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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变革静悄悄 中国传媒业的艰难开放历程
  2005年03月15日09:52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200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媒体政策正式开放。经营性资产可以上市是这一政策传达的最重要信息,从此民营资本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入传媒产业。

  2002年10月27日,在中央电视台第2套《对话》节目中,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石宗源表示,“可以肯定地说,凡是外资可享受到的,民营企业可在这之前同样享受到,中央政策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民间资本也可进入。”也就是说,遵循党和国家对传媒产业的一贯政策,可以开放处于传媒产业链下游的发行、广告、印刷,但是对内容制作等环节坚决不放开。

  2003年9月《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取消了出版物发行单位申请从事总发行、发行业务时,在主管单位等方面的条件限制,民营书店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北京图书订货会。

  2004年2月10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颁布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尤其引人关注:首次对我国广播影视行业的产业化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也为各类资本进入进一步消除了政策的障碍。

  2004年11月28日,广电总局和商务部联合公布了《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44号令),首次允许外资可以通过合资、合作成立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公司。可以预见,随着资本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已经拥有了发行网络等市场资源的境外媒介会借此机会逐渐将其势力延伸到整个内容制作领域,进而以资本化的手段扩展到内容制作到渠道流通等整个产业链。

  编者按

  中国传媒业的坚冰正在融解。是什么力量促动这种改变?

  是外资传媒巨头的试探与渗透,还是内地民资的顽强生长?是边缘性力量的市场细分,还是体制内力量的自觉与自强?

  都是,且不止于此。这些力量复合起来,往一个方向上运动:开放。只有掌握这个趋势,局内业者或局外的潜在者才能制定好自己的战略。正如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所言,只要不涉足时政新闻和频道这两块传媒业禁区,民资都可大展身手。

  未来的任何突破性变革,都在我们的期待和预料之中。   民资雄心

  没有强大的制作业,就不可能有好的电视业,但中国的制作公司这两年是萎缩的。原来是依赖电视台,但趋势必是社会化

  随着《天下无贼》的播映,北京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公司赚了个钵满盆满,光广告和部分版权收入就已经超过了4000多万元。

  太合传媒老板王中军肯定笑在后面,因为华谊兄弟是太合传媒下属企业之一。王中军几乎是双喜临门,因为前不久TOM集团正式对外宣布,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北京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35%的股权。

  估计王中军的同行王长田心情也不错。在跌宕起伏的传媒业开放进程中,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乐意看到民营传媒公司喜事不断,共同发展。与太合传媒相比,光线也不甘落后,“我们近期要和欧洲一家著名的节目内容制作商成立合资公司,这家外商以综艺节目制作见长。”

  无论是TOM集团还是欧洲一家著名的节目内容制作商,嗅觉都特别敏锐的国际传媒巨头不约而同选择了国内民营公司作为合作伙伴。

  内容为王

  “现在节目制作公司在这个行业的禁区只有两个了。”王长田说,第一就是不能够参与新闻类节目。政策上表述得很清楚,指时政新闻以及相关节目,包括一些时政新闻评论。所以要再想把体育、科技、娱乐等新闻说成是新闻民营公司不能制作,已经找不到理由了,因为字眼已经非常明确。第二个禁区,就是不可以拥有电视台频道本身,即媒体本身。所有权是电视台的,还有跟所有权相关的比如说终审权、播出权之类的都是电视台的。

  “但是制作公司可以拥有频道内容的提供权,可以拥有频道经营权,这个都是没有禁止的。我们都可以做。”王长田说这些话的时候踌躇满志。

  在王长田眼里,中国传媒业方兴未艾。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国传媒业产生了一场根本的变革,即传媒的投资主体从政府转变为媒介自身,传媒的自身性质从一种意识形态转变成为一种产业。1994年,中国第一家“民间电视机构”嘉实广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民间电视制作力量一直在悄然增加。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传媒业从禁止到限制,从限制进入到部分领域鼓励参与。随着国家对民营传媒和国外媒体的政策逐渐松动,这个产业已经并且越来越显示出从未有过的魅力。

