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特稿的人文技巧
| □ 朱林勇 |
2008年02月20日17:06 来源:中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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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夏天开始,《中国日报》增开了Life/Expat(关注在华外籍人士)专版,并连续报道外籍奥运火炬手选拔,种种举措受到外籍读者欢迎。根据中国日报社读者调查,以及我们自己从身在中国的外籍人士得到的反馈,他们中很多人会经常阅读关于文学艺术、百姓生活、文化现象、公众话题、餐饮旅游、影视娱乐人物等方面的英文特稿。
在强调文化软实力的今天,人文特稿在对外传播中的重要性正日益增强。与时政、财经和言论作品相比,人文特稿虽然并不引人注目,但采写也并不轻松。
认清传播对象,面向西方主流受众
做好英文特稿的人文报道,首先要不断提醒自己:“我是面向外国,特别是面向西方主流受众在写作”并且把这种认识落实到采写英文特稿人文报道的每个环节中。这种读者意识,在采访前的准备阶段也要有。
为此,不管是去采访藏区牧民、三峡移民、进城农民,还是作家新作、影视大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前卫艺术家,我都不断问自己:“我应该让西方读者知道什么?他们可能会对这些人物的哪些方面感兴趣?”还要问:“类似题目,西方媒体有过哪些报道?什么角度?中文媒体有无报道过?什么角度?”在跟中文媒体一同采访,或进行跟踪报道时,我都要求自己“提出不同角度的问题来。”
紧抓与西方的“相关性”
人文报道工作中,我们要时时处处考虑到,所报道的人物、事件、政策变化、社会现象和潮流等,跟西方社会、舆论界、主流受众“有何关系”,对他可能“有何影响”。我曾写过关于意大利西西里岛文物和艺术精品展在北京举行的稿件。中文媒体主要关注“北京的观众来看什么?”而我仔细研读了所有资料,把发现的“蛛丝马迹”上升为重点报道内容:“古代中国与意大利文化间的交流与影响”,针对展品和文物中作为点缀的部分,比如带中国纹饰的土著陶器,拉丁语的《论语》和《中庸》等来做文章。这样,采写出来的报道就不是单纯告诉读者“意大利中国年重要展览在京举行”了。
在写关于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和“珍珠港”在中国上映的英文特稿时,我也把注意力放在西方人可能会感兴趣的“中国观众对美国大片什么反应”的角度采写报道。另外,在描写发生在大城市的文化活动和新鲜的旅游目的地时,写明便于在华外国读者参与的实用性信息,也是增加与受众的相关性的重要方面。
强调所报道的人和事与西方的“相似性”
中国的英文媒体在报道中要善于把中国的事情跟西方人熟知的人、事、物、观念等进行链接和比较。比如,我在采写关于山西籍农民画家乔万英的报道时,就有意找出他的人生经历、求艺过程、艺术观点、作品面貌、专家评价等方面跟西方后印象主义大师凡高进行对比,在采访中也有意问他“别人说你的画像在模仿凡高,你怎么认为?”“你怎么看待凡高的艺术成就和他的人生?”
