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6月20日14:10


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系列访谈之二
龚文庠谈老北大和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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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宝总理有一点讲得非常好,作为以新闻为职业的人要爱人民、爱国家,这样他报的新闻才真实。作为我们教书人还有一点,他要爱这个职业……他可以不惜生命地去追求职业中最完美的东西,就像一个美术家追求名画一样。这是出自于对新闻职业的热爱,而不是爱钱,如果你把新闻本身作为一个牟利的东西,那会把新闻做坏。”

  作为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系列访谈之二,6月20日上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龚文庠做客“传媒沙龙”就“高校传媒教育与新闻职业需求的对接”这一话题与网友展开了交流与讨论。>>>观看视频访谈

  龚文庠,生于四川万县。在武汉读完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被分配到山西太原重型机器厂当工人、教师。1978年考回北大西语系读研究生,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在国际政治系任教。1983年参与组建国际文化交流专业,培养从事对外文化传播的人才。1984年至1987年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进修,初次接触传播学。回国后担任国际政治系副主任,主管对外学术交流工作。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成立后任国际传播系主任。1990年初开始,和北大一些同事共同推动建立传播学专业。2000年受学校委托参与筹建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2001年建院后任常务副院长。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赴美国、加拿大、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学术交流。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四岁了

  [网友]:请龚院长谈谈他自己从事新闻传播教育的主要经历。

  [龚文庠]: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直接和网友见面,这也是第一次,虽然我参加过其他媒体和网友的直接交流,但是没有用过视频的方式,借这个机会,我简单介绍一下我本人和我们院的情况。

  我本人并不是学新闻的,我是在北京大学学外语的,我在报考北京大学的时候是很想学新闻的,但是当时没有新闻专业,我又想上北大,所以选择了学外语。我毕业以后,拿到当时的最高学位——硕士学位时,当时还是没有新闻专业,我到了国际政治系,从事国际关系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再以后主要做的是国际关系中的国际传播这一块,开始和传播学有了关系,传播学和新闻学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传播学被国家认识是最近的事情,从我自己的教学、研究和国际交流中的体验,我感到新闻和传播两块都非常重要,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在中国教育界有比较高地位的学校里,应该建立这样一个学科,所以大概前后有十年的努力,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北大其他院系的老师,他们都有志于在北京大学恢复新闻学,增加传播学学科,汇集成一个新时代的大的学科。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做出努力,来建立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建立到现在四年了,是2001年5月28日建立的,前前后后的过程非常艰辛,因为要创业是非常困难的。我大致介绍一下新闻与传播学院。因为我们开始要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学校中建立一个新学院,并不是简单的事情,要经过很多论证,经过很多部门的认可,校级领导一级同意我们做这件事,要有充足的理由。比较充分的一个理由是,现在全国已经有了这么多有新闻专业的大学,人民大学、传播学院等等。北京大学的新闻专业大概从50年代后期就中断了,转到人大,其实人大的老班底都是北大的,我见到这些老师,去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告诉我,他们原来是北大的。所以,北大有这样一个传统,一直在存在,所以我们把它建立起来。

  但是我的问题是,人家肯定会问,这么多学校都建了,我们有必要建吗?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第一,这是老传统,应该恢复。第二,像北大这样一个有多学科背景的学校,最适合于建立这种综合性交叉学科,所以我们认为,这种环境下不办非常可惜。第三,我们办学的时候不重复别人的路子,既不重复人民大学自50年代以来走的路,不重复复旦70多年以来走的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学院,有两个大的学科,一个是传播学,一个是新闻学。从传播的领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很多东西需要探索,我们从来不称自己为“北大新闻学院”,而是“新闻与传播学院”,这样一个学科是广大的、有很深的余地去发展,我们想把它办得比较新。新闻与传播学院有四个系,传播系、新闻系、广告系、新媒体与网络传播,虽然有的系招生并不多,因为我们国家有限制,要招本科生需要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所以我们现在招的本科生都是新闻学专业的,但是对课程的设置和研究领域,我们是扩大的。这四个系是互相渗透的,不是新闻系不管广告、广告系不管新闻系,而是相互之间有很多联系。

  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个特色是它很新,又有旧,旧在北大的传统,因为北大也是中国具有最悠久历史的现代意义的大学,它有很深的传统,我们要继承,但是在学科方面,我们要向新的领域去探索。 

