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原:社会法律恐吓与记者权利保护
  2006年10月24日16:21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陈中原

  法律,本来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武器。但是,随着法律的社会化,它必然会被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其中之一便是法律恐吓。

  从富士康科技公司下属企业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对于《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和编辑翁宝的所采取或利用司法机关所采取的行为看,至少给笔者的感觉是到达了法律恐吓的目的。新闻工作者个体以及集体如何应对社会的法律恐吓,已经成为一个需要提上日程,加强建设的重要事项。

  整个事件的经过媒体报道比较充分,在此就不赘述了。鄙人只是从一个读者和新闻从业者的角度,根据媒体的报道,对其中的部分问题进行了思考,分别从当事人反应、《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内容、其他媒体跟进报道的内容及其这些媒体的行为等方面进行一定的分析,其目的是呼吁新闻界加强社会冲突报道的法律保护意识和保护制度的建设。

  在此需要特别声明的是,如果本文依据的报道存在问题的话,那么本文的分析结论肯定是不成立的。如果这个担心成为事实,请各方当事人谅解,作者的目的只是探讨问题。

  从当事人反应看记者知识结构与心理素质

  首先看王佑的反应。富士康向她索赔2000万元人民币,她于是感觉到:“我几辈子也还不清”[1]。在得知诉讼标的变为1元之后,她在接受扬子晚报记者采访时说:“富士康诉讼案所带来的精神和身体上的伤害,是长期的。”[2]在搜狐嘉宾聊天室里,她回答主持人问题时说:“目前肯定是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吧,一方面就是心理打击会比较重一些,就是这一个多月来说,写稿量是大幅下降。可能会有一些心理阴影一直会在。”[3]

  在这场官司中,她,虽然是被告,但是就一定输吗?!不一定啊!不一定原告就有理,被告就无理!民事诉讼的一条最基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告向王佑索赔2000万元,还不是2000亿元人民币,就得拿出证据支持它的索赔标的的主张。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原告能够收集到支持如此巨额的证据吗?这是我看到报道的第一个反应。即使原告收集到了,法院是否采纳还是一个问题,因为被告肯定会予以质疑。如果原告的证据不充分、法院不予以采纳,对方索赔多少都是无所谓的。因此,当事人认为自己“几辈子都还不清”,以及新闻界报道这个案件时将之描述为“天价索赔”,给人的印象是原告的标的“吓倒”了当事人和新闻界,似乎表明参与报道者需要加强相关的法律知识储备。

  其次看翁宝的反应。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其财产时,他的反应是:“我的感觉是恐怖!”[4]“对方通过这种形式把我逼到绝路上,不光是对我个人的一个挑衅,实际上它对中国新闻界来说,不异于9·11事件。这是一种恐怖行为,是不对称的战争。”[5]

  在得知诉讼标的变为1元之后,翁宝在接受《扬子晚报》记者采访时,“却另有解释。他说,这段话纯粹是觉得,郭台铭作为一个决策者,调整能力是很强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改变心理上的恶意,这种决策能力令他赞叹。”[6]

  作为指挥记者的编辑,对于1000万元或3000万元的诉讼标的,以及法院根据原告的请求采取的诉讼保全措施,感觉到如同“9·11”,那是多么恐怖的事件!认为“是不对称的战争”!诉讼的大额标的是否能够成为判定的赔偿数额,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对于冻结被告的财产,如果申请人败诉的话,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诉讼保全所遭受的财产损失。对于冻结财产,被申请人接到通知的第一个反应似乎应当记录因此给自己造成损失的证据,以期支持自己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出的索赔主张。与民告官的案件相比,这起法人开始针对新闻工作者自然人的民事起诉,怎么会有“不对称战争”的感觉?!即使第一审法院发生了地方保护,被告可以上诉,乃至申诉,争取公正的判决。

  翁宝母亲的反应更是叫人深思和同情,甚至心酸。“8月29日上午,我在家看《南国都市报》时,突然看见报纸上报道了儿子被索赔1000万。当时,我感觉脑袋‘轰’的一声,于是赶紧跑出家门,乘坐了一辆‘风采’三轮车,去不远处的亲戚家,让亲戚帮忙上网查看儿子的详细消息。‘天啊,儿子被索赔1000万!’我戴着老花镜,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一边哭,一边看,整整2个多小时。我哭着想:‘儿子是个好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落在他的身上,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我整整担心了一天,但是不敢给儿子打电话”[7]。