  在这个略显动荡的领域里,有些人和他们的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德勤2004年“亚太高科技高成长500强”的评选结果中,共有90家中国(包括香港)公司入选500强,其中光线传媒在国内位于第32名。这家以“生产娱乐”为己任的公司几乎又在同一时间进入了《福布斯》中文版的“2005中国潜力100榜”榜单。这是《福布斯》中文版首次推出针对中国地区的中小企业榜单,为国内首个涵盖全行业的中小企业全面评估。

  如今,王长田一手创立的光线传媒拥有中国最大的娱乐节目制作队伍、最大的娱乐电视节目群、最大的电视节目发行网、最有影响力的娱乐与传媒品牌以及中国最大的娱乐网站和娱乐报纸。他旗下的12档综艺类电视节目,每日制作量达6小时,在全国近300家电视台600台次播放,覆盖中国内地全部地区,收视观众达10亿人以上。尤其是前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娱乐现场”移师CETV3事件,更是显示了光线旗下娱乐节目的品牌分量。

  “我的一个观点是,没有强大的制作业,就不可能有好的电视业。我们走频道专业化也好,走付费也好,频道的数量可以无限增加,但是为什么现在做不起来?就是因为没好内容。好内容是谁来做呢?原来是依赖于电视台,但是发展的趋势是社会化去做。”王长田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内容制作的重要性,“但是恰恰这两年制作公司在政策上和制作环境上又遇到了问题。比如说在2003年12月30日之前,国家是不鼓励制播分离的,甚至是反对。直到发布了一个关于促进广播影视发展的意见,国家才正式提出来鼓励制播分离,即把宣传性的事业和经营性的产业进行分离。包括最近公布的44号令,外资也可以进入制作行业。”

  而王长田最聪明的地方就是内容制作中的内容定位:娱乐产业。“娱乐和传媒从来都不会分开。”这个把娱乐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的男人其实非常理性。如果当日他也是像杨澜一样选择做文化历史节目,估计现在的光线就像阳光卫视一样早已易主。

  王长田对此仍有一定的忧虑。“中国的制作公司这两年来是萎缩的。2000年的时候有过高峰,那时很多新节目冒出来,然后就逐渐萎缩了。到现在,多数的公司生存状态非常差。我跟领导反映了现状,提出一些具体的鼓励制播分离的措施。包括欧美和亚洲一些国家都出台过正式的规定,就是要限制电视台自办节目的比例。”

  据了解,在国际上大概是70%-90%的节目必须是社会公司制作,事实证明西方电视业的发展,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法律,制作行业才真正繁荣起来。

  “美国1994年取消了这样的法律是因为已经不需要再对制作行业进行保护,完全市场化了。但是现在多数国家还是有这个规定的。”王长田认为,只有国家政策的保护,中国制作业的春天才能真正到来。

  传媒形态多元化

  “我觉得目前的电视形态大概分为四种。”王长田认为,一种是地面电视台,即各省市电视台和地区电视台,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走电视网,如果不这样,未来很难生存的。因为他不经济,不科学。所以会走美国NBC的电视网络路线。第二种是卫星电视。默多克一直是走卫星电视的,他反而不看好电视网。第三种是付费电视,在美国,有线电视网实际上是付费电视。付费频道在中国刚刚要发展,估计要到2008年左右市场才能成熟起来。这是三种基本生存形态。

  “第四种就是像光线这样节目制作类型的公司。”王长田透露,“我刚才所说的四种电视的模式,光线实际上在计划里面都会涉足。或者有的已经进展非常好了。”

  除了节目制作,各路民营电视公司应对眼前困境的另一条策略就是,努力通过多元化运作来规避风险,通过跨媒体资源的整合和跨产业的操作,开辟其他的业务渠道,减少对电视台的依赖。很多民营公司还参与了平面媒体、电影发行和电影制作。太合传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除了刚刚成立的音乐公司之外,太合的其他业务都是赚钱的。”太合传媒的老总王中军介绍。

  目前的太合传媒拥有比较强大的影视文化产品,包括13档日、周播电视综艺节目、完整的旅游卫视专业频道经营,年产5—8部电影,近200—240集电视剧和500—600集电视剧的发行业务平台。