写作关于雷锋的书籍的英文特稿时,我写到专家关于雷锋精神和志愿者精神关系的论述,这让西方观众于西方媒体“雷锋是中国的宣传机器塑造出的偶像”表述之外,有了新认识。为增加这种相似性,我还在文章开头写到“1962年,世界上至少有两大超级偶像溘然长逝:一个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模范士兵雷锋,另一个是至今仍然为全世界的人们所爱慕的玛丽莲·梦露。”
在我采访过的很多题材中—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面临挑战—这种“相似性”的强调和利用,可以增加西方读者的兴趣。他们当中很多人也关注他们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少数族裔的权益保护受到威胁等问题。
突出与西方的文化“共通性”
2006年,我写过一篇中国美术馆组织在京农民工观看农民题材美术作品的英文特稿。当天,我以事先拟好的提纲“闪电式”访问了近15个来看展览的农民工。除了让他们直接谈观感,还详细询问每个人的家庭、生活、来京动机、今后打算等等。成文时,我把精力主要放在他们来京的个人变化、内心感受。美术馆有关人士后来说,这篇文章对他们能够与多家国外美术馆有效沟通,在2008年把这个名叫“农民?农民”的展览带到世界各地巡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还写过很多残疾人的故事。但我总是力避强调客观环境的恶劣,相反,我心怀敬佩地把他们性格中的坚强,面对困境的镇定和乐观写出来。这样的表达,就易于打动西方受众。因为我知道,关注不屈的弱者是全人类共通的特性。
(作者单位:《中国日报》)
在强调文化软实力的今天,人文特稿在对外传播中的重要性正日益增强。与时政、财经和言论作品相比,人文特稿虽然并不引人注目,但采写也并不轻松。
认清传播对象,面向西方主流受众
做好英文特稿的人文报道,首先要不断提醒自己:“我是面向外国,特别是面向西方主流受众在写作”并且把这种认识落实到采写英文特稿人文报道的每个环节中。这种读者意识,在采访前的准备阶段也要有。
为此,不管是去采访藏区牧民、三峡移民、进城农民,还是作家新作、影视大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前卫艺术家,我都不断问自己:“我应该让西方读者知道什么?他们可能会对这些人物的哪些方面感兴趣?”还要问:“类似题目,西方媒体有过哪些报道?什么角度?中文媒体有无报道过?什么角度?”在跟中文媒体一同采访,或进行跟踪报道时,我都要求自己“提出不同角度的问题来。”
紧抓与西方的“相关性”
人文报道工作中,我们要时时处处考虑到,所报道的人物、事件、政策变化、社会现象和潮流等,跟西方社会、舆论界、主流受众“有何关系”,对他可能“有何影响”。我曾写过关于意大利西西里岛文物和艺术精品展在北京举行的稿件。中文媒体主要关注“北京的观众来看什么?”而我仔细研读了所有资料,把发现的“蛛丝马迹”上升为重点报道内容:“古代中国与意大利文化间的交流与影响”,针对展品和文物中作为点缀的部分,比如带中国纹饰的土著陶器,拉丁语的《论语》和《中庸》等来做文章。这样,采写出来的报道就不是单纯告诉读者“意大利中国年重要展览在京举行”了。
在写关于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和“珍珠港”在中国上映的英文特稿时,我也把注意力放在西方人可能会感兴趣的“中国观众对美国大片什么反应”的角度采写报道。另外,在描写发生在大城市的文化活动和新鲜的旅游目的地时,写明便于在华外国读者参与的实用性信息,也是增加与受众的相关性的重要方面。
强调所报道的人和事与西方的“相似性”
中国的英文媒体在报道中要善于把中国的事情跟西方人熟知的人、事、物、观念等进行链接和比较。比如,我在采写关于山西籍农民画家乔万英的报道时,就有意找出他的人生经历、求艺过程、艺术观点、作品面貌、专家评价等方面跟西方后印象主义大师凡高进行对比,在采访中也有意问他“别人说你的画像在模仿凡高,你怎么认为?”“你怎么看待凡高的艺术成就和他的人生?”
写作关于雷锋的书籍的英文特稿时,我写到专家关于雷锋精神和志愿者精神关系的论述,这让西方观众于西方媒体“雷锋是中国的宣传机器塑造出的偶像”表述之外,有了新认识。为增加这种相似性,我还在文章开头写到“1962年,世界上至少有两大超级偶像溘然长逝:一个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模范士兵雷锋,另一个是至今仍然为全世界的人们所爱慕的玛丽莲·梦露。”
在我采访过的很多题材中—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面临挑战—这种“相似性”的强调和利用,可以增加西方读者的兴趣。他们当中很多人也关注他们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少数族裔的权益保护受到威胁等问题。
突出与西方的文化“共通性”
2006年,我写过一篇中国美术馆组织在京农民工观看农民题材美术作品的英文特稿。当天,我以事先拟好的提纲“闪电式”访问了近15个来看展览的农民工。除了让他们直接谈观感,还详细询问每个人的家庭、生活、来京动机、今后打算等等。成文时,我把精力主要放在他们来京的个人变化、内心感受。美术馆有关人士后来说,这篇文章对他们能够与多家国外美术馆有效沟通,在2008年把这个名叫“农民?农民”的展览带到世界各地巡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还写过很多残疾人的故事。但我总是力避强调客观环境的恶劣,相反,我心怀敬佩地把他们性格中的坚强,面对困境的镇定和乐观写出来。这样的表达,就易于打动西方受众。因为我知道,关注不屈的弱者是全人类共通的特性。
(作者单位:《中国日报》)
(责任编辑:张立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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