  这样的新闻报道,在增加“法律恐吓”气氛的同时,折射出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电影唤醒民众法律维权意识的重大社会价值,期望天下作为父母的民众不再被“法律恐吓”所吓倒,不再认为打官司就是不光彩的事。

  这起案件给我的第一感触是,新闻工作者的知识结构,不但深刻地影响着新闻工作者的职务行为,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新闻工作者应对社会冲突的心理素质。期待越来越多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能够像一些外国的同行那样,从事若干年新闻工作之后,成为律师。

  从原始报道看记者职业行为与保护意识

  国内第一篇报道的消息来源为与一名大学生的网络聊天。仔细阅读《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6月15日的报道《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从职业的角度看,认为有如下几处值得商榷。

  第一处是第3自然段中“逃离”一词,值得推敲。在这里具有贬义词的嫌疑。类似具有比较浓厚感情色彩的词语还有“辛苦”、“残酷”,以及6月22日的报道《富士康深圳工厂再调查:员工收入主要靠加班》中的“血汗工厂”等字眼。

  第二处是第4自然段中关于晕倒与加班关系。“他亲眼看到三个年轻女工因为经常加班,晕倒在了生产线上。”这显然是因果判断,不是纯粹的事实陈述,一旦打起官司拿到能够支持此因果关系的证据是非常难的。如果改为“他亲眼看到三位经常加班的女工晕倒在了生产线上。”似乎是更加纯粹的事实陈述,完全可以避免向法庭提交支持晕倒与加班因果关系证据的责任。

  第三处是第21自然段中的一段描写。“几个月下来,从生产线走到宿舍,每个人已筋疲力尽,双脚生满了水泡。”这虽然是比较纯粹的事实陈述,但是存在超乎常理的部分,尤其是双脚生水泡,这肯定是事实,可是一个“满”的修饰,似乎存在夸张的嫌疑,就可能使得陈述可能因此而失实,难道脚底、脚被都生“满”了水泡吗?如果脚底生满水泡,走路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有这样的证人,证据也是难以保存的,更何况被采访者没有保存证据维护自己权利意识的话,记者举证的困难顿时增加了许多。

  上述几处都是起诉方在起诉书中提出异议的地方[8]。当然,原告在起诉书中对于《第一财经日报》的第一篇报道还有几处没有提及。如第23自然段关于人数的陈述。“在大多数职员看来,富士康的管理有些‘难以理解’。”如果这篇报道是根据前面提到的线索和采访情况,这里用“大多数职员”显然存在事实支持的问题,因为记者没有能够深入到这家企业进行广泛的调查,也没有这家企业党委、共青团、工会等组织提供的调查报告,线索提供者提供的大规模职工调查报告,记者怎么能够相信线索提供者的“大多数职工”的判断呢?

  尽管第一篇报道存在几处值得仔细推敲的地方,但是总体而言与后续的报道相比,还是比较客观的。尤其是《富士康事件回顾》[9]就存在感情色彩比较浓厚的问题。如第2自然段:“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称:‘富士康血汗工厂黑幕:机器罚你站12小时。’披露了富士康龙华工厂的一些细节状况,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无论是间接引语,还是记者目击事实的描述,无论是使用了感情色彩的词语,还是使用了存在夸大嫌疑的词语,还是使用了缺乏可靠证据支持的事实之间的因果判断,都是不符合职业规范的。新闻是关于冲突的报道。这篇关于富士康的报道显然是企图揭示这家企业管理行为与中国法律之间的冲突,以期维护中国法律的尊严、维护这家企业职工的合法权利。既然是有关与法律冲突的报道,就应该更加注意事实的客观描述或陈述。

  在这方面的报道,一些外国传媒企业的做法值得借鉴。一般涉及社会冲突的报道在编辑过程中要经过这样几道程序:记者根据编辑的要求采访的稿件传到编辑部后,如果编辑过目可用时,第一道工序是对报道的文字处理,由副编辑进行。他/她一般根据编辑手册要求,对词语进行修改,尤其是将具有感情色彩的形容词、副词、动词、名词等或者删除或者改为中性词,以保证客观的描述或陈述事实。第二道工序是编辑对事实进行交叉核实。一般要求记者将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附在稿件的后面。编辑根据记者提供的联系方式,委托其他记者或副编辑与采访对象联系,仔细核对事实。如果编辑觉得稿件基本可用时,还有履行第三道手续,即将稿件提交给编辑部的法律人士进行审查,从法律角度对稿件进行修改,以保证报道刊发后使媒体处于有利地位。

  这一道道必须的编辑程序,实际上是一道道保护媒体和记者的程序。我们是否规范的建立了这样一个必要的保护性工作程序呢?

