了这一步,就会迎来阳光一片。3万块钱不算多,但给我们精神上的激励以及对后续工作的促进,是任何金钱都换不来的。

  这以后,就是因为想得到更多的广告,日思夜想、煞费苦心的全是如何把期刊办得更好。质量好了订户多,订户多了广告多,广告多了质量更有保证,更能长久,这个普遍的道理办刊人都知道,但要真正把这个生物链链接牢靠,避免顾此失彼,却不是简单地说说就能成功的。

  我是学中文的,工作领域涉及新闻学、文学和传播学,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要办好一份科技期刊,其难度可想而知。

  专业上的缺陷,逼迫自己去学,起码不至于见了行家说外行话;稿子质量拿不准,请专家学者来把关;为了及时了解行业动态和学科发展,每年东奔西跑参加各种学术研讨、高峰论坛、设备展销会以及登门拜访行业部门、专家学者,了解信息开阔视野,更好地指导期刊发展,实现以己之决策,以专家、审稿人、编辑的聪明才智相结合共同推进的良性循环。为了避免办刊思路与办刊实践的分离,我一直坚持倒三审制和四次校对制,所谓倒三审制就是,所有来稿主编先初审,专家再审,编辑最后审,退修;所谓四次校对,就是在编辑人员三校之后再进行第四次校对并对个别篇目作栏目调整,将一切差错和不妥消灭在开印之前。这样做,主编实在是太累,尤其对我们这种半月刊而言,编校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更何况还有其他工作要做。但这种累又是非常值得的,首先,通过身体力行,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刊物对学科、行业的跟踪情况,了解在同行刊物中的质量及所处地位如何,对后续发展及采取的对策做到心中有数。其次,有利于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编辑水平,不至于落伍。我始终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主编对期刊的质量、生存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主编要编,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主编在编,既是对期刊质量的负责,是对编辑人员的负责,也是对广大读者、广告客户的负责,更是对社会的负责,说到底,是对自己所献身的事业负责。

  同时,主编又是一个管理者、经营者。创刊伊始,我们即摸索着走了一条完全市场化的办刊之路。无经费,无场所,无编制,一切都是“借”字当先,借为我用。正因跳出了做事之前先要钱要条件的传统思维模式,深得主办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的赞赏。尤其是我们一开始就实行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运行机制和全员聘任、绩效挂钩的劳动用工制度,得到了学校、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报刊管理处、陕西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的肯定和支持,使我们不断在工作中完善,在完善中创新,在创新中前进。1993年,国内在这方面可资借鉴的办刊经验并不多,对管理者而言基本是一个陌生的课题。那时候,我白天干正职(1993―1999年3月,我的职务先后是交大党委宣传部秘书、副部长,负责对外宣传和校内媒体管理,兼杂志主编;1999年3月之后,专职从事期刊编辑至今),晚上及节假日则以编辑部为家,既要亲历亲为编辑业务,又要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还要带队出去联系广告。那种忙法,岂止一个累字了得!发愈稀,齿松落,视力下降,通宵达旦加班加点常有,然而精神状态出奇得好。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要求自己:主编首先是编辑,管理也好,经营也好,只能体现在埋头工作上。于是,在全力而为的情况下,只求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以此体现人生价值。就是在兼做编辑的同时,每年还有200多篇宣传交大的新闻稿件见诸报刊,让正职兼职比翼飞,连续两次获得学校工资晋级奖励。有时与人谈起工作中的酸甜苦辣,面对疑惑的眼光,我在想,如此辛劳,难道是为了名和利吗?名利为何物?竟叫人如此忘我、如此追逐?难道不是为了名和利?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自作清高能摆脱世俗?都不全对,其实那主要是一种精神,一种心境,一种心劲。当我们把工作视为人生价值的体现、视为生命一部分的时候,你为她的付出难道还要掺假、还要斤斤计较、还能容许私心杂念存在吗?

