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产业与入世:一种跨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
赵月枝
  2006年11月15日15:07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摘 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极大地加速了中国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本文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来讨论这个融合过程,审视了国内外文献在分析这一融合时常用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化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处于半融合状态的中国传播产业的市场结构和意识形态维度,并指出传播权力分配的新的包容和排除模式。分析的核心是各种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存在于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之间,存在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和一个日益分化的社会的传播需要之间,存在于全球化背景下各种社会群体的横向和纵向传播之间。 

  [关键词]传播业;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世界贸易组织(WTO);民族主义;民主化;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通过迅速发展的传播产业,极大地加速了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融合。一方面,通过中国入世协议的正式条款,跨国传播公司正在不断扩展渗透中国市场的规模和深度,这是他们全球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的官员、私营企业家等各路博弈者将入世视作物质性和象征性的机会,希望通过入世来实现他们各自有关重组中国传播产业的议程。因此,中国传播体系的基本特征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本文审视这场变革的性质和动因。首先,我评析了有关这场变革的两种流行分析框架。其次,我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考察了这场变革的根本特点。这就有必要讨论跨国资本和国内力量从结构上重塑中国传播体系的具体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有关传播权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变化。最后,我讨论了这种融合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指出潜在的矛盾与冲突的来源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传播秩序面临的挑战。虽然中国的电信、新闻媒介、以及文化产业的开放程度不同,通篇而言,我通过在特定产业中国内国际资本融合的实例尝试阐述一个能够涵盖这些产业的全面的宏观分析框架。 

  理解融合的意义:两种流行的分析视角 

  对于这一融合,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界大部分著述大致使用两种宏观分析框架。总体而言,这两种框架可以称作中国民族主义框架和民主化框架。 

  中国民族主义框架 

  中国民族主义框架是几种立场的集合。首先中国媒体和学术方面关于此主题的文献往往带有强烈的民族产业视角,这引发“重围下的中国媒介产业”的恐惧。“狼来了”就是对这种恐惧的广为人知的象征性表述。此类论述集中于分析强势跨国媒介公司与弱势中国媒介产业之间的博弈。这种主导性的中国学术和政策分析往往回避有关宏观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问题,而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问题——也就是说,如何使中国传播产业与世界接轨;如何有效吸收外国资本、以及管理、制作、销售经验;最重要的是,如何提高中国传播产业的全球市场地位(江蓝生,谢绳武,2003)。正是在这个框架内,中国官员、媒介经营者、媒介学者为中国媒介产业的重新集中化、合并以及资本化鸣锣开道。也正是在这个框架内,中国的私营资本希望在入世后的国内媒介市场上为自身谋取一席之地。他们的理由是,中国需要在本国领土上组织所有资本和资源——不管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来与跨国媒介公司竞争。 

  这种民族产业视角往往掺有文化主义因素,关注外国媒介进入的文化含义以及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生存问题。赞同融合的说法持有谨慎的乐观主义态度。这种视角排斥“文化帝国主义”的提法,接受文化生产的商业逻辑,强调中国政府制定文化政策的主动角色,强调中国文化企业家的创造能力,以及强调本土受众在面临选择时会偏向国内节目和“中国文化价值观”。比如说,获得票房收入的成功之后,《英雄》这部国内制作的好莱坞风格的武侠片就被誉为入世后中国在全球市场上对好莱坞做出的回击。同时,还有一种含蓄的反对融合的视角。承续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遗风,这一视角反对“西方文化入侵”和“西方”文化价值观。因为这一视角含蓄地反对官方接受全球资本及其在文化产业方面实际上推行的市场化政策,所以反对融合的视角在中国主流出版物上表现得比较抽象与间接。尽管如此,这种视角在特定场合的表现仍然非常强烈。比如说,2002年4月,在北京的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位资深的国内学者愤慨地谴责了好莱坞在全球的文化霸权地位,批判其“堕落的”文化价值观以及以各种形式引入中国的哈利波特商品的经销手段。 

