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对外传播--传媒--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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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对外传播

程云杰

2011年01月09日16:59    来源:《对外传播》     留言 0 条     手机看新闻

  群体性突发事件报道是当前中国新闻对外报道中一个极为特殊的领域,不仅涉及多方利害关系,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很可能直接影响国家和政府的形象,同时,这类事件新闻性强,媒体和受众关注度高。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报道理念和手段暴露出了一些缺陷,我们需要在对外传播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如何做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报道,以便在坚持“内外有别”、“以我为主”、“于我有利”等原则的基础上,取得更积极的对外传播效果。

  首先是要转变观念,认清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必然性,积极打好主动仗。围绕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报道,香港某报刊曾有一篇评论做过这样的总结:“内地官方媒体一般会在群体性事件已受到控制,又得到妥善处理,并且有所定性后才会做到报道。”换言之,关于群体性突发事件鲜有实时报道。虽然这两年,在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吉林通钢事件、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本田在华供应商罢工怠工等事件上,我们都在第一时间向海外读者发出了较翔实的报道,捍卫了中国主流媒体的话语权,但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报道整体上要再提高,需要改变长期形成的传统思维观念,抛弃所谓“好人不闹事,闹事无好人”的思维定式,更不能想当然地把群体性突发事件同“坏事”以及“有损国家和政府形象”划等号。

  我们在监测海外媒体的报道中,经常会发现海外媒体援引国外人权组织和其他类似机构的消息,披露中国某省某地出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遭到中国警力的压制,造成人员伤亡。通常情况下,这种报道都是夸大其辞,只有碎片化的细节,但是因为海外媒体报道先入为主且危言耸听,所以它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破坏力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么选择积极应对,努力澄清,要么选择听之任之,但不管哪一种方式,其实都是比较被动的状态。

  第二、就事论事,避免“政治化”解读。对外传播之复杂就在于它涉及国际舆论斗争,一方面群体性突发事件有可能被一些势力所利用,在国际上丑化中国;另一方面,海外媒体的介入使一些参与组织者感受到国际媒体的重视,采取挟洋自重的策略,促使事态和局势急速向不利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应力克“政治化”的解读,不能简单地将群众的集体诉求视为同政府的对抗行动。政府官员在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时宜慎用“有组织”、“有预谋”,“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教唆”,“有黑恶势力操纵”,“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者”等词汇,在处置措施上,尤其应避免随意动用警力,将公安武警推到第一线,让警民直接对峙。在对外传播上不应渲染过激的言辞,而宜本着理性和建设性原则,集中报道事件发生的原因,相关各方的利益诉求和历史背景,交待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报道好最新进展和解决问题的措施。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广州市一些市民一度掀起的“粤语保卫战”浪潮,因为正值亚运会开幕前夕,粤语又是海外华人使用最为普遍的中国地方话,这一事件受到海外媒体的关注。争议源于7 月初广州市政协的一份提案,为了加强亚运会软环境建设,考虑到今年11 月亚运会将在广州举办,期间会有大量外宾和全国各地的游客来访,提案建议在本地电视台综合频道中加大普通话播报时间,以便营造一个好的语言环境,让外地人更好地了解广州。结果,引发部分民众不满,出现了“捍卫粤语”、“打响粤语保卫战”的呼声,一些民众还相约集会,但并未成气候。虽然这起事件看起来不那么严重,但是在海外舆论密集炒作中央政府以普通话同化不同语言和文化的言论下,广州市内掀起的“粤语保卫战”很容易成为一个新的口实。为了争取主动,在报道这起事件上,对外英文报道坚持用事实说话,指出“广东是全国最早在电视台使用地方方言播出的地区,近十年来全国不少地方陆续效仿”的背景,同时也平衡报道当地民众对传统岭南文化如何传承的担忧,及时追踪当地领导和电视台的表态,点出争议的背后反映的是少数族群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尊重与保护本土族群文化的呼声,这样就避免将“粤语保卫战”简单地理解为普通话和广东话之间的矛盾,更不是政府、电视台同市民之间的矛盾,相反,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保持自身特色,实现文化多样性的问题。