  “从今年开始,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深入和强化我们在内容制造领域里的成绩,更关注资源的整合和商业的深度开发。”太合传媒的副总经理于天宏做IT风险投资出身,说话谨慎而且坚定。“只在一个领域生产出好的产品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在以后快速扩张,然后深度经营和运作。当然,我们也考虑一些新的投资方向,在考虑更多的娱乐资源项目,同时做技术准备和运营准备,随时尝试延伸的跨媒体运作方式。”

  王长田对这个同行也很重视,“他们旗下的华谊兄弟是一家很优秀的公司。”

  比较巧合的是,两个人都提到了网络电视。光线旗下的E视网是一个拥有5000万流量的娱乐网站,同时还成为宽带内容的提供商,并且正在建设中国最大的娱乐会员俱乐部。“宽带能解决的比较好的话,我认为网络电视的前景也许比付费频道要好。因为网络电视的手段更先进,属于更高端的技术。电视里面所有东西,网络全部都能覆盖,而且用户基础这么好。”

  于天宏也看好网络电视:“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体的形式会很容易地获得,比如突发性事件,实效性很强。它的画面质量虽然还不太令人满意,但这个问题以后会通过技术问题解决。”  聚众传媒:淘金小众传播时代

  在去纳斯达克前,虞锋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上海信投和凯雷,收获的不只是钱,还有政府资源和海外资源

  所谓“聚众传播”,虞锋解释说,“就是将人们的注意力聚集起来,将同质性较强的人群聚集起来,进行传播的一种方式。”

  这是颠覆性思维?自称“很少看管理类书”的虞锋正在尝试,其工具就是上海聚众目标传媒公司(Target Media,以下简称“聚众传媒”)。2004年,聚众传媒大发横财(据说收入2亿元),而且引入凯雷1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虞锋还雄心勃勃,准备今年将聚众传媒在美国NASDAQ上市。

  看上去,赚钱模式很简单:在写字楼、宾馆、公寓等高档楼宇电梯安装液晶电视,播放广告内容的光盘,收取广告投放。据称,在未来1000多亿的广告市场中,液晶屏广告可分割1/5以上的蛋糕。

  聚众传媒及其竞争对手分众传媒(Focus Media)的异军突起,成了传媒业和广告业的研究对象。“广告业和传媒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现在大家普遍认为传媒业已由大众传播进入了小众传播时代。”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李良荣说。

  发展的奥秘

  与分众传媒一样,聚众传媒也将总部设于上海,但其第一个液晶屏却安装在北京的京广大厦。

  “当时这么想:京广大厦是北京最高的楼,”虞锋总裁对《董事会》说,“如果京广大厦能做下来,其他的楼盘就应该比较好做了。”

  和大楼物业的谈判是第一个节点。初期,这种谈判很艰难,甚至难过保安和前台这一关。即使见到物业经理,租金谈判也颇费口舌。最长时,一个大楼需要2个多月才能拿下。

  万事开头难。京广大厦物业听完聚众的想法后,表示出担心。比如,电梯旁安装液晶屏,会不会损坏墙面?租户会不会投诉?机器是否需要他们维护?

  聚众对他们的疑虑一一作了回答。比如,安装和维护由聚众派员完成,不会损坏墙面,万一有损坏,聚众负责修补好。其次,在墙内走线,不会影响大楼美观。而且,根据不同楼盘的风格推出不同的液晶屏,只会增添美感。在播出内容方面,不仅仅是精美的广告,还有娱乐、旅游、体育等多方面的资讯,不会引起业主的不满。

  “他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和我们签了合同。”虞锋回忆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

  开好头,事情就成功了一半。据介绍,聚众耗时一年,覆盖国内约40个城市,1万多栋楼宇,日覆盖人群超过2500万人次。

  覆盖需要烧钱,聚众还要说服广告主,向他们投放液晶屏广告来挣钱。“90%”和“三高”理论就是聚众反复向广告主兜售的。

  在广告界有一个流行语:“我花在广告上的钱有一半是浪费掉的,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现在,这句话已被聚众“升级”为“大约90%的广告费是浪费了,但我不知道是哪90%”。

