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要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谋福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先生访谈录

来向武   赵战花

2007年07月23日14:07  来源:人民网-今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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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韵公简介:1956年生于重庆,幼承家学,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硕士时,沿着范长江西北采访的路线,重新采访,出版《西北采访万里行》,据此而成的《范长江与红军长征》等论文,引起较大反响。读博士师从方汉奇先生,专事新闻史研究。期间当选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并以全国学联研究生部副部长身份,出访日本。1988年进入国务院工作,历任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1997年10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1998年9月起任所长。《新闻与传播研究》主编,中国新闻年鉴社社长,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新闻学科组评审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大公报〉与红军长征落脚点之研究》获中国新闻奖新闻论文一等奖。专著有《孙权传》、《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昨天与今天——历史学新闻学论文集》、《尹韵公纵论三国》等。

  到目前,尹韵公先生的经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0年人大求学、9年国务院官员、10年新闻所所长。虽然角色不断变化,但对于历史的兴趣、感悟、修研却贯穿始终。他由对历史的天然兴味而起,循着新闻打开的大门,在这块新闻与历史交叠的领域中,不断修研,以致为之所化,在新闻的使命感中,将治学、为人、做事都统一在了一种历史的冷静与激情的辩证之中。

  一个春日的早晨,穿过人民日报社旁边的一条小街道,在静厝于一隅的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老式大楼内,记者有幸访得尹韵公先生。

  新闻,以历史为开头

  办公室在二楼的最东头,满满的几大架书占去了很多地方,桌子、茶几都有几分老旧,墙上一条幅,为“启体”书法,刚正、挺拔中见大气,衬以整个楼道的静谧,似乎能触摸到历史的感觉。相对而坐,很平静地从史学、史学功底开始谈起。虽然从上大学到博士毕业,尹韵公一直是新闻专业,但大学之前,导引他进入学术天地的,却是历史。

  “我的父亲以前是大学老师,曾被划为胡风分子,我从小受家学影响很大。高中毕业后,有一段时间在家里待业,后来去当了两年的地质队员。”

  从1974年开始,他开始系统地阅读二十四史。而在此前一年,他已经读完了全五本的《三国志》。说着,他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了那一套书,翻开来,已经很旧了。颇有纪念意义的是,书中还夹藏着当年的购书发票:1973年8月26日,5.3元,新华书店。

  那时,他不光读史,还动手做卡片,自己绘图,兴味高涨。一次,在读《郭沫若文集》时,中间有云:“赤壁之战”可能有假。这一下子勾起了尹韵公的兴趣,他迅即动手,查阅资料,写出了一篇论文——《赤壁之战辨》,而且将其寄了出去,但很快便被退回了。回头去看,这一段经历,没有收获到期待的成功,但就像随意遗落了一颗小种子,在若干年后终于枝繁叶茂。

  1978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尹韵公同时选择了新闻和历史专业。他认为,做记者有很多好处,能够到处跑,能够发表自己的声音。结果,他以四川省第三名的成绩,再加上作文分高,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进入新闻的大门后,历史的兴趣并没有被冲淡。

  “大学四年,专业之外,我读的全是历史、哲学的书。”

  赤壁也还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把自1900年以来三国史的各种论文,认真读了一遍,作了30多万字的笔记。在此基础上,他着手重写《赤壁之战》。那时,他已经能明显感受到自己的提高。写成后,他将论文寄给了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的王仲荦教授。

  很快,王先生回信:“二十多年来,未见此文,为之拍案不置。不但分析入理,而且文笔精练有力,是好文章!……”

  在王先生的大力举荐下,1981年3月31日,《光明日报》以半个多版刊出此文,当即轰动史学界,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热烈讨论,《新华文摘》、《史学情报》等十余家报刊予以转载或介绍,二十多种学术期刊发表商榷文章。

  当年的那颗种子长出了第一片叶子。

  1985年,正在读硕士的尹韵公,开始了一次特殊的行程。他沿着1935年范长江撰写《中国的西北角》时走过的路线,重新考察采访。一路采访一路思考。收集了大量资料,有了很多新的发现。在哈达铺,他发现新闻界长期秉持的,范长江的这次采访是为红军北上抗日做准备的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随后,他发表的论文在新闻史学界引起轰动。有意思的是,范长江的儿子范东升当时

  就跟他住同一屋。

  这次采访,也使他以后和范长江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新闻与历史的经织纬结

  尹韵公的才华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并留下了一段佳话。

  在尹韵公硕士即将毕业之前,方汉奇先生前后三次来到他的宿舍,鼓励他继续深造,报考自己的博士生。当时尹韵公住五楼,而方先生早已年过半百。惜才之情,可见一斑。对于这段往事,方汉奇先生曾说:“当时愿意念新闻学博士的人,有这方面追求的人,还不多。我觉得他脑子比较活跃,思想敏锐,能发现问题,具备做学问的这一条件,所以我就三番五次动员他继续读下去。果然他后来很有创见。”

  师从方先生,使尹韵公的学术研究正式进入到新闻史的领域中。当初,对于新闻和历史的偏爱,现在则可以共同实现了。

  “三年博士生活,收获最大的是毕业论文。”尹韵公这样总结。此间,他还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研究生会主席。他还以全国学联研究生部副部长身份,出访日本。仕途的大门,在他面前悄悄地打开了。

