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两难”的中国告诉世界 从中国新闻奖评奖说起--传媒--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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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两难”的中国告诉世界 从中国新闻奖评奖说起

刘笑盈

2011年01月17日17:25    来源:《对外传播》     留言 0 条     手机看新闻

  “在一片光明里和在一片黑暗里一样,什么也看不见”。

  ——黑格尔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发展的“两难”,这种“两难”也似乎是一系列的。

  ——调结构与保增长是“两难”。不调结构中国经济发展没有前途,不保增长中国经济连当下都没有了;节能减排与全面工业化是“两难”,不节能减排我们资源耗尽了,青山绿水也没有了,可不推进工业化就没有现代文明与民族强盛等等,这是经济上的“两难”。

  ——主流宣传与世俗接纳是“两难”。一个社会不旗帜鲜明宣扬自己的主流价值肯定不行,可是主旋律抵不过“超男快女非诚勿扰”,面对社会民众世俗性的多样化选择一味去限制也肯定行不通;一个社会不能没有共同的理想,可是一个大家谁也不明白、不在意的理想就算有也等于没有,等等,这是文化发展中的“两难”。

  实际上,我们还存在着一个“两难”,就是我国的现实情况和困难,在对外传播中说与不说,报与不报。

  长期以来,我们坚持“正面报道为主”,对外传播保持“一种声音”,对外报道似乎就是“成就宣传”,对国内存在的问题几乎是不说的,我们坚持“内外有别”的宣传方针,认定“家丑不可外扬”的宣传理念,似乎这样就可以“树立民族自信心”,对外“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但是这种对外报道的主导趋势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了。现实的反差似乎已经出现。

  2010 年8 月,笔者参加中国新闻奖的评奖,在参评作品中我看到,国内新闻报道中监督类的作品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但是对外报道的作品还是集中在我国在经济危机中取得的成就,对建国60 周年的宣传,对中外友谊的报道及对外国不实议题的反击等方面,与国内报道作品形成了很大的不同。笔者在一篇总结文章中说,这次的中国新闻奖中国际传播奖的获奖作品,体现了新闻的“三贴近”原则,通过实事求是的报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传播效果,但是“获奖作品覆盖的内容广度和深度也略显不足,依然停留在宣传、说明、反驳和被动应对国外舆论的层次。要准确客观地向世界报道中国,全面提升我国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我们还有许多实际工作要做,也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现在看来,其中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不要在对外传播中报道中国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报道这样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对外传播中报道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首先,在对外传播中报道国内存在的问题,可以减少目前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可以说,大国的崛起一般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恐慌,远的不说,当年日本的崛起在美国就出现了所谓的“日本威胁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沃格尔在上世纪70 年代末写了一本书,名为《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1988 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理查德·格普哈特竟然以反日作为竞选主题,1991 年,两位美国作者还写了一本《正在到来的美日战争》的书。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的崛起在国际上一直伴随着所谓的“中国威胁论”,2010 年8 月,媒体报道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开始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开始再次响起。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中国是一个大国,与周边14 个国家领土接壤,与8 个国家有领土纠纷,感到中国威胁的不仅仅是在霸权体系中获得既得利益的大国,甚至也包括一些没有获利的中小国家。而威胁论的第一步就是捧杀,就像当年美国人写“日本名列第一”一样,中国在国家舆论中开始“被强大”了,各种对中国乐观的,甚至远远超出中国现实的估计层出不穷。而我们片面的成就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这种“捧杀”的佐证材料。

  其次,在对外传播中报道中国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提升媒体的公信力。近年来,我国的对外传播发展很快,以中央电视台为例,从2004 年开始推动“走出去战略”之后,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开始形成了中、英、法、西、阿、俄六种语言的对外电视频道,国际整频道落地用户数近五年翻了一倍多,从6000 多万户达到了14000 多万户,但是传播效果的提升并没有与传播能力的提升同步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传播理念上。我国学者曾经就CCTV-9 对国外受众做过调查,许多受众也提到了影响CCTV-9 公信力的原因,其中“报道不够专业”、“负面报道不足”和“由政府控制”这三条,被受众认为是影响CCTV-9公信力提升的最主要原因。负面报道不足的问题这些年始终在困扰着我国的对外传播,也影响到了传播效果。

  第三,在对外报道中报道中国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消除国际与国内对中国认识上的偏差。曾经因2004 年写过《北京共识》而在国际学术界声名大噪的美国学者雷默,在2007 年再次发表报告《谈色中国》,提出中国面临的最大战略威胁是国家形象。他认为这不是国家形象“好”或“坏”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中国的自我形象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并不一致。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关于中国威胁论时,笔者曾经谈到,某种程度上,中国人首先感到的是那些急需解决的国内问题,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已经强大到足以威胁世界的程度。现在看来,中国对自己的认识的确与国际上的中国认识不一样,而这种不一样的确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报道造成的。我们在国内,通过媒体的报道感觉到了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但是对外传播中,对这些问题报道得很少或视而不见,所以这种认识偏差很容易就出现了。

  实际上,本来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想称之为“对外传播中也应该有多种声音”,其实就是有感于我国的国内报道中已经出现了多种声音,而在对外报道中还是“音色不多”。我们看到,由于国内政治民主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公众知情权的不断开放,国内媒体在监督政府方面也开始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新华社最近曾连续发表文章,评论酝酿着的车船税改革,称“不能把私家车当‘唐僧肉’”,车船税的改革方案既不是调节贫富,也不是节能减排。在一个政策出台时不是摇旗呐喊,而是批评质疑,在过去是很少见到的。再如中国社科院一直对CPI 的统计颇有微词,2009 年就曾经指出其统计口径不科学,最近更是发布报告说,国家统计局的CPI 指数被人为调整,系统性低估超过7%,而统计局官员则发文回应,媒体对双方的观点都进行了报道。最近对于中国的通货膨胀,有的媒体归结为美国出于私利所推出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邻为壑,但是有的媒体则归结为国内的垄断体制,不断提高的交易成本,体现了声音的多元化。而反观对外传播,则显得声音过于单一了。实际上声音单一不利于对外传播扩大影响力。有的学者曾经总结美国的传播能力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声音多元化”。原因很简单,只有多元的声音,才能引起受众的注意。

  回到我们开头所说的两难,实际上中国的所谓两难只是发展中的问题,是一种“洞穴假象”,只要从整体意识出发、从13 亿中国人出发,建立起依靠信仰凝聚的国家共识,两难并非不可克服。就对外传播而言,也没有什么两难。今年的9 月,温总理还在联大会议上发表演说《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在实事求是地说明国情的过程中,显示了一个大国领袖的自信,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全体国际传播工作者的自信,全体中国人的自信。
(责任编辑:翟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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