  作为有线电视专业杂志,《中国有线电视》杂志在国内同类中创办最早,公开发行最早,改国际标准大开本最早,创办网站最早,由双月刊改为月刊、由月刊改为半月刊最早,半月刊持续时间最长,并且惟一对刊名进行了商标注册;在经营和自我宣传上,开专业杂志参加行业展会之先;曾获陕西省和国家期刊方阵双效期刊,连续三届获教育部优秀科技期刊奖等。每一个举措,每一个荣誉,都伴随着我们的创新思维,我们的奋斗脚步。

  三人行必有我师

  杂志社10多号人,各有特点,各有优长。用人所长不求全责备,张扬个性不厚此薄彼,杂志社才充满了欢乐和友情,干起活来长者有范、幼者争先。特别是我在兰州读博士期间,杂志社工作一如既往有条不紊,让我感动不已。外出参展,展厅里连续待上三四天,人声嘈杂,空气混浊,工作紧张,生活无规律,往往使人头昏脑胀,心情烦躁,但同事们既要看管展位,又要抽空跑客户,联系广告,不管比我年长年幼,总是嘴不停推介杂志,腿不停联系业务,一天下来筋疲力尽嗓子嘶哑,到了晚上往往还要拜访客户。你今天签了合同,我明天就暗里较劲超过你,倘若没联系到业务,情绪低落,内疚自责不已。这就是我的同事,我的员工!面对这样的群体,我往往感到自惭形秽。说实话,在一个岗位上时间久了,容易滋生惰性心理,是员工们的工作热情和集体荣誉感,不断唤醒我的责任意识,促使我不断做好工作。办好刊物大的目标不说,单就为了这个可爱的集体,不为他们创造一个宽松和谐、实现价值的工作环境,岂不失职!

  这几年,由于一些客观因素如撤销有线电视台建制、国家有线电视网络建成以及全国自上而下成立广播电视网络集团公司等,导致我们杂志的生存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各级有线电视台不再是与无线台并列的独立机构,呼号已取消,机构已消亡,使得订阅量锐减;国家、省、市县、乡镇有线电视网络建成,设备使用量大减,使得产业进入缓慢发展期,导致广告量下滑;集团化程度越高,设备采购、使用的规模化程度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小公司依靠广告推销产品已经变得困难,实力较强的公司不依靠广告照样可以把产品推向集团用户,有线电视向数字有线电视的整体转换就是明显一例。尽管困难是暂时的,但我的压力却是巨大的,对杂志的前景忧心忡忡,夜不成寐食不甘味。好在我有多个不同的朋友圈,可谓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尤其是陕西科技期刊界的一帮朋友,从事职业一样,酸甜苦辣感同身受,推心置腹;谈人生,论感想,说生活,往往使人有茅塞顿开之感,有轻装上阵之快。朋友们对事业的忠诚,对开拓的用力,对生活的热爱,对困难的蔑视,对名利的淡泊,对朋友的真诚,给了我很深的影响和激励。这些年,我们的期刊在行业领域影响越来越大,跟各类朋友的关怀和支持分不开。

  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

  我们杂志社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团结友爱,松弛有度,大家各尽其责,一切工作有条不紊,实在得益于各项工作制度的约束和有效的管理。

  科学管理,规范管理,经验成堆,国内外都有大量成功案例。这里我只探讨一个问题,就是经常说到而很难做好的管理如何体现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充分尊重人、理解人、爱护人。这里的人,应该是编辑部里的多数人,如果能把全部工作人员都照顾到则更好。多数人在单位能心情舒畅地发挥潜能积极工作,从管理上讲就是做到了以人为本。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规矩太多太严,人又反感,反感了就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产生抵触情绪。怎么解决这一矛盾?我的做法是,让员工亲自参与管理,每有管理规定出台,必经过四道程序:第一步,根据实际需要草拟管理办法;第二步,提交每一位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写出修改意见;第三步,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定稿(对个别人的不同意见,尽量提前沟通好;实在沟通不了,可以保留意见,但管理办法一旦确立则必须执行);第四步,以文件的形式分发每人一份,同时杂志社存档一份。因为管理办法是大家参与制定的,首先从心理上有一种认同感、亲近感,而不是抵触和被动服从。管理由要我执行变成了我要自觉遵守。我体会,这就是管理以人为本,这就是制度管人,不是人管人,任何员工只对制度负责,不是看领导脸色行事。