  从跟进报道看新闻界的集体权利维护意识

  在这起“富士康事件”中,其他媒体的跟进报道不一定是有利于维护新闻界的集体权利的行为,有一些媒体的跟进报道似乎存在损害新闻界集体形象、权利的可能性。

  这些跟进报道的媒体行为似乎给出了至少三个信号。

  第一个信号是跟进报道的几家媒体抛开《第一财经日报》与对方和解了。

  一位不愿意透漏姓名及其所在媒体的当事人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做工作,跟富士康公司之间的这个纠纷已经平息了”。他说,这几家收到律师函的媒体是同时去做的这件平息工作,但是不愿透露具体过程。这位人士表示:“这个公司做事不计后果,不想惹它”[10]。

  非常可惜或遗憾,这些媒体没有能够与《第一财经日报》联合起来一起与对方和解,似乎仅仅用“不想惹它”解释他们的行为,难以令人信服。提前与对方和解了,曾经集体维护的正义何在?这种行为似乎表明他们的跟进报道不当?!这种行为似乎表明他们作为媒体害怕对方了?!这种行为似乎表明曾经一起战斗的一支新闻团队被对方瓦解了?!

  如果广大的受众也这么认识的话,媒体的共信力受到了一次严重的伤害。

  如果广大的企业也这么认识的话,他们将会效仿这种作法对付媒体报道。

  如果广大的国民也这么认识的话,新闻界作为维护主流文化价值的作用是否会失去?!

  第二个信号是富士康公司在大陆的企业行为都合法吗?!

  富士康作为一家跨国企业,必须遵守各地的法律。在税收、工会、劳工福利保障等等方面没有问题吗?直到2006年8月31日,这家公司自1988年起在大陆的企业没有成立工会,宝安区总工会从2004年12月起就多次发函敦促鸿富锦公司组建工会,但该公司一直没有回函。区总工会还曾两次上门拜访,与公司党委进行协商。虽然得到企业党委的支持,但由于没有得到上级公司的同意,至今该公司仍然没有建立工会[11]。

  为什么这家企业的上级公司不同意就可以不成立工会?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报道说是由于没有得到上级公司的同意,这么重大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涉及企业工会成立的案例,为什么媒体不予以跟踪调查报道呢?

  工会是维护企业所有职工集体权利的组织。我国《工会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如果企业有工会组织,就可以依法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资关系,维护企业职工劳动权益。

  为什么这家企业的工会没有上级公司的同意就没有成立?为什么这家企业的职工没有依法自发地组织自己的工会组织呢?这家企业的职工是否曾经企图组织自己的工会?这家企业为什么不同意建立工会?一连串的疑问至今没有揭开,媒体没有对这么重大的问题提供深度报道,难道不是一种集体权利维护意识的缺失吗?

  如果对这家企业不同意建立工会的行为进行大规模的报道,可能将极大地促进企业职工集体意识的觉醒,基层工会组织更加广泛地建设。

  第三个信号是几家媒体的跟进报道确实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

  比如有的媒体在转载《第一财经日报》6月15日的报道时,加了感情色彩浓厚的词语,诸如“血汗工厂”、“无故搜身”、“被迫罚站”、“虐待”、“富士康压榨员工惹众怒”,以及存在充当执法者角色的嫌疑,“严重违反《劳动法》的有关规定”……

  法国记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记者就是记者,不是警察!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发表时有修改)

  [1] 富士康起诉记者过程曝光 复制台湾同类诉讼,《南方都市报》2006年8月29日

  [2]王佑:索赔变1元 新闻界团结的阶段性胜利,《扬子晚报》2006年9月1日

  [3]一财记者王佑做客:我们不会畏惧企业挑衅,http://news.sohu.com/20060829/n245060198.shtml

  [4]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遭富士康天价索赔转折始末,《新京报》2006年8月31日

  [5]翁宝:企业权力无限扩张影响政府政策传媒环境,《南方都市报》2006年8月31日

  [6]王佑:索赔变1元 新闻界团结的阶段性胜利,《扬子晚报》2006年9月1日

  [7]翁宝双亲听闻儿子出事 父亲病重母亲泪满面,《南国都市报》2006年9月1日。

  [8]诉讼状民事起诉状,http://news.sohu.com/20060829/n245054771.shtml

  [9] 《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6月22日。

  [10]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遭富士康天价索赔转折始末,《新京报》2006年8月31日

  [11]鸿富锦未成立工会 深圳敦促年内建工会,http://news.sohu.com/20060901/n245103861.shtml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责任编辑: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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