  第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力求平衡客观。如果群体性事件涉及群众与政府和警力的对抗,政府实际上就成为事件的当事人一方,如果在对外传播中一味报道政府的立场而忽视群众的诉求,报道面对海外读者就很难有市场,也很难形成正面的传播效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维护稳定是基层治理的一项刚性指标,基层领导干部往往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对媒体的表态也不一定是客观全面的。媒体要坚持大局,但是这个大局是国家、党和人民的大局,所以要以大局的精神展开新闻调查,在报道中不妄语,不佞语,因为但凡群体性事件涉及政府和群众的直接对峙,对外传播过程中就势必要涉及政府危机公关、形象重塑的议题,这时最忌讳的就是把话说满,没有回旋余地。从现有经验来看,由于国家放开了外媒到地方采访的限制,一旦发生重大群体事件,外国驻华新闻机构的记者都会赶往新闻现场,调查事件真相,所以对外报道不能也无法采取一边倒的策略。一个更为现实的做法就是正视问题,本着对人民和国家负责的态度,平衡反映各方声音,包括在对外宣传中履行一定的舆论监督职能,增加报道的可信性。

  在这方面,贵州瓮安事件的对外报道比较典型,由于冲突涉及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在组织对外报道时,新华社坚持多方切入,平衡报道,留有余地,相继播发了《中国独家报道:贵州女生离奇死亡引发的暴力事件趋平息,悬疑犹存》、《贵州省委书记称瓮安事件背后存在深层次原因》、《贵州警方说,有证据表明瓮安事件当事女孩并非被奸杀》、《瓮安事件当事女孩家属同意安葬死者》、《贵州省委书记反思瓮安事件,表示严查失职渎职官员》、《瓮安县公安局政委和局长被免职》等稿件,被美国《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报》、《英国卫报》等西方主流媒体转载。

  第四、多渠道密切追踪事态进展,做好议题设置。事件缘何发生以及如何发生,又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这是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后,人们最想知道的信息,前者是还原新闻现场,发掘事实真相,后者是梳理来龙去脉,透过前因与最新进展判断走势和结果。然而,在事件发生后,真相并不会自动呈现,而且往往会显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而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生命,所以,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特别看重消息来源,记者要深入“风暴”中心,寻找当事人、目击者、利益相关方和其他权威消息源,援引他们的观点、回忆和讲述,将破碎的细节穿连在一起。即使一时的报道不够完善也无妨,因为事件的完整度和真实度是随着报道向前推进不断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同时,还要密切追踪事态进展,特别是要盯住网络媒体,随着微博、播客的广泛应用,“公民记者”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报道力量,在记者无法抵达新闻现场的时候,一些群众自发在网上披露的信息能够帮助受众了解事件真相,当然在引用过程中除必须交待来源外,还要以此为线索进行采访佐证或质疑。除此之外,关注网上论坛、贴吧也有助于找准热点,判断事态的发展,及时做好议题设置,引导舆论。在互联网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用行政的办法回避问题已经不太可能。比如,瓮安事件发生后,传言很多,一些说法如“女生拒绝协助高考作弊而被害”、“警方故意掩盖真相”、“凶手是县领导子弟”、“受害者家属被殴身亡妈妈发疯”等在网络上随处可见。在“粤语保卫战”中,网络推手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在微博上的一句“母语告急!岭南文化垂危!”短短几小时内就有数千条评论和转载。虽然在“岭南十大文化名片”评选中,粤语本来不在专家推荐的20 个候选项目之内,结果在网络投票中异军突起,以超过100 万张票高居榜首。

  第五,建立新闻线索的保障机制。从国内舆情发展的动向来看,群体性突发事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从以往以农民工、城中村居民等弱势群体为主向中产阶层蔓延,比较典型的是厦门市民、上海市民和成都市民分别以温和散步的形式抗议有争议的PX 项目、磁悬浮项目和石化项目。随着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中产阶层的增加,人们对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的要求会逐渐增强,而中国今天虽然已经走出了商品短缺的时代,但是在医疗、社保、就业、环境卫生、食品安全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依然面临着严重的短缺问题,加之法治社会建设的不足,民生民意诉求表达渠道的不畅,社会矛盾很容易积聚。所以,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对外传播绝对不是媒体的独角戏,要在这类敏感事件的对外传播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媒体需要在服务大局的基础上以职业化的手段做好报道,各级政府也需要认真落实党中央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在妥善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同时,从国家的大局出发,尊重对外传播的特殊性,给予对外报道有力支持。
(责任编辑:翟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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