  虞锋捧出解决方案是:“精准的目标受众就是赢回浪费的90%的决定性因素。”而楼宇视频媒体最大的优势就是聚集受众,就是那些常年出入写字楼和高档场所的“三高”(即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人群,他们是消费力和购买力最旺盛的一群;同时,它的千人覆盖成本也低于其他媒体。

  “这就是广告主的利益所在。”虞锋说。显然,这说服了相当一部分广告主。2004年,聚众的销售约达2亿元,虞锋希望未来3年保持100%的年增幅。

  “说实话,当时也没想过会发展得这么快。”虞锋说。他分析认为,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为楼宇视频媒体的成长提供了现实土壤;而且也有需求,大家等电梯时都很无聊,陌生人面对面也很尴尬,看液晶屏广告反而是最好的选择。“中国就孕育了这样一个成熟的市场。”

  “1999年我到美国出差,看到加拿大的Captive公司已经在做楼宇视频了。于是,我回国就考虑要找相关厂商一起做。”他说。

  如星星之火,聚众的液晶屏点亮了许多楼宇的电梯。

  引资

  但行百里者半九十。要更密集、更大范围地铺液晶屏,虞锋感到缺钱了。

  身为创始人的虞锋,1986年复旦大学哲学系出身,随后进入上海教育学院,1991年进入政府部门,1993年进入过上海(中旅)集团并担任下属公司总经理,积累了丰富的广告业经验和良好的政府关系。聚众公关部总监孔伟英告诉《董事会》,1999年虞锋创建上海元禾信息公司,2000年年底成立上海电洋公司,从事广告代理和杂志制作,楼宇视频是电洋2002年年底的一个项目,后剥离出来成为一家广告媒体公司,2003年年底电洋正式更名为聚众。

  2003年12月,虞锋引入上海信息投资公司2亿元投资,并使之成为股东。也因此,上海信息化委员会将聚众传媒的楼宇视频系统列入重点应用项目。拉拢政府资源,显示了虞锋引资的高明。

  2004年9月,虞锋梅开二度,成功引入凯雷1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拉拢海外资源,虞锋的思路显然极具战略性。

  凯雷随后派员进入聚众董事会,在关键人员的任职上和虞锋一起面试,“但绝对谈不上干预我们的决策”。虞锋说。

  凯雷是全球最大投资集团,董事长是IBM前CEO郭士纳,员工包括美国前总统布什、英国前首相梅杰等,有“总统班底”之称。

  2004年6月中旬,凯雷亚洲负责人祖文萃在中国寻找投资机会,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竺稼成人之美,引荐了虞锋。

  虞锋介绍了聚众传媒及构想,以PPT形式向祖文萃一行作了演示,但其热情碰到了祖文萃出奇的平淡。

  没想到,凯雷悄悄委托第三方进行调查,完成一份针对京沪两地的“高档写字楼液晶电视广告价值分析报告”。调查显示:60.7%的人在等候电梯时会经常看液晶电视广告,液晶电视的平均每日受众接触时长为5.05分钟,液晶电视广告关注度达78.8%等。

  两周后,正在成都出差的虞锋接到了凯雷的董事何欣从香港打来的长途电话,这个电话持续近4个小时。电话中,何欣围绕楼宇液晶传媒,对虞锋进行了一系列提问。

  经过数次会面,双方签订合作意向协议书,但凯雷的调查并未停止。由凯雷的投资经理、资深业内专家、专业调查机构三方合力的调查组,开始了又一轮对聚众传媒更为细致的摸底。

  凯雷显然是认真的,而虞锋的团队也令其满意。从接触到1500万美元入账,仅百日。

  “持股比例我不方便透露。”虞锋回答《董事会》说,目前上海信投和凯雷还只是小股东。“我们不排除增加投资者,但主要考虑战略投资者,考虑战略投资伙伴能带来什么资源,而不仅仅停留在资金层面。”