  尽管这些民族主义立场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它们具有一些相同的前提。第一,它们对中国文化持有实在论的观点,遵循的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将中国媒介和文化产业视为中国经济和文化力量在全球舞台上的载体。这些话语有意无意地把一种单一的、既定的“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文化”作为他们论证的前提。这里缺失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内涵的讨论,尤其是对其确切的含义是什么,谁是其代表等问题的分析。在这些话语中,政府组织的、市场驱动的文化生产被假定为“中国文化”的当然代表,而社会底层的文化实践活动和非商业性的民间文化生产(从农民的剪纸到地方戏剧再到民间音乐)则有意无意地被排斥在外。以电影<<英雄>>为例,虽然它以一种特定的方式阐释了中国历史和武侠文化,并以中国文化代表的姿态走向世界,但这种阐释是从统治者(秦始皇与他的服膺者们)的视角做出的,而被统治者与若势群体(比如说,孟姜女们)的视角则被抹杀了。 

  第二,通过塑造群狼入侵的形象和强调甚至夸张跨国媒介公司的“蜂拥而至”,这种民族主义框架淡化了国内有关力量在中国与世界融合过程中的积极主动的主体性角色。首先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决策者(致力于全球化、现代化的政治精英们)的主体性作用。他们要么将开放国内通信与一部分影视文化市场作为原则问题,其目的是学习“更先进”的管理和制作经验;要么将开放这些领域作为其融入世界的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策略的一部分。比如说,Curtin写道,中国通过在文化产业的让步来赢得提高其他产业竞争力的时间,因为其它产业涉及更多的就业机会(2003,237)。其次是中国传播产业的经营者们的主体性。他们渴望吸收外国资本,与跨国公司合作,成为它们在中国的合资伙伴、供应商和发行商。实际上,中国传播主管部门在管理上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防止国内外企业之间未经授权的合作。虽然张扬“做中国自己的时代华纳”这样的梦想能够形成公共吸引力,调动民族情绪,但是羽翼未丰、立足不稳的国内民营媒介制片人并不真的相信能实现这样的梦想。他们渴望的是与跨国媒介公司合作,甚至乐意被他们兼并,以此扩大自身相对于政府和国有传播机构的权力基础,增加讨价还价的能力。任何人都不应该忽视中国政府和国内资本的全球目标及其全球化动机(Schiller 2003)。毕竟,为了换取中央电视台英语卫星频道(CCTV—9)利用新闻集团和时代华纳有线网络在美国三大城市的落地权,中国政府批准了新闻集团和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华语卫星频道在广东有线电视市场的落地权。事实上,受半岛电视台和<<卧虎藏龙>>获得全球成功的启发,中国传播业对外开拓的政治和市场愿望变得日益迫切。比如说,尽管中国政府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但是中央电视台显然希望开发战争报道的商业潜力,从而实现其成为“中国CNN”的全球梦想(Chang and Hutzler 2003)。同样,<<英雄>>展示了中国文化商人的全球目标和意在模仿<<卧虎藏龙>>获得全球成功的思路。这种民族主义框架的最后盲点是中国受众的主体性。谁说像中文版的《世界时装之苑》等杂志的读者是外来文化入侵的受害者?谁说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1998年3月公开表示他喜欢收看凤凰卫视的时事节目时不是在真实地表达融入世界的中国政治和文化精英们的收看偏爱? 

  第三,民族主义视角事先假定全球性和民族性之间存在着不可兼容的二元对立关系,将跨国媒介公司渗透中国媒介市场的行为等同于文化同质性过程。正如我和Dan Schiller在别处讲过的那样,跨国媒介产业乐于“寄生”在文化差异之中,而不是抚平这些差异——只要这些差异能够带来赢利的可能(Zhao and Schiller 2001,140)。Hardt 和Negri也认为,种族和民族差异的“帝国解决方法”并不是否定或削弱这些差异,而是有效地认识现有的或潜在的差异,赞美它们,经营它们(2000,200-201)。Leslie Sklair进一步认为,将全球化和本土化视作相互独立与排斥的过程是一种错误看法: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注的是私营利润在全球范围内的积累,只要能够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对摧毁还是维护本土文化并不特别感兴趣。如果资本家们的利润积累受到有关国家或地方主体的干涉,他们当然会摧毁他们。殖民时代的列强们在它们的扩张计划受到本地企业威胁时就是这样做的。经济全球化使这个过程跟以前有所不同,它使全球化公司能够轻易地将地方伙伴融进它们的跨国网络当中,利用地方伙伴和资源,与地方精英分享利益。总是将全球性和本土性视为两个对立面是对传统实践和传统文化持一种静止的观点的结果(Sklair 2001,256)。 

