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中国新闻业回望（上）

　　一月

　　●网络监督

　　3日《人民日报》分析其社会观察版与人民网联合网上调查结果说“参与调查的网民有87.9%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3.3%的网民选择网络曝光。网络监督已经成为畅达民意、维护权益、鞭挞腐败的便捷而有效的手段。40.8%网友认为网络监督不具合法性，只是一种网络暴力。”同日报纸傅丁根评论认为，“网络监督的意义就在于为反对腐败、调节社会、构建和谐提供一种新的动力机制”。文章说，“网民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家事务，发表意见建议，提供信息线索，行使民主监督权利，推动网络舆论的形成，使虚拟的网络变成现实监督的平台”,“网络监督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网络监督则是万万不能的”。网络的特性使得“网络监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网络监督过程中得到很大程度的实现”。

　　●新闻与政治四点交叉律

　　《新闻战线》第1期刊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梁衡文章提出这一观点，并认为新闻与政治在本质上都是代表人民大众的意愿；二者的目标和服务方向一致；都有自己的“私利”，即“媒体利益”和“集团利益”；形成一个体现民意，推动社会进步的合力，即当新闻违规时，政治就以人民的名义来监管它，发挥国家管理的作用；而当政治腐败时，新闻就以人民的名义来监督它，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梁认为“这是政府管理媒体和媒体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理论根据”，“新闻和政治将既按照自己的规律又尊重对方，在对立统一中存在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历史将会检验它们的成败”，并提出“30年前，新闻是政治的仆役和工具；30年后新闻是政治的诤友和帮手。这是30年来新闻与政治关系的根本变化”。

　　●收受红包是违法行为

　　《法治新闻传播》第1辑刊专题“从新闻法角度看封口费事件”，展江认为，收受“红包”长期被当作道德问题的违法行为，成为新闻界常规并愈演愈烈，从个人收钱发展到了媒体公然的采编和经营合一。并引用中央编译局何增科观点说，“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兼有官办和商业化运作特征的体制是该领域各种不正之风产生的制度根源”。并赞同魏永征见解：“记者越来越多地涉及经济纠纷，一旦收受钱物，即可能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同期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徐明文透露，早在2007年底，中央党校《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就指出，“媒体相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权力应当有相对的独立性，才能真正履行其应有的责任”。打破目前官办新闻媒体的行业垄断，实现多渠道的信息发布，“而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则意味着，将很难存在被封口的可能”。《南方传媒研究》第16辑罗昌平文章认为“新闻腐败的存在，已由早年的软文宣传，发展到收受红包、车马费，甚至于利用舆论监督‘代租’公共知情权；也由记者个体，发展到记者站甚至代表报刊最高意志的编辑部的集体行为；……新闻二手传播的各类门户网站，亦成为权钱交易之重镇”。从“事业单位，企业运作”之日起，记者站就承担了为媒体“开辟财源”的重要使命，这类记者站正是代表报社最高意志的编辑部的集体买卖。

　　●2009年全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重点

　　第2期《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刊王太华在全国广播影视局长会议上讲话说，争取把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纳入国家公共财政预算。扩大娱乐、体育、科技等节目制播分离并逐步在面上推广。落实与科技部签订的合作协议，大力推动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加快电台电视台数字化。并强调国际电台继续推进南美、中亚调频台等整频率落地项目，调整优化境外租时落地项目。央视大力推进国际频道进入境外有线网、无线网、卫星平台、宾馆酒店，加快实现由国内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的转变。中央电台继续推进全球华语广播协作网建设。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广西等省区加快推进在周边国家的落地。会议要求抓紧建立播出机构和频道频率退出机制。

　　●外国通讯社在华业务改由国新办审批

　　29日国务院令第548号公布，国务院决定将《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目录》中第373项的项目名称，由“外国通讯社及其所属信息机构在中国境内开展经济信息业务审批”，修改为“外国机构在中国境内提供金融信息的服务业务审批”；将第374项的项目名称，由“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业务的审批”，修改为“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提供新闻的服务业务审批”；并将这两个项目的实施机关，由新华社改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二月

　　●媒体不可做信任危机的帮凶

　　4日《中国青年报》刊陈方文，认为“媒体和消费者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信息的发布是非常必要的，但有些媒体在转载或引用时，只发布了不合格食品的问题信息，对这些不合格产品已被依法处理的情况并没有进行全面说明。媒体不客观的信息过滤和片面报道，引起了消费者的误解”。并提出“把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自觉守卫社会安全当然是媒体职责所在”。但“这样的报道必须全面，而不能凭借记者自己的喜好自行节选”，“借助受众心理需要捕风捉影或推波助澜就不该是负责任的媒体所为”，“很多时候，媒体会批评市场化中的企业不能把守责任底线，制造信任危机。可事实上，当下众多媒体也活在‘市场化’的大背景里，有时也会为发行量和点击率而自我疯狂，不自觉地成为制造信任危机的帮凶。媒体是有话语垄断权的，一旦报道有片面指向，受众便会不知所措。所以，守护公共利益的媒体，必须站在全面客观公正透明的基础上，珍惜自己在受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香港澳门记者在内地采访办法》公布