  要使编辑部成为一个能战斗富有朝气的集体,还必须打破所谓正式工与聘用人员、城里人与乡下人、老职工与新职工、高职称与低职称之间的界限,谁能在具体的岗位发挥出色,谁就应该受到尊敬和激励。这种按岗位的不同、能力水平的差异作为衡量人、激励人的标准,也容易在单位创造一种既宽松和谐又奋力争胜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容易稳定人心,稳定工作。

  有人认为工资待遇是留住人心的重要因素,其实也不尽然,在某种程度上,人文关怀更有效果。从2000年开始我们一直是半月刊,扣掉双休日11天出一期,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但我从不提倡晚上和星期六、星期天加班,近年来还一直坚持每天7小时工作制,坚持为职工创造开展文体活动的条件。这些年来,杂志社工作队伍稳定,效率很高,员工总结说:“论收入我们并不多,但这里的人、这里的工作环境很是让人留恋,在这里,我们是作为人而存在,作为人而发挥作用的。”有两名员工离开杂志社时,泪流满面,依依不舍,很是让人感慨。

  从学习中获得新思维

  不能则学,不知则问。读书越多,视野越宽阔,工作越有后劲。无论平时再忙,决不放弃学习。

  1997年,我参加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班学习时,对知识经济产生了浓厚兴趣,经常与几个朋友讨论交流,最终演化成《创新

  知识经济的灵魂》、《撬动地球的新支点

  创新与知识经济》两本书。现在看来,那时对知识经济的思考太过肤浅,有些观点还值得推敲,但毕竟凝聚了我们的心血。科技期刊是传播科技信息、推动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实践知识经济的一个阵地,作为长期从事科技期刊的编辑工作者,对此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于是,我和张行勇编审一起撰写了《科技期刊创新论》一书,从创新与知识经济的角度对科技期刊在国家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由于许多观点来源于科技期刊办刊实践,因此得到编辑同仁的普遍认同和肯定。

  2002年8月我获得西安交大编审职称,朋友们给予了真诚的祝贺。一位已走上领导岗位的朋友深有感慨地说:“你为咱们这一批人争得了荣誉。”另一位朋友则戏说:你能不能考个博士,再给我们一个欣喜?真是“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说者随意,听者动心,这便有了我随后三年的读博经历。一不做官,二不从事教学科研,博士学位的头衔似乎与学历世俗化、实用化的现实格格不入,正因为不入俗,读书才更加清纯无杂,犹如品陈年老酒,味甘醇而悠长;也正因为不入俗,读书才少了盲目和功利。人到中年,世态百相看过,酸甜苦辣尝遍,对以后的人生安排会更加实在而可行,这个时候,能重回校园静心读书,看自己所想看,思自己所想思,做自己所想做,实在是一件惬意的事情。感谢科技期刊的实践,使我得以将文学期刊作为论题加以深入研究,其间异曲同工之妙,常常让人兴奋不已。读博三年,是紧张忙碌的三年,是青春焕发激情四射的三年,是潜能得以超常发挥的三年,是充实、快乐和幸福的三年,尽管所学与所办期刊专业差距太大,好在学术感悟、学问方法相通,以此思维做彼学问,未必没有茅塞顿开、大彻大悟之时,毕竟,我与期刊事业荣辱与共。

  (作者单位:《中国有线电视》杂志社) 

 

来源:人民网-《今传媒》 (责任编辑: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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