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科学发展与风险传播 新闻传媒的角色审视

　　[摘　要]本文从风险社会的视角探讨了新闻传媒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社小康社会中角色问题。建构和谐社会际遇着风险社会来临的现实背景，我们面临的风险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四个方面。风险社会构成了传媒新的媒介生态，也赋予传媒新的社会角色。新闻媒体要勇担责任，做到：呈现风险景象，提供风险预警；进行风险报道，参与风险定义；设置风险议题，搭建沟通平台；开展风险批评，监督风险决策；传递风险知识，塑造社会价值。

　　[关键词]风险社会 和谐社会 新闻传媒　科学发展观

　　一

　　新闻传媒，不论是一张报纸，还是哪家广播台或电视台，都担任一定的角色。这些角色是由社会所赋予的，是社会对传媒职能的划分，它不但表明传媒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在传媒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而且也代表传媒的身份。①因此，新闻传媒的角色就是对传媒在人类社会系统中所处位置及其传播行为模式的功能性定位。传媒的角色与传媒的功能密切相关。在传播学研究史上，最早对大众传媒功能作出比较全面分析的是H?拉斯维尔。他把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概括为“环境监视”、“社会协调”以及“社会遗产传承”三个方面。十年之后，美国学者赖特又补充了“娱乐”功能，形成了传播学中经典的“四功能说”。这些对传媒角色的功能性定位，成为新闻传媒开展活动的理论基础。

　　新闻传媒的角色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新的历史条件，赋予传媒新的社会角色。当前，我国正处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传媒作为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具，无疑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对此，学界和业界已开展了多项研究。本文也将传媒视为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只是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分析传媒角色，希望能推动这一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

　　二

　　20世纪末期，当利奥塔等许多社会学者纷纷使用诸如“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等以“后”为前缀的词汇来描述当代社会的特点时，贝克、吉登斯、卢曼、拉什等学者则另辟蹊径，使用了“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概念。早在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通过对工业社会现代性的反思，提出了“风险社会”这一全新的社会理念。在《风险社会》一书中，他认为，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工业社会向现代风险社会的转型。虽然在人类历史中，风险自古有之，但是风险社会的“风险景象”与传统工业社会却迥然有别。

　　首先，风险社会里的风险强度显著增强。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了一副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在传统工业社会里，富人可以利用有利条件规避一些风险，所以许多风险（例如，在营养水平和易感染疾病方面）在富人与穷人中的分布是不同的。而在风险社会里，高强度意义上的风险打破了风险的分配逻辑，风险社会中没有谁是旁观者。

　　其次，风险环境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风险跨越地界、国界，世界进入全球风险社会中。核威胁、生态灾难、金融危机、化学产品危险、基因工程风险、恐怖主义威胁等等，这些早已不是局部性存在。全球风险社会形象地描绘了当前人类共同所处时代的典型特征。

　　风险社会理论在学界引起了巨大争议，其中一种意见认为，这种理论只是某些发达国家（特别是德国）在较高的现代化水平上形成的一种“现代化焦虑症”,对于其他国家的参照意义其实不大。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是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风险社会涉及的问题似乎还未被提上议事日程；而过分强调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影响，更有可能对这些国家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后果。

　　当然，照搬西方理论对我们来说固然不合适，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能借用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来审视我国当前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反思科学技术可能给社会带来的消极效应。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高速的社会转型时期，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国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受到资源与环境的约束，而且受到时间的约束，我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完成的社会变迁过程。这种快速社会变迁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特征：从某些方面看，中国社会仍表现出强烈的传统/现代特征，而从另一些方面看，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从风险的时代特征看, 中国既面临传统风险，也不乏反思现代性风险。换言之，中国既不乏传统社会中就一直存在的风险，如天灾、战争等等，也不乏全球化时代人类（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所共同面对的现代性风险，如某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以及唯科学主义、无限理性主义所带来的自然对人类的惩罚等等。

　　三

　　风险社会的来临成为我们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背景。这样的背景既表明了我们推进科学发展的必要性、紧迫性，也表明实现社会和谐的复杂性、艰巨性。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领域的风险。经济领域的风险主要是在人类经济活动过程中由经济制度的缺位、失范、变异而引发的对人类的生命活动、生活机会、生存质量造成损害的一种可能性关系状态。当前，中国社会进入快速转型的时期。在这期间，原来的许多规则不管用了，能够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规则体系还没有系统地建立起来。中国目前正处在规则的重建时期；或者从一定意义上讲, 中国社会目前处在规则的真空时期。不健全的社会规则体系使得经济领域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各种风险潜藏各种经济活动中。②

　　2．政治领域的风险。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是来自执政者自身的最大风险。腐蚀、消耗党执政资源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失去执政的群众基础。包括前苏共在内的世界上一批大党老党丧权亡党的教训都说明，如果一个党脱离了它所代表的民众，人民也最终会抛弃它。

　　3．社会领域的风险。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就业难，是部分群众面临的困境。此外，有些地方的社会治安形势恶化，因征地补偿、房屋拆迁、下岗就业、执法不公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多。

　　4．生态领域的风险。生态领域的风险直接与人类的生存命运相关，是人类不断扩展自己的发展空间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结果，体现了人类活动对生态平衡的破坏所招致的大自然的“报复”。2003年的SARS危机，2004年的禽流感疫情，2006年的松花江水污染，2007年的巢湖太湖蓝藻风波……这些足以说明威胁已经近在眼前。