同行的竞争与师资的交流

  [网友]:我们知道,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现在建立四年了,这四年的发展,您有什么感想和体会吗?比如在教学和与学生的交流过程中。因为我们知道,最早有“南复旦北人大”的说法,现在北大成立了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后,格局发生了变化,在北京五所高校的学术教学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请龚院长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龚文庠]:这个问题很好,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一建立学院就面临着招生、分配,和别人的来往等问题,在四年中我们也是逐渐了解怎样面对这样的问题的。因为我的专业也不是学这个,在行政方面我也不是院长出身,我作过国际政治关系副系主任,但是我管的是对外交流的工作。对于整个学院的领导工作不太熟,我四年来的体会就是逐渐知道了建立一个学院应该怎么办。除了我自己做好教学和科研以外,还要处理好和其他兄弟单位的关系,因为开始不太了解这个关系有什么重要性,我们就想自己教好自己的书就完了,但是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小社会,四年来我们建立了很融洽的关系,在南边、北边,凡是有这类交流活动,我尽量把杂务排开去参加,如果不能参加也派我们其他的同志去参加,大家进行交流,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得到启发。对于竞争,我也非常赞赏竞争的格局,因为我想,各个领域都是一样的,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比如我们北大有一个近邻是清华大学,这两个学校很多地方是一样的,又有不同的东西,有时候又追求同样的东西,那就肯定有竞争。但是这个竞争是良性的,如果没有竞争,很多东西都不能做成。其实我们学院成立本身就是一个竞争,当时建院让校领导同意的理由之一就是清华已经建立了新闻学院,而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和清华大学搞新闻传播的老师也认识很多,我们达成了共识,你们说服你们的领导,我们说服我们的领导。这种竞争当然是有好处的,当然各有强势。

  良性的竞争当然是好事,但是心态要好,不是谁压倒谁,而是互相学习,这种方式的风气非常好,在新闻学界目前这种风气非常好。

  [网友]:目前国内高校的新闻系之间的交流非常好,人民大学的很多老师都是从北大出来的,龚院长怎么看?

  [龚文庠]:不管哪个学校、哪个老师,我们做的事情都不是为自己做的,我们是为国家、为学校做的。在建院的时候我们找老师时,我就想,我们可以从外校找,他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成就,我们把他引进,不管他来自什么门派,对我们都是好的。再说,人民大学本来就和我们有很好的联系。我们从人大找了好几位老师,也和其他的老师联系过。这种联系有好处,也有坏处。我当时说,我们不在乎谁能来、谁领导,我们只做学术。坏处是影响关系,比如你把学校的精英挖走了,学校肯定不放,那就先让他来教课,然后再谈。

高起点 新机制,培养通用性人才

  [网友]:我想一个学院的创建肯定有它培养学生的宗旨,请龚院长谈谈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培养学生方面有什么考虑?

  [龚文庠]:我们开始建学院的时候,学校的领导就提出两个词,一个叫“高起点”,一个是“新机制”,也就是新的管理方式、模式,“高起点”就是一定不能停留在老一套、旧的行为模式上。所以,我们也在实践这两个口号,这两个口号提得非常好。所谓“高起点”,就是学科的起点非常高,比如我们对待新闻学就不是依靠传统,而是要发展它,新闻学怎样发展呢?一个很好的基点就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个新的学科,在之下再分新闻传播、大众传播等,新闻学是大众传播下的一块内容。我会打比方,如果爬长城的时候,你只会看到自己脚下的一块,如果爬到烽火台上,就会看到整个长城的风貌。传播学也是一个内容,不光是看到职业怎么发展好,但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最主要的是看到传播学的受众怎样接受你,你想说的话,在他的眼里是另外一个样子,传播学讲的是互动,受众的主动性非常强,原来研究新闻学人不会研究这个。我觉得,传播学的领域更宽,因为它牵扯到政治学、新闻学等等各方面的知识。教你怎样具体采访,这绝对不是我们的主业,最主要的是培养通用性的人才,有非常高的素质、非常专业的眼光,这样的培养非常重要。

  我们曾经请来一位国外的人物谈教育,他讲到罗素的例子,他是研究科学的,但是也研究教育,他曾经讲过教育是什么?他说,教育就是就是学生把老师课堂上讲的东西都忘了以后,剩下他自己的东西就是教育的成果。所以我常常和我们的老师说,我们是一个人才的培养基地,如果你的人才培养素质非常高,将来他会很快适应他的工作。我教的一个学生中有一个女生李响,她作足球报道很有名。出名以后回来学校,学生和她聊天,问她是怎样上的采访课等等。但实际上她上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采访课,也没有教过你怎样采访运动类新闻。为什么她会这样做呢?那就是北大教过她如何做事。如果要做一件事,如果有很多困难,有不懂的东西,那就要去学。另外还有语言的训练、文字的训练,文字的训练不一定是教你怎样写一篇东西,但是如果将来有工作要做,那就很快会上手。李响不是一个完美的例子,也有很多人对她有批评,我举例是想说明,学校对你的教育应该是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对你的全面培养。  

高校传媒教育怎样和社会需求对接

  [网友]:对学生的培养应该着眼于更长远的未来。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学生向您反映过,也是社会上的一个现实问题,您是着重于学生的长远素质教育,但是新闻单位录用员工的时候是着眼于他能很快工作,不知道这个矛盾您有没有遇到过?