  1988年,步出校园的他,随即一脚迈进中南海,进入国务院工作,走进了中国的政治心脏。中南海,九年岁月,学术之外,尹韵公获得了更多的历练。新闻与历史的纠葛统一,在一个更高层面上展开。他在这里起草各种各样的材料,研究一个又一个项目,在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体系中,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整体,也接受着组织对于个体的组织化。

  尹韵公说,“我在中南海,名利意识淡泊了,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利看得太重。在中南海里,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人。”

  做学问要坐冷板凳,钻故纸堆,做官员,要处理各种现实的问题,向前走。新闻的客观记录,历史的公正评价,为官的现世治用,在尹韵公这里统一在了一起。

  他在出色地完成工作中许多大型报告的调研、起草的同时,还在不断地推进着自己的史学研究。他将《三国志》中许多值得品味的小典故、小故事写出来,微言大义,在《光明日报》接连刊发,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赞誉。

  1997年,尹韵公走出中南海,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先任副所长,一年后任所长。他又回到了属于新闻的专有圈子里。

  新闻所不大,其办公条件也简陋得多,但在这里,尹韵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展开他的研究。除了新闻史,三国研究,他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他对于新闻理论、对党报的性质和功能、对于舆论监督以及新闻自由等问题都发表了不少有创见的论文。

  他所主编的《新闻与传播研究》,关注重大理论问题,注重学术质量,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权威期刊。

  他被邀请去各地讲学,成为国内新闻传播领域最重要、最活跃的学者之一。

  历史与新闻的静思激辩

  与尹韵公对座而谈,听他条分缕析各种疑点、难点,你会惊叹他的冷静,冷静思索和冷静分析的能力。你也能明显地感受到他的激情,他对于学术探索的激情和对于历史的独有激情。他可以和你平和地谈论各种问题,而一旦进入他所钟情的领域,他会变得很投入,神采飞扬地与你辨析历史中的功过对错,也许他是进入到了一种学术发现的快乐中了吧。就像当年站在希腊街头的苏格拉底,一个人站在那里静静地想、思考,碰到有人来,就开始辩论。

  他说,“哈达铺是我的学术福地”,言语之间,传递出一种强烈的感染力。

  在哈达铺,他研究范长江当年的日程和路线,发现了当中的问题。在哈达铺,红军作出了到陕北去的决定,是尹韵公从《聂荣臻回忆录》和《李富春传》中旁征博引,考证出当时给红军提供陕北有红军的重要信息的,是一张用来给林彪和聂荣臻包锅盔馍的《山西日报》。

  他有很多精彩的语言,表达出一种激情和张力。有人专门将其收集,分门别类加以整理。

  他写过一篇论证到底谁是抓捕四人帮的决策者的文章,为了搞清期间复杂的关系,他像做运算一样,列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每天的活动时间表,一步一步地进行推理论证。

  他写《“喉舌”追考——从〈文心雕龙〉谈起》,追根溯源,将“喉舌”的出现,一直追溯到先秦,该文后来被《新华文摘》转载,方汉奇老师说“这是新闻史的论文第一次被《新华文摘》转载”。

  他说,“最重要的就是严谨。不论是治学还是为人,讲话一定要有根据,没有根据的话绝对不说。”

  在尹韵公身上,你还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笃定。

  比如,对于三国的研究,他一直未曾放下。如今,尹韵公已被学术界认为是大陆三国研究排在前四名的专家之一。他考证,关羽其实武功平平且好色,推翻了长久以来的“关公”形象,引起各方关注。

  对于范长江的研究,前后跨度十几年,发表了多篇有价值、有影响的论文。

  他的笃定,是一种历史的信守和坚定吗?是一种历史感的浸染吗?

  他说,“我的原则是,要写就写有价值的东西,写有意义的东西。”虽然研究的领域广泛,但他的论文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

  他写那些两千字左右的史学短文,不说主题选择,光是谋篇布局,煮字烹文,每每就要费神十天半月,甚至更长。

  2003年,非典结束,新闻界对于媒体在这场灾难中的表现进行了众多的反思,在这些反思之后,尹韵公经过深思熟虑,更深一步地指出,大家所认为的媒体的报道受控制的说法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表面的看法,卫生部门迟迟无法确定病毒的类型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文章思想深刻,在众多关于非典传播中的反思文章中独树一帜,非大家不能成也。

  “根本固者,华石并茂;源流深者,光澜必章。”

  新闻,在历史的审视下

  尹韵公曾作过一篇《新闻是历史的草稿》,他写道,“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历史则是经过提炼的新闻。……新闻乃崇高壮丽之事业。创建历史与撰写历史,等量齐观。故此忠实记录事件,真切描写人物,给后人留下一部可靠信史,实是媒体的荣誉和使命。”

  这可以看做是他对于自己体悟的总结吧。

  “我在中南海工作了9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大局意识、国家意识。无论考虑什么问题,都得从大局出发,从国家出发,以此作为我们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我当然也情不自禁地把这种意识带到科研工作中来。搞科研时,我们一定要从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出发,一定从国家的大局出发,从国家的大局考虑问题。”

  尹韵公说,“新闻业要为中华民族谋福祉,要在国家实力和民族前途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来发展自己。”

  他认为,当前新闻业的发展,要坚持“三个一定”:一定要从国情出发,一定要跟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一定要有利于全社会的稳定发展。

  这些,都构成了尹韵公学术研究和思考问题的指导思想,这是他对于历史和新闻的辩证总结吗?

  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去理解尹韵公先生,但对于其丰富深邃的思想,还必须慢慢地予以接近、理解,慢慢地咀嚼、吸收。(作者来向武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赵战花系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责编:孙宇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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