　　6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公布的《办法》指出，港澳记者来内地采访，须向驻港联络办或驻澳联络办领取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制发的港澳记者采访证。港澳记者在内地采访，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采访时应当携带并出示港澳新闻机构常驻内地记者证或港澳记者采访证。港澳记者可以通过有关部门指定的服务单位聘用内地居民从事辅助工作。可因采访报道需要，在依法履行报批手续后，临时进口、设置和使用无线电通信设备。

　　●央视新址大火

　　综合媒体报道，9日晚央视新址附属文化中心发生火灾，燃烧近6小时，使已完成投资20多亿元（央视资产登记时，核定为30亿元）的大楼外立面严重受损。10日下午3点05分，央视通过新闻节目就火灾给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给周边群众造成交通拥堵和生活不便致歉。经北京消防局查证，火灾因央视新台址建设办主要负责人擅自雇人违规燃放北京市明令禁止燃放的A类烟花造成。《北京日报》评论批评央视无视法律规定的“玩火”心态说，“这场火灾警示我们，城市防灾工作不能有‘不服管’的情况，更不能有‘管不了’的环节”。

　　●网站记者证发放还没有放开

　　12日《南方周末》发表对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新闻业务处负责人农涛专访，透露由于商业网站目前还没有发布新闻报道的资格，对网站记者证发放还没有放开。传统媒体所办新闻类网站，如果采编人员为传统媒体的记者，是可以申请新闻记者证的。

　　●全国统一换发新版记者证

　　25日起新闻出版总署将统一为全国报纸、期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机构换发新闻记者证，不收取任何费用。旧版记者证于7月1日起全部作废。11日《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新版记者证“注意事项”中增加了“各级人民政府应为持本证进行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13日《中国青年报》黄波评论，“保障媒体采访权的主体是政府”，记者证上的注意事项，“是记者使用时自身需要注意的，又怎么会对其他公职人员产生约束力？”13日《人民日报》报道，总署报刊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没有正当理由，公职人员不得拒绝采访”。并透露目前正在抓紧完善新闻从业人员不良记录数据库。7月31日《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新闻出版总署要求所有申领人员名单须向社会公示并公布举报电话，对违规发放记者证的新闻机构要取消核发资格。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各新闻机构不得给本单位党务、行政、后勤、经营、广告、工程技术等非采编岗位的六类工作人员申领记者证；不得给新闻机构以外的工作人员，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申请、办理新闻记者证。

　　三月

　　●领导干部要尊重新闻舆论传播规律

　　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据第11期《青年记者》刊陈力丹、王晶文透露，习讲话原文为“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正确运用媒体、科学管理媒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并评论这个改动说“从运用媒体、管理媒体，到尊重新闻传播规律、自觉接受舆论监督，话语的变化带来的是对于新闻媒体的理念的变化”。3月27日《人民日报》刊余清楚评论《不公开就会“不买账”》，认为“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是耳目的任务、喉舌的责任，是与党和人民的利益保持高度一致的具体体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主动和善于与媒体打交道，交朋友，这是工作的需要，也是党性的体现”。1月13日《中国青年报》陈杰人评论认为，“宣传部门的公共服务空间，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充分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满足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为人民群众提供信息服务和精神动力”。2月4日《中国新闻出版报》鄢烈山评论认为，“有些仍然想‘统一口径’、钳制‘七嘴八舌’者，现在最常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他们掌握想讲真话者‘命门’（主要是饭碗或乌纱）的权势，进行打压或威慑，让欲言者顾忌后果而吞声。这个‘被自律’而噤声的手段用来对付上级领导、对付中外记者，用来堵塞包括网络在内的发言渠道，都有一定的效果，当然不是有利于社会进步与和谐的好效果”。

　　●《中国足球报》停办

　　3日，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主管、中国足协参与主办的《中国足球报》在走过15年的历程后，宣布暂时休刊。该报是一份带有政府机关性质的专业体育报纸，90年代中后期发行量曾达到40万份，一度被业内称为是“中国足球报道”的风向标。

　　●《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

　　19日《人民日报》报道，4月1日实施的《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不接受或不配合党内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应当予以问责。新闻媒体曝光的材料也将有效。同日《羊城晚报》刊潘洪其评论《让舆论敢于监督比让官员配合更重要》认为，“官员能不能接受、配合舆论监督并不十分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媒体能不能理直气壮地、坚定不移地对官员进行舆论监督。假如媒体能够大胆监督，就完全可以将官员的‘不接受或不配合’如实曝光，这本身就是一种舆论监督的手段”，“舆论监督最迫切需要的不是官员的‘接受’或‘配合’，而是更加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以确保其享有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确保媒体采写的舆论监督稿件、节目能够不畏强势公之于众。也只有这样，‘官员不接受或不配合舆论监督将被问责’之类的规定才能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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