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经济日报也好、人民日报也好，特别是经济日报，没有人叫我范总，都是叫老范，到了人民日报以后，大部分人都管我叫“老范”，后来有一些人开始叫我范总，但是我觉得老范更亲切一些……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 　　5月31日14：30，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教授做客“传媒沙龙”就“高校传媒教育与新闻职业要求的对接”这一主题进行了>>>视频访谈。 　　范敬宜，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1951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曾任《东北日报》和《辽宁日报》编辑、农村部副主任、主任、编委等职务。1983年任《辽宁日报》副总编；1984年调中央文化部任外文局局长；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98年至200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2年4月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博士生导师。>>> 学者专栏 　　主要著作：《总编辑手记》、《敬宜笔记》

老范的新闻情结

　　[网友]: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发现您走上新闻岗位具有一些传奇色彩，能谈一谈您是怎样走上新闻工作这条路的吗？

　　[范敬宜]:其实谈不上传奇色彩，我承认我从小对新闻工作有一种向往，也可以说是对新闻工作的情结，可能因为我特殊的生活经历形成的。

　　我从小体弱多病，不能正常地上学。从7岁念完小学一年级以后，到15岁期间，一直在家里养病。小学没有念，初中、高中都没有念。而在家里唯一的伴侣就是看书看报，特别是报纸，那时我在上海，几乎所有的新闻报纸都看，比如当时的《申报》、《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报》、《新民报》，以及各种小报，逐渐对报纸产生了兴趣。

　　我很小的时候自己办报——用手抄的小报，写好了以后塞到别人家的门缝里面，写的都是一些谁家的孩子挨打了，一些很奇怪的内容，开始别人不知道这种报纸哪来的，发现了以后，就到我家里来问，当时落下一句话，说这个小孩将来一定会闯大祸的。那时候陪伴我的主要是报纸，读纸是我办报的开始。

　　到了15岁，抗战胜利，有一个国学专修学校，从内地迁回上海。我妈妈给我报了名，看看我能不能考上。我从那里毕业时才18岁。然后想，还是别光学中国的，学点西方的吧。接着我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我在那里的中文系读了两年。

　　其实在18岁毕业时，就有一个职业选择，分配我到华中师大当助教，我觉得还是喜欢新闻，当教师好象没有记者“浪漫”，所以还是想做新闻工作。自己偷偷地跑到东北去了，因为那时主要的一个启迪就是抗美援朝，“谁是最可爱的人”，觉得自己要到硝烟弥漫的战场当一个战地记者。瞒过家里人，到了东北当编辑。应该说我做新闻工作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更多的想法，就是想让生活充满传奇色彩，以及对新闻工作的责任感。

　　到了东北做新闻工作以后，开始还比较顺利，因为那时候大学生比较少，我又很年轻。到了1957年，开始“反右”了，我就成了右派，二十年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在非常曲折的生活度过的。曾经被送到农场中去劳动改造。文革以后，全家到辽宁的西部最贫困的一个山区插队入户，真正当农民。新闻工作差不多中断了二十年。1978年到山东，才又重新开始了。所以说我开始做新闻工作是20岁，但真正做时已经将近50岁了。

　　没有什么太传奇的色彩，中间又充满了很多曲折，但有一条原则我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包括不许写稿，不许在报纸上发表什么文章等，我都还是在不断地写；不许用真名发表，就用笔名，笔名也不许用，就用一些集体的化名写文章，一直没有中断。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　

　　[网友]:您后来到辽宁日报，再到文化部，到经济日报，1993年在人民日报任总编辑。

　　[范敬宜]:我在经济日报也好、人民日报也好，特别是经济日报，没有人叫我范总，都是叫老范，到了人民日报以后，大部分人都管我叫“老范”，后来有一些人开始叫我范总，但是我觉得老范更亲切一些。

　　[网友]:现在很多新闻单位对从业者都要求学历，要求年龄，比如学历必须是研究生，年龄35岁以下，对这一点，您怎么看？

　　[范敬宜]:对这一点，我觉得有些过分。我们的生力军需要年轻化，任何东西都需要年轻化，但是不能太极端，干部队伍也是这样。现在有的到了35岁以上就不提拔了，唯年龄论，新闻工作者需要长期的磨炼。到现在我在新闻工作岗位上磨炼了50多年了，可自己觉得很多时候还很幼稚。磨炼是很长的生活积累，特别是政治上的，政治上的磨炼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解决的。一般来说，一位新闻记者在30到40岁这一段时间是黄金时期，可是现在很多人到了40岁以后，就已经退出了。　　