  双雄记

  凯雷有个重要投资习惯,就是不希望股权结构过于复杂。这或许是它没扎堆投资分众传媒的原因。

  作为聚众传媒的单一竞争对手,分众传媒的股东名单看起来冗长却又豪华:高盛、3i、软银、鼎晖投资、维众投资、德丰杰投资、中经合、麦顿投资、Venture TDF China、上海创投。

  分众或许不在意凯雷是否投资自己,但不能不在意凯雷投资聚众。自称是国内第一个液晶屏传媒,分众看到聚众的势头很猛,直逼自己。

  这个行业的双雄演绎,恰恰表明这是个真实的市场。同样可列举的是,芯片业有英特尔和AMD,网络游戏有盛大和九城的你追我赶。

  实力媒体一员工告诉《董事会》,聚众与分众抢地盘很凶,有时双方为争夺同一楼宇,常不期相遇,狭路相逢也是心照不宣。

  自2003年年初,聚众从北京、分众从上海分别扩张网络,并向对方地盘极力渗透。分众号称2004年已覆盖1万栋楼宇,安装1.5万个液晶屏,全年营业额超过3亿元。而聚众也号称覆盖1万多栋楼宇,日覆盖人群超过2500万人次。但水分有多少,并不为外人知。

  双方商业模式相似,发展规模相若,但分众的江南春个性张扬,而虞锋更为内敛。在宣传攻势上,虞锋却当仁不让,也称自己是引入楼宇视频的第一人,并称2005年在纳斯达克上市。

  “我只追求75%的市场份额,”分众总裁江南春说,喜欢与对手过招的感觉,“有人追赶,才会有跑动的欲望。两个对手很好,如果有三个,市场格局更稳定。”

  虞锋也有类似的表述,“从全国范围来看,楼宇视频媒体只有我们两家在竞争。我们一直非常欢迎竞争,市场相当大,现在只有我们两家在竞争,聚众觉得非常幸运。”

  “我们采用直营模式,他们是直营和加盟兼有的模式。”虞锋对《董事会》说,采用直营模式,不仅可以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提供品质保证,让客户更放心。“未来的发展目标也会有差异,我们希望最终能打造一个综合性跨媒体集团。”

  圈地与圈钱

  这逼着聚众必须进行圈地,以构筑起一定的进入壁垒。如果全国成千上万商务楼宇的液晶屏合在一起,就构成一种“排他性”的媒体网络。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与那种针对特定人群的直投广告相比,楼宇广告更具可持续性和稳定性,而且具有“强制性”。一旦达到相当规模,就会形成基础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正是广告客户关心的目标。

  喻国明还说,跑马圈地、扩张网络规模是他们的头等大事,谁先扩张网络,谁便先占有优势。

  虞锋透露,前期的过程就是圈地,“也没想过要做多少城市。最初的策略和战略就是:重点是大城市,最多覆盖京、沪、广、深就差不多了。”“不像现在想得那么多,那么宽。”

  现在想得有多宽?虞锋介绍说,聚众正集中建设优势网络,并不断做宽、做深。做深,就是不仅要做一线的大城市,还要做二线、甚至三线城市,不仅要做五星级酒店,还要做四星级、甚至三星级酒店;做宽,就是扩大覆盖范围,不仅要做写字楼、酒店、高尔夫球场、高级公寓等“三高人群”出现频繁的地方,还要覆盖到医院、银行、机场、超市等特定目标人群聚集的地方,真正做到“小众中的大众”,打造“聚众化大网络”。

  “关于利润要分两方面来说,前期肯定是个巨资投入的过程,”虞锋说,目前来看,聚众的一线城市业务量很满,收益十分明显,但对于大多数二线城市来说,正进入一个成长阶段。“公司总体而言是盈利的,这其实也是个长期的发展规划。”

  至于去美国NASDAQ上市圈钱,“上市的一切手续都在积极准备中,上市是聚众战略发展的需要,但聚众不会为了上市而上市。”虞锋说。

  无论是聚众传媒还是分众传媒,都可能成为今年中国公司在NASDAQ上的新黑马。谁会一马当先?  IP电视搅局

  技术与制度的较量,谁将终究胜出?即将出台的《电信法》是技术逼出来的吗?