  实际上,中国的文化成分甚至中国的民族主义已不一定是中国大陆拥有所有权的媒介产业的专有产品。比如说,在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凤凰卫视立即呼吁“中国可以说不”,从而表达出比中央电视台还明确的民族主义情感。实际上媒介所有者的国籍并不太重要——毕竟,在华语媒介市场上新一代巨头的角逐中,澳大利亚出生的詹姆斯。默多克(James Murdoch)曾经批评香港本土的李泽楷,认为李泽楷的世界多媒体网络提供的英语节目未能取悦本地口味(Manthorpe,2000) 

  民主化框架 

  这一框架的观点认为中国融入世界、开放国内传播市场将不可避免地削弱政治控制,从而促进传播的民主化。当然,自从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收回他曾说过的“卫星电视会削弱集权政体”这句话以来,国外有关民主化框架观点的表达不再是那么理所当然了。尽管如此,“民主”仍是国外分析中国融入世界过程的主流话语。显然,这一框架潜在的前提是认为,中国现有的政府控制的传播体系与全球传播市场、跨国媒介公司活动的潜在民主化影响之间在意识形态上不兼容。这是国际传播中影响深远的自由主义学说中“自由流动”信条在中国的演绎。在这一话语体系中,民主与市场,公民的表达自由与“商业言论自由”被混为一谈,而自由本身等同于商品的自由流通(Mattelart,2000,43-44)。这一“自由流动”话语在美国国内有关中国入世的辩论中被推向峰巅,直到国会在2000年批准美中入世协议。业界游说人士、主流媒介评论员、共和党和民主党派的政治家们都以同一口径说话:开放中国传播市场“会使北京几乎不可能控制中国的通信自由”(Davis, 2000)。当时的副总统戈尔就说,“自由传播会增强中国人民对环境问题和劳工权利的认识,国内要求改进的压力会自然地增强”(Davis,2000)。 

  由于显然的政治原因,民主化框架的观点在中国国内没有得到正面的阐述。但是这一框架是自由主义媒介学者和评论家在香港和海外出版物上发表的言论的主要内涵。他们将“外国媒介进入”视为要求政府放宽政治控制的话语资源,将媒介自由视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有机部分。这种观点的逻辑如下:在西方,媒介自由和资本主义手足相连,与全球资本主义融合自然会带来媒介自由。比如,有位国内学者在一篇发表在香港某刊物上的文章就认为,入世能够缩短外部世界和中国的“信息沟”。他认为西方国家拥有的信息远远超过中国。中国体系开放之后,这个信息鸿沟自然会被缩小。因此,降低入世冲击的最好方式是在国内传播敏感和负面信息,从而提高中国公众对负面信息的承受力。这位学者还认为,中国公众对负面新闻的承受力要比领导层所预想的强。同许多人一样,这位学者主张用法治来代替随意政治控制,相信入世最终会使中国政府接受国际通行的媒介规制和“游戏规则”。 

  民主化框架的确是一套强有力的言辞。作为一个带有强烈的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它尤其反映了国内自由主义精英希望通过入世在中国政治中确立稳定公开的、精英内部能讨价还价的政治机制。但是,作为一种学术分析框架,它有明显的局限性与理论盲点。原因如下: 

  首先,民主化框架低估了中国政府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能在与跨国资本的谈判中维持其审查制。比如说,时代华纳/美国在线和新闻集团星空卫视的华语卫星频道在广东落地需要遵守三个原则,其中之一是广东有线电视网有权封锁传输中的敏感信息。而且,正如《华尔街日报》直言不讳的评论所言,象鲁伯特。默多克这样的跨国媒介巨头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时,不仅“发现他的控制能力远远低于预期”,而且由于他吸纳了持股人的大量资金,因而对他们要求媒体自我审查以规避风险的呼吁也变得难以抵制(“Beijing Calling,”2001)。事实再简单不过,跨国媒介公司是在中国赚取利润,不是在中国公民中促进民主传播。正如Lee所说,跨国媒介公司不是民主的信使。它们会坚持“政治正确性”,就像许多赞成在中国(按照中国方式)“降低劳动者待遇、更多地限制劳工权利的美国公司一样。”(2003,10,重点为原文所加)。 