  [龚文庠]:有。因为新闻是实用性很强的,单位不管你的长远素质如何,而是要你马上能来工作。我们在两三年以前把徐泓老师调来,就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内容,因为徐老师大半辈子都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从宏观到微观,对新闻业务非常了解。当然我们建院的一个原则就是教师队伍要尽量小,不能无限扩大,和北大其他院系比起来,我们才有20多个,不到30人,而北大最多的院系有300多位老师。

  [网友]:现在新闻与传播学院出来的学生可能都会从事传媒工作,我们把他定义为“传媒人”,我们知道,最近温家宝总理对清华大学传播学院有个批示,里面也谈到新闻记者的责任心,这个责任心不是一两天能培养起来的,从进入学校开始,从新闻教育来讲就应该有这个要求,这也是我们谈的主题,那就是高校的传媒教育怎样和社会的要求对接?

  [龚文庠]:我们不用“对接”这个词,但是我们感到,培养人就是为了用,生产产品就是为了销售,当然这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关系,我们是为社会培养人的。一个人要有灵魂,以前在阶级斗争时期有的领导做的报告就说“政治思想是灵魂”,如果一个人没有灵魂,就是一个游魂、是一个僵尸,这也是对的,因为人要有道德操守,首先要做人才能做事。这也是我们非常注意的问题,在不同的场合,在校内校外我也一直谈到这个问题。那是因为有一个校内事件,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校领导,在不同的场合站起来说,“龚老师你在这儿,我是反对北大建立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因为媒体对社会的反作用太多,我的儿女,我就不让他上新闻与传播学院,媒体帮忙的少,坏事的太多”。他是我很尊敬的一个人,也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是校领导。我说,“如果我们全国人民都像你一样对待子女,我们的学校还办不办?新闻媒体也做了坏事,但是坏事哪儿都有。”

  但是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位老教授会有这样激烈的想法?那就是我们的新闻界确实把新闻当作交换的手段,有很多记者眼睛盯着的是红包、是自己的收入,有的同学一进校的时候就曾经关心过这样的问题,问“一个记者一天赚多少钱?哪个行业赚钱多?”因此,我们在德育方面非常重视,对于操守、新闻责任和良心的教育,就像氧气一样,一个人到了需要吸氧的时候就是有病了,他需要在大气中吸取氧气,我举例是想说明,这种德育教育是要放在每课中,传输老师的道德、想法,不是需要专门开德育课,最重要的是老师自己的道德水平,老师自己讲不讲真话,有没有社会责任感,老师自己爱国不爱。

  这次总理的批示我也看了,总理对人民的爱心很感动人,我们倒不是像以前学劳模一样,来了以后搞运动,这种东西是不能长久的,我们还是要继续加强平时对学生的德育教育。温家宝总理有一点讲得非常好,作为以新闻为职业的人要爱人民、爱国家,这样他报的新闻才真实。这个提法非常好,在所有的行业都存在。作为我们教书人还有一点,他要爱这个职业。我访问过一些国家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凡是办得好的,他一定让你感到学校中的老师和学生都追求一条,他可以不惜生命地去追求职业中最完美的东西。这点太宝贵了,这是跨越国境的。我回来以后也和老师们讲,这就像一个美术家追求名画一样。这是出自于对新闻职业的热爱,而不是爱钱,如果你把新闻本身作为一个牟利的东西,那会把新闻做坏。

向国际一流水平看齐

  [网友]:现在新闻与传播学院有多少学生?

  [龚文庠]:700人,我们在师生比中是一个比较大的院系,当然我们还没有光华管理学院比例大。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机制,请实务界的人来教,比如我们请过阿忆,他直接教学生电视的策划、主持等等,总之是请来第一线的工作者来教课。另外还请过国外的专业人士,学生要有国际的眼光,要知道国际上的潮流和趋势。我们在建院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扩大这方面的渠道,请各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来讲演,这样的机会比较多,这也因为北大的开放的特点。另外是给学生提供机会到国外、到港澳台地区交流。虽然我们的学生不是北大最多的,但是按比例来讲,我们的学生出国的机会排第一,我们常年都有学生到美国、欧洲,我们和丹麦签订了协议,还可以去新加坡、香港,我们会派到学生香港南华早报去实习,就是写新闻。后来他们的副总编过来,他说“我不是客气,你们这四个学生比我们的员工都好”。我说你这个话有点说早了,他们都是才出校门的学生。他说“不是,他们有对新闻的敏感,其中有一个女孩,如果有了新闻,她宁可不睡觉,晚上也要去敲门把新闻搞到手。”这四个学生中他雇佣了三个,在南华早报驻北京的工作站工作。所以说,我们虽然是个新学院,但是我们培养学生的人才还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的。

  [网友]: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建立博士点有什么考虑吗?