  上帝造完世界后,某天一觉醒来,又说了声“互联网”。于是,互联网出现,世界为之改变。伴随着互联网的蔓延,IP电视(网络电视)出现了。

  IP电视,即通过宽带互联网传输数字电视节目,具有成本低、互动性强等优点。它无疑是一项革命性技术,但它正受到制度的压制。技术与制度的较量,谁将终究胜出?

  最早是中国电信推出IP电视,其在广东的“互联星空”一开通就拥有大量用户。中国网通由于重组,至2004年5月底,才和IDG(国际数据集团)拿5亿元做了类似的“天天在线”,并获国内第一张网络视频播放许可证。

  但田溯宁对宽带的感觉很好,加上网通董事默多克的电视优势,使网通后来居上,半年内又与中视网络和北京电台合作,再下两城。

  作为电信运营商,中国电信与中国网通进入电视业,侵入了广电传统领地,对电视台构成极大冲击。这种冲突早在1998年频发,并直接导致1999年一份文件的出台。

  由于电信和广电拥有各自独立的网络,广电与电信交叉进入对方领域,冲突频发,并出现湖南的“流血事件”。为此,1999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信产部、广电总局相互妥协的《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意见的通知》(即82号文),规定:“电信部门不得从事广播电视业务,广播电视部门不得从事通信业务,对此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实际上,广电与电信的竞争并未就此停止,很多地方电信偷偷开展IP视频点播,利用ADSL或社区五类线播放视频节目。尽管不断受到广电部门的狙击,IP电视仍对广电的电视业务构成威胁,甚至直接打击了广电总局正在推行的数字电视进程。

  广电总局还要不断面对如雨后春笋的网络电视。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也放出风声要做网络电视。

  2004年12月,以经营IP电视的神州电视台成立,目标直指中央电视台,只不过它的成立仅通过信产部的批准而没能过广电总局的关。

  神州电视台的投资方神州通信是国务院批准、隶属信息产业部的全国性跨地区电信增值业务运营商。按照规划,神州电视台提供除新闻外的电影频道、电视剧频道、音乐频道、自然频道、游戏频道、少儿频道、时尚频道、体育频道、科技频道、广告频道和节目合作等业务,节目将主要由国家广电总局节目中心、时代华纳等中外著名的电视内容制作单位提供。

  面对新技术的攻势,广电系也加紧培育自己的IP电视业务。中央电视台发起成立中视网络,通过电信网络传输电视节目,由央视提供节目。中视网络电视已在北京、上海和江苏三省市试点,付费电视用户已超过12万。

  据CASBAA(亚洲有线与卫星电视广播协会)预测,2010年,中国付费电视用户数量将达到1.28亿户。“第十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到2004年年底,中国上网用户总数为9400万,其中宽带用户达4280万。业内人士估计,2008年宽带用户将达1亿,届时IP电视市场将超过1000亿元。

  这正是各方势力争相进入IP电视业的原因。

  但这项革命性技术的出现,使电信与广电的利益鸿沟暴露无遗,也直接促使双方的交叉与融合。双模机顶盒便是双方融合的产物。

  “简单地说,双模机顶盒就是一机两网:IP网和数字电视网。”推出双模机顶盒的天柏公司董事长吕品告诉《董事会》。天柏是香港天地数码(00500,HK)在内地的全资子公司,后者被摩托罗拉分四次收购。

  摩托罗拉借道进来了,而随着中国影视制作业的对外开放,索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迪斯尼等对中国越来越有兴趣,技术力量将随这些巨头的进入而放大。

  “三网(电视网、电信网、互联网)融合”的话题再被提起,曾在信产部内部流传着“广电总局一分四”的说法俨然在耳:宣传方面归中宣部和新闻办,文化方面归文化部,行业活动归行业协会,技术网络则归信产部,广电总局结束使命。

  这直接催生《电信法》和相关机构的尽快出台。有观点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像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一样的机构来把信产部与广电局合二为一。

  这都是IP电视惹的祸吗?(徐会玲  杨云高) 


  来源:中财网 

(责任编辑: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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