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段时间来,武汉长江日报"一块钱问题"系列报道从市民是否使用假币这一社会现象入手，从法制、道德等层面深入剖析，提出"做有责任感的现代公民"的课题，引发广泛的社会反响。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经营管理部因此在全市2000多个金融业务网点设立一元钱假硬币回收箱。武汉市主要领导对此报道给予充分肯定。中宣部新闻局3月12日的《新闻阅评》评价：长江日报这组报道取材于"平常事"，反映了大主题，并运用讨论的方式使人们明辩是非，成为加强公民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生动教材。我们今天刊发的这篇文章，以此系列报道的策划、采编过程为案例，对新时期机关报如何提升舆论引导能力进行分析和探讨，以供广大新闻从业者借鉴。 
　
　　作为机关报，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高舆论引导水平，扩大和增强新闻媒体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感染力，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都要面临的重大课题和任务。

    在胡锦涛同志提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一重大课题一周年的大背景下，长江日报就一些市民明知故用一元钱假硬币的现象，连续在一版显著位置推出“一块钱问题”系列报道，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被评价为“在重大事件、重要关头主流媒体不失语，牢牢把握话语权”的佳作。中宣部新闻局《新闻阅评》第92期载文认为：“长江日报这组报道‘从小切口入手’，‘取材于平常事’，反映了大主题，并运用讨论的方式使人们明辨是非，成为加强公民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生动教材”。

　　舆论引导要大处着眼，但更要求“从小做起”

　　可以说，“三贴近”是新时期新闻工作的方法论，而“八荣八耻”则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这要求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价值的选择取向上，不仅要以实现新闻价值的一般属性为载体，更要以“八荣八耻”为新闻价值的核心内涵，这是舆论引导的着眼点；而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则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力求从身边事、从广大人民群众关切的问题做起。

    去年10月开始，武汉市在公交车上安装了银行认可的假币识别器，挡住了一块钱假硬币，公交集团3个月减少损失100多万元；而被检出的这些假硬币，又被乘客随手揣回了口袋。

    长江日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一些乘车市民得悉自己持有的这一元硬币有假后，并没有按法律规定主动上缴，而是“想办法用出去”。一元硬币在流通中数量巨大，人们知道持假却继续要用出去，直接导致在一段时间内武汉有商家和市民不论真假都拒收一元硬币的情况发生。可以说，公交车假币识别器把一个选择题摆在了武汉市民面前。

    通常，假币问题的报道当在“敏感问题”之列，稍有不慎，把握不当，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编辑部慎重审度，认为机关报对这种社会涉及面广、并已在市民中产生纷纷议论、一定程度影响到市民生活的问题保持沉默，不思作为，就是向“口头舆论场”主动让出主流阵地，既不利于主流媒体的自身建设，更不利于社会稳定。

    编辑部派记者进行一段时间的深入调研后发现，想把假币用出去的市民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为了避免个人损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一般人思想觉悟的真实表现，正说明“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这一荣辱观还有待在市民中建设和强化。

    通过明知手上一元钱硬币是假还要用出去这个现象，做一篇引导广大市民“以遵纪守法为荣”，倡导公民增强社会责任感的大文章，这一报道核心思想在编辑部的分析策划中进一步明确下来。

    编辑部很快投入三名记者和两名部门负责人，对“一块钱问题”展开采访，并从2月5日起，连续四天在长江日报一版显著位置推出4篇通讯《武汉人面对“一块钱问题” 》、《“一块钱”不是小问题》、《“一块钱问题”难在哪儿？》、《他们这样回答“一块钱问题”》。

    随后，又在重要版面突出刊登了社会各阶层的反馈和建言，他们中有公安干警、大学教授、机关干部、公交司机、售货员、学生和普通市民，提出了“做有责任感的现代公民”这一鲜明的观点。作为思想提升，系列报道还配发了观点鲜明的评论员文章。

    因为系列报道切口贴近生活和群众的实际，条分缕析，循循善诱，在武汉市民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成为加强公民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生动教材。武汉市委市政府领导称赞这组报道“既是针砭时弊，也是借题发挥，引导社会意识和法律责任的增强”；“把握了主旋律，不失大报风范，选准了适合群众的角度，很有新意。”

　　舆论引导要宣传真理，但要力避“舆论训导”

　　按照法律规定，市民持假币和使用假币都是违法行为，正确的作法是主动上缴给金融部门或公安机关。具体到武汉市民知道所持一元硬币是假却仍要用出去的实际，报纸的舆论引导工作也不是不能站在法理的高度，直接对此种人和此种现象进行严厉的批评，但这种板起面孔、高高在上的指责却是很难收到一般读者普遍认同的舆论引导效果的。

    应该说，即使明知是假币还要用出去的市民，首先还是假币的受害者，问题还在于“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这一荣辱观没有确立和内化为个体的行动，他们从受害者转而成为“加害者”。在“一块钱问题”的系列报道过程中，采写人员特别注意把握好趋利避害这个“人之常情”，只讲事实不说狠话，倡行公德反衬不良，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读者引导到正确的认识上来。