　　四

　　风险社会构成了传媒的新的生态环境。在风险社会里，无论是拉斯维尔的“三功能说”还是经典的“四功能说”都不再能对传媒的角色进行准确的定位。伴随着风险社会而来的新情况，传媒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定位。贝克作为风险社会理论的开创者充分肯定了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他指出：“已经确定的风险定义因此是一个魔杖，一个停滞的社会可以用这个魔杖恐吓自己并因此激活其政治中心，从内部变得政治化。在这个意义上对风险（大众媒体）渲染是当前心胸狭隘的‘在更大程度上是同样的’态度的解毒剂。”③虽然贝克一直强调传媒的重要作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对此却没有系统深入的分析。这一点遭到了许多研究者的批评，也为我们的研究留下了空间。如前所述，我国社会当前处在重要的转型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多变，推进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既是迫切的，也是困难重重的。新闻传媒作为整合社会资源、推进社会共识和认同、协调社会全面且有序发展的重要的基础性工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新闻传媒正确认识的自身角色对于其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那么，在风险社会中应当怎样定位新闻传媒的角色呢？

　　1．呈现风险景象，提供风险预警。在今天，大量由技术导致的风险（诸如与化学污染、原子辐射以及与转基因生物有关的风险）的特点之一，就是人们无法通过感官直接感知，风险在表现为实际症状之前一直笼罩在一种不真实的氛围中。换句话说，由于与这些技术有关的危险不是一种可视的存在，它们很难表现为风险。因此，风险社会中公民很可能就是“瞎眼公民”。而媒体是社会的瞭望者，他们可以将各类风险事件再现为文字或影像符号（特别是电视画面和图片），供公众进一步认识，唤醒社会的风险意识和警觉心。形单影只的枯树、蝇蛆丛生的腐鱼、奄奄一息的海豹……威胁在报纸上、电视上具体形象地呈现出来，深深地刺痛着每个人的心灵，唤醒人们对风险的关注。

　　2．进行风险报道，参与风险定义。与危险不同，风险是社会共同建构的产物。风险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显著增强使得任何技术专家都难以对风险进行准确预测；对于同一事件，不同领域的专家做出的风险评估可能不尽相同，甚至互相矛盾。风险社会打破了科学对理性的垄断，使得风险建构的主体趋向多元，传媒也是其中之一。媒体在进行风险报道的同时，也参与着风险定义，可能制造出新的风险。2005年4月，国内媒体根据境外媒体一篇很不准确的报且没有科学依据的报道，得出“高露洁牙膏致癌”的结论，造成的社会影响常时间挥之不去；同年6月，安徽发生小学生集体疫苗反应，媒体最开始界定为“问题疫苗”，随后又使用了“夺命疫苗”的字眼，事件骤然变得严重起来。后经查实，所有的问题不过是“群体性心因性反应”而已。这些事件提醒我们，媒体在进行风险报道时，不能追求所谓“轰动效应”，一定要坚持报道的科学性、准确性。

　　3．设置风险议题，搭建沟通平台。由于风险建构主体的多元特点以及风险本身的复杂性，所以围绕风险事件各方之间常常展开竞争，“每一个利益团体都试图通过风险的界定来保护自己，并通过这种方式去规避可能影响到它们利益的风险。”④例如，转基因食品是否有风险这个问题，就涉及消费者、食品商、学术界以及国际政治等多层次的利益角逐，产生风险冲突。风险冲突的解决需要有效的风险沟通，而媒体则可以通过设置风险议题来搭建沟通的平台。2003年至2005年，围绕是否应该在怒江建立水电站引发了广泛的争论。2005年10月27日，凤凰卫视播出节目《社会能见度：方舟子看怒江水电开发》，邀请专家代表方舟子和民间环保人士汪永晨就风险议题展开激烈交锋，把正反两方的意见直接搬上荧屏，体现了媒体在促进沟通、解决冲突中的积极作用。

　　4．开展风险批评，监督风险决策。风险社会里出现的问题因其多面性和不可预测性要求新的风险治理模式：治理风险不仅需要政府、技术精英的参与，更需要企业、民间团体、公众的参与。风险治理过程是社会民主的体现。媒体一直被视为民主社会的看门狗，在风险社会中这个角色更加凸显。新闻媒体应该成为风险社会的舆论监督者，对风险社会中可能出现的“集体不负责任”提出严厉批评。2007年上半年，关于是否应在厦门兴建大型PX化工项目的问题，当地群众、科技专家、政协委员、大学教授、投资企业以及地方政府产生巨大争议。随着信息的披露和事态的发展，当地政府果断决定暂停项目，重新进行环保评估。传媒通过对风险事件的报道，监督、批判了专家系统以及政府机构关于科技发展的风险决策过程，使之得以透明化、公开化，让公众及时了解相关风险，有利于风险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5．传递风险知识，塑造社会价值。新闻媒体应当敏锐地捕捉全球各地的风险风险事件来为本国、本地社会“把关”，并及时将风险的相关信息传递给公众和专家系统，以便凝聚风险意识、作出科学决策。在美国2000年“星联”转基因玉米事件中，由于各家媒体的持续接近与深入报道，披露转基因食品的相关知识，既让美国民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有了进一步了解，更促使美国食品安全管理部门 FDA考虑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管制。此外，媒体还要通过价值塑造来引导公众和社会积极地应对风险。例如，在治理污染时，传媒一方面要积极宣传相关政策、实施方法和改进措施，另一方面，亦可通过专题方式，将一些环保企业模范推介给同行及公众，增强社会对环保企业的认同。媒体通过价值塑造，改进社会风气，提高环保企业的声誉，形成诱因让企业更愿意投资环保。⑤

　　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已经启航，新闻媒体在这一征程中应该大有作为。推进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的征途充满了风险。传媒只有认清自己的角色，勇于承担责任，才能不辱使命，有所作为。（作者是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6级博士生） 

　　参考文献：

　　[1]吴庆棠：《传媒角色论》，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2]吴忠民：《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增多的原因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6期。
　　[3]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4]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5]蔡启恩：《谈政府和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