　　[网友]:范老师您好，过去我经常读您发表在“人民论坛”的文章，我觉得您的文章更显示出功力和贴近性。您现在还写文章吗？在哪些地方能够读到？

　　[范敬宜]:应该说我从退下来以后一直没有停笔，但是写得少了一点。你提到在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上的一些文章，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为“人民论坛”写稿，不久前我还写过“在更高层面上的思考”一文。去年也写过一些。但是相对过去我写得比较少了。在其他地方我也写，主要是新民晚报，他们给我开了一个专栏叫“敬宜笔记”，从我退下来到现在，写了有120多篇，前面的50篇已经出了一本小册子，还有零零碎碎见报的。总的来说，我写的文章没有过去多，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现在把比较多的精力放在学校了。另外，我觉得年纪大了以后，脑子没有以前灵敏了。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还想看我的文章。

　　[网友]:经济新闻怎么突破，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三贴近”？

　　[范敬宜]:大家很认同“三贴近”，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做。我觉得“三贴近”是需要艰苦的思考、实践，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现在这个方针的重要性谈得比较多，但是具体怎么“贴”，怎么做比较少。

　　首先我觉得大家应该考虑，究竟怎么样“贴”，从哪个角度“贴”，怎么样“贴”得更近一些，这是很费脑子的。特别是经济报道，因为它本身业务性、基础性都比较强，怎么和生活贴近起来，这就要花很多精力和脑子。

　　我记得在经济日报的时候，很多同志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效的工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年国家计委给我们一个文件，讲到规模经营的问题，比如汽车生产，有一段时间出来很多小汽车厂，可形不成规模，就达不到一定的效益。这个问题的经济业务性比较强，如果随便发了，肯定有好多读者看不懂，什么叫“规模经济”。后来现在的副总编辑就研究怎么能够贴近群众，用群众熟悉的语言、知识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动了很多脑筋，我记得一开始是这样写的：“朋友，如果有人跟你说，‘你能不能给我包一个饺子？’一定会闹笑话，怎么能包一个饺子呢？因为包饺子就必须买肉馅，必须和面，还必须加各种的佐料，还要擀皮。这么多的程序，结果它的效益只是这一个饺子的话，恐怕生活中没有人会这么做，谁要做的话，人家会认为你神经有毛病。但在企业生产中，确实有这种‘包一个饺子’的现象，形不成规模经济，一年才生产几十辆汽车，效益没法体现出来。”文章后来评上了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像这样很深、很硬的题目，很难解释清楚，就需要多动脑筋，做到和生活贴近点。

　　现在新闻界研究业务的空气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关于“三贴近”。刚才这位网友讲的经济新闻怎么突破，其实方子已经给你开在那里了，就是“三贴近”，没有什么奥妙的地方，问题是你怎么样理解，怎么样去做。 常常有一种现象，研究提法太多，研究做法太少。提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拿出做法来，就像鲁迅当时讲的“大众化”，他说老讲“大众化”，总有一天哪一个劳动人民到你面前说你给我画一个看看，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过去的报纸编辑讲求的“美”与现在的版式简洁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范老师做编辑的时候，可能“咬合”的版面多一些，不能“撞题”“通缝”等等。现在的报纸版面上这样的要求少多了。对于报纸版式的变化，范老师有什么看法？

　　[范敬宜]:我可能是观念陈旧了。比如版面，过去有很多讲究，标题，字号必须有变化。现在不一样了，一个版基本上用同一个字号。我觉得出发点还是要能够有所创新，能够对过去的、老的传统的东西有所突破，有一些新意。但是一些美学的原则是不应该有改变的，这些变化应该符合美学的原则，符合人的视觉。

　　老讲版面艺术，艺术需要对比，黑和白对比。现在一个版面上，大部分都是大黑加粗的，都是为了突出，结果全是黑的，多就变成少、大变成小，一个版面有小的，才能显出大来，有短的，才能显出长，这是根据人的视觉来做的。以前关于这方面的要求，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不管是老派的还是新派，都要符合一些美学的原则，大和小、黑和白、短和长、粗和细等等的对比，在艺术里面是特别讲究的，绘画里面也特别讲究。版面也同样，我现在很久不做版面了，但是我看到有的报纸就能感觉到编辑是想突出它，全部都想突出，最后哪一个都没有突出。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