  [龚文庠]:建立博士点的问题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现在既然提出“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我们去看,世界一流大学还没有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建博士点的环境,也没有一个博士导师的头衔,“博士导师”的建制在我国有很多年了,但是国外没有这种机制,如果翻译都没法翻。这个体制是要逐渐变化的,在北京大学也逐渐淡化“博导”的说法,按照我们的体制,当了副教授不一定能当博导,但是有的副教授具备这样的资格,在哈佛等学校副教授带博士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也承认,我们的博士点太少,和我们300多个学科的现状不符。这点已经达成共识,这方面要大发展,如果不发展,对整个新闻与传播学的发展不利。另外有一个问题我们也不太重视,我本人也带博士十多年了,要这个头衔干什么?我们不上博士点,还是有很多人来报我们,我们照作教学研究。但是我现在想,我们应该融入这个大的环境,我们要和他们沟通,因为我们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国际传播的博士点,因为国际传播我们已经做了十多年,培养的学生也不少,国务院新闻办有位副局长也是我们这个专业毕业的。对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去争取,和同行进行比较好的沟通,让他们充分了解我们。我感到上一次我们的沟通还不够,我们的情况也比较特殊,他们不太了解。我们通过更多的交流,现在他们对我们也比较了解了,对将来建博点的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中国教育体制一定会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让比较有能力的学院充分发展。另外一方面在学术研究方面向国际一流水平看齐。

压力与梦想

   [网友]:从传媒教育担负的社会责任来看,新闻与传播学院是不是担负了很大的压力?

  [龚文庠]:压力当然很大,一个是我们新,我们才四岁,人家都50岁、70岁了。中国目前的教育环境也是很特殊的环境,北大提出的目标是建立世界一流大学,院系也应该是世界一流的院系,要作世界一流,肯定要在国内靠前。而你刚刚建立,怎么可能靠前?比如博士点、硕士点、学士点、这个基地、那个重点学科等等,这些人家都有了,不可能给你,还有评多少教授、有多少平米的教室等等,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肯定比较小,还需要发展。学生来了一看,他们会想怎么在别的学校看到那么大的楼、那么多的设备,而北大怎么没有?我和老师和学生们讲,我们就像北大荒一样,开始去的时候都是一片荒原,每件东西都要肩挑手提的,一点一点抠出来,这批人是非常光荣的,我们是创业阶段,如果什么都有了还创什么?这段阶段是历史,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人一生要碰到这样的阶段的机会也不是很多的。所以我们的老师很好,虽然面对这么多的学生,老师们也没有怨言,而是努力地做事情。

  [网友]:在我看到,北大的新闻与传播主要做两件事情,一个是成为中国最有特色的新闻学府,第二是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树立标杆,成为中国新闻教育的代言人。龚院长本人在这个位置上对未来有什么设想呢?

  [龚文庠]:我很感谢这位网友对北大的期望,他有这样的期望就证明他对北大的评价非常之高。我们作为北大最年轻的学院之一,当然也把目标定得很高,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会怎样影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我想,能扩大影响的是两个途径,一个是这个学院毕业的学生将来做出的事情,他在行业中业界对他的认可程度以及他的成绩,我们今年才有第一届本科毕业生,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着急,因为已经显示出我们的硕士生、博士生毕业后的影响还是不错的,他们也会逐渐实现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想法。第二个途径是通过我们的教学研究,我们20多位老师,在四年中非常敬业,在教学中、在科研中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在我们的学生中都可以看到。另外是科研方面,我们是新建院的,等我们来的时候,研究已经做了很多了,我们要做得和别人不同,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研究。2005年2、3月份北大社科处有一个统计,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论文等学术研究方面排名第一。我们通过很深入的、细致的工作扩大我们的影响。还有一个渠道是通过媒体曝光,但是我们做得比较少,这也是北大的一个风格,自从我作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以来,到这里宣传也只是第二次。我们以后会多注重这方面的工作,鼓励老师多多与媒体交流。

  [龚文庠]:我也非常谢谢人民网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觉得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可惜我听不到网友们的问题,以后我们采取别的形式,我很欢迎也很愿意,因为传播学院是讲交流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所以以后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还会来,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谢谢大家。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刘海梅)
传媒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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