  第二,假定外国媒介可以不经过滤地进入中国,美国主导的跨国媒介在报道全球事务时对威权政体也持有双重标准(Herman and Chomsky 2002)。因此,即便假定外国媒介可以不经过滤地进入中国,民主化框架也与跨国媒介公司这些有案可稽的行为相矛盾。虽然中国绝不是美国的附庸国,并且美国在报道中国时,民主和人权的话语仍将是一个相关的意识形态框架,但是像跨国资本主义其它部门的公司一样,跨国媒介公司有一个更为紧迫的任务:为自身在中国的资本积累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民主并不能孤立地存在于特定的国际关系和阶级利益与冲突之外。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各国的民主演变存在变幻莫测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国家之间的霸权关系”(Petra and Veltmeyer 2001,110)。从美国媒体对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干涉,尤其是1972年对智利民选政权的颠覆,到他们对叶利钦轰击俄罗斯议会的报道,美国的跨国媒介公司忠于民主的传播记录充满变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跨国资本在当地的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长远利益。虽然“游戏规则”能够为资本积累创造可预测的、稳定的条件,并会创造相对优越的媒介规制形式与公共传播环境,但是政府总能利用严厉立法来阻止公共表达。所以,Keane(2002)认为,在分析中国入世的政治意义时,轻易地将市场自由化、多元化与市民社会联系起来难免会有牵强之感。 

  第三,民主化框架假设全球资本主义与中国之间存在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冲突。当然,中国仍由共产党执政,奉行重新定义过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原则,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介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在所难免。但是,自从中国接受市场理念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来,全球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便产生了相当的共通点。更何况,保护私有财产,保障人权等原则已被载入宪法。更明显的是,随着中国社会逐步具备现代市场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总体特点,包括社会分层,贫富差距明显等特征,资本主义媒介与中国媒介在意识形态方面互相促进的可能性存在相当空间。比如说,前总书记江泽民就赞赏好莱坞巨作<<泰坦尼克号>>在阶级关系方面的表达,认为它对中国的思想工作有用(O’Neil 1998);目前,中美两国在反恐话语框架内也不乏存在共同语言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划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界线呢?总之,不作具体分析而以必然的意识形态冲突为立论的前提是思想僵化的表现和冷战思维的继续。 

  最后,民主化框架,尤其是以上所提及的某些中国媒介改革者表达的那种民主化框架,忽视了中国深刻的社会矛盾以及传播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公众有能力处理负面信息,这当然是对公众的一种尊重。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包括传媒学者在内的城市精英和改革的受惠者们能否承受诸如下岗工人集体抗争、农民暴力抗税等负面新闻,而是媒体愿不愿意在改革过程中使这些群体获得更多的话语权。退一步讲,是对这些新闻的报道(哪怕是“纯客观”的报道)会不会使这些行为合理化,并通过这样的新闻在同类群体中的传播导致更多并发行动的问题。进一步说,传播领域开放角度的问题是与中国的精英群体在何种程度上愿意与“过剩的”工人与“低素质”的农民在利益分配上取得妥协,以达到真正的社会和平与稳定的目的相关的。目前,占人口少数的城市居民害怕受到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排挤,官员们和私有业主害怕另一场极端的社会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者有必要正视威权主义政治存在的深刻的社会基础,并把传播问题放在这个阶层关系和社会冲突的背景下来理解。且不说政治审查制,以民主化为框架的分析还常常忽视了新闻自律和市场限制问题,以及中国媒介、中国政府和日益分化的中国社会之间的复杂权力关系。
【1】 【2】 【3】 

 
 

来源:中华传媒网 (责任编辑:齐爽)



打印文本   我要纠错  查看留言   强国社区   给编辑写信    E-mail推荐
 



镜像:日本  教育网  科技网
E-mail:info@peopledaily.com.cn 新闻线索:rm@peopledaily.com.cn

人民日报社概况 | 关于人民网 | 招聘英才 | 帮助中心 | 广告服务 | 合作加盟 | 网站声明 | 网站律师 | 联系我们 | ENGLISH 
京ICP证000006号|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4065)| 京朝工商广字第0394号
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1997-2007 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