    系列报道首篇《武汉人面对“一块钱问题”》有4个部分，各部分的小标题分别是：“以前花一块钱时，从没担心过它是不是假的”、“反正只是一块钱，用出去又么样咧”、“一块钱也是我挣来的，凭什么不用出去”、“假币也不是我造的，我干嘛要承担这个损失”。这些小标题就如实反映了市民明知假币还要用的最常见的几种心态。

    而在每个部分后，又以“记者画外音”的形式，用一两句富于启示性的话语，引导读者对各个部分介绍的现象重新审视。如对应“一块钱也是我挣来的，凭什么不用出去”这种心态，记者画外音说的是“自己挣钱的确不容易，可是把一块钱假硬币花出去，别人就可能挣不到钱。”对应“假币也不是我造的，我干嘛要承担这个损失”，记者画外音说：“假币出现应该有人负责，而中止流通其实也是一种责任。”

    为采写这个首篇报道，除了一段时间的基础调研得到一些基本素材外，编辑部派出了包括部门负责人在内的四名记者跟车采访一天，因为采访深入，一些读者看了首篇报道后说，长江日报讲的是真话、是实话，提出的问题确实让人不得不认真思考。

    主流媒体要做舆论的引导者，但引导舆论也要和风细雨，入脑入心，过去一些训导式甚至教训式的报道方法，不仅不能有效正确地引导舆论，往往还会产生反作用。

　　舆论引导要以正视听，但得讲究“平衡视听”

   舆论引导的作用当然是以正视听，但除了出发点上的“与人为善”原则，也得讲究“平衡视听”。

    我们所谓“平衡视听”的本质就是强调在舆论引导特别是舆论监督报道中的公平报道原则。在舆论监督中反映出的媒体“不公平”行为包括：报忧不报喜，突出冲突和错误；对复杂的事件认识不足；动辄摆出“我比你行”的态度；未能公正、全面地反映被报道对象的情况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块钱问题”系列报道是对由相当数量的个体组成的一个人群的舆论监督，是极其善意地对那些明知是假币还要用的市民的严肃批评。作为拥有于法有据的先天优势的媒体，对“知假用假”这一非法行为的批评似乎“疾言厉色”也未尝不可，但在操作这组系列报道时，采写者仍特别注重持论公允。

    第一个方面是对市民用假币的具体行为加以报道时持论公允，比如前述报道武汉人面对“一块钱问题”时，全面客观地报道了知假用假者的行为出发点，诸如“钱也是我挣来的”、“假币也不是我造的”等等，这种公平报道从态度上就拉近了与读者的心理距离，也让读者真真切切体会到媒体的善意和良好用心。

    第二个方面是在整体观照上注意报道的公平。反假币固然人人有责，但政府特别是金融、公安等相关部门有着首要的打击制假犯罪的责任，在系列报道中，采写者专门用通讯《“一块钱问题”难在哪儿？》阐明了这一立场，但在阐明政府责任的这篇稿件中，采写者同样也注意处理好了一个公平问题，特别将有关方面打击假币所采取的措施、取得的一定成绩都公平地告诉读者，向读者有效传递了“打击制造假币犯罪只是减少（假币）增量，而中止每一枚假币的流通才能减少存量，真正净化用币环境”的事实。这篇报道刊出后，读者认为报纸讲得客观，而管理部门也认为帮他们与广大市民进行了良好的沟通。

    第三个方面是不仅报道不少市民知道币假还要用这一客观，还公平地报道也有市民主动中止假币流通的客观。系列报道第四篇《他们这样回答“一块钱问题”》，就集中介绍了几位市民宁愿自己承担小的损失也不用一元假硬币的情况。虽然从类型上讲它可以说是一篇“表扬稿”，采写者也注意到了“表扬”这一批时不对此前实际批评的另一批的平衡。与系列报道开篇之作一样，这篇通讯也采用了讲故事与“记者画外音”评点相结合的方式，比如介绍一位罗姓小老板主动不用假币的故事后，记者画外音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话在中国讲了有两千多年了。收到一块钱假硬币，你可能首先想到自己是个受害者，可你找遍理由要把它用出去时，有没有像生活也远非富裕的罗老板那样‘将心比心’？”这样的评点，娓娓道来，重在启迪，更易产生读者共鸣。

    在系列报道的四篇主干稿件见报后，针对不少市民提出的“不是自己不想守法，而是为上缴一两块钱假硬币专门跑银行很不方便”这一实际，编辑部又积极推动市公交集团与银行合作，在公交车上尝试假币随车回收，同时促使金融部门拿出了更具体的方案，使得武汉地区2000多家金融网点都设置了假币回收箱。至此，“一块钱问题”系列报道引导广大市民重新认识自己使用假一元钱硬币的行为，推动了金融等部门的工作，完成了机关报干预生活的特殊作用，收到了阶段性的报道成效。

　　总观“一块钱问题”系列报道，可以说，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使命下，媒体“提高舆论引导水平”也被赋予了崭新的内涵。特别是在我国社会出现许多新特点、新趋势，媒体面对多元化的社会现实的条件下，媒体必须学会在多元中凝聚人心、在多样中寻求主导，真正成为党和政府满意，人民群众欢迎的责任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