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国大众传媒的影响

方毅华

2008年05月06日14:44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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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后现代思潮发源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浪潮风行世界,其影响已经波及我国。本文从阐述后现代主义概念入手,对我国大众传媒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投射和渗透下出现的种种现象加以梳理和分析,对当今大众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热衷于制造“追星”群体和消费“热点”等冷峻审视,并对如何走出消费社会消费主义的阴影,重建精神生态的平衡系统做了力所能及的思考。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大众传播

  前段时间,由网络短剧《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引发了一场官司。短剧的作者胡戈也成了广大受众关注的焦点人物。众媒体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这个不到二十分钟的短剧是否侵犯陈凯歌的电影《无极》的权利方面。而笔者则从哲学角度看到了该剧中折射出的另一些东西。此剧看似一部搞笑作品,充满了荒诞与幽默,但是透过其表面,可以感到它具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有着强烈的社会现实批判性,只不过它的批判不是严肃、刻板的,而是搞笑、娱乐的。胡戈作品把陈凯歌的作品彻底“解构”了,完全达到了借尸还魂的目的,也完全达到了陈凯歌所未能达到的深度。可惜,浸淫于后殖民主义文化语境中的陈凯歌们,以西方来看中国,以现代来观传统,在无根无源的状态下随波逐流西方文化却以为紧跟了世界潮流,恍然以主流自居。当“草根”、“非主流”的胡戈们对陈凯歌们以自己的手法进行解构时,已经“过时”的陈凯歌们是不能理解和接受了。无独有偶,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近日刚被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提名为全球奖的最佳外语片,网络上一下冒出好几个“恶搞”短片,其作者“V哥”狂涮张艺谋和他的电影,其间也不乏相当过分的言辞。与陈导不同的是,张艺谋不怒反笑:“开心就好”。 其实,如果要追溯历史,周星驰十多年前就凭“大话西游”开了中国人“恶搞”的先河,如果算上已故作家王小波对“有趣”的不同凡响的强调,我们就能领会到周、王、胡所具有的标识化的符号意义。在这里,笔者结合无孔不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谈谈其对我国当前大众传播的渗透和影响。

  后现代主义与大众传媒

  说到后现代主义,正像许多人讲过的那样,其实很难给出一个囊括全体的严格定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一种总体趋势的意义上对之有所理解和把握。所谓“后”,具有“反”的意思,然而又不能简单理解为“反抗”或“反对”。这里的“后”,其实是一种“辩证性的反”,也就是指它的存在跟前面出现的原因、现象等是具有连续性的,它在这种连续性中以一种反省的态度,尝试去反抗前面的现象。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后现代”的“后”,又具有叛逆、抗拒、颠覆的意味。“后现代”可以被认为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发展到巅峰后的一种逆转。一旦社会发展到顶峰,人便会开始反思:“这样的社会好吗?”工业社会中,人们在感激机器创造了巨大社会财富、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又开始厌烦机器于生活中的无处不在,担心人最终会成为机器的奴隶。为此,人们蠢蠢欲动,想要反抗,想要把机器一脚踢开,重新生活于乡村田园,回归大自然。后现代哲学所说的“后现代”,主要不是指“时代”意义上的一个历史时期,而应该是指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以强调否定性、去中心化、破坏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拼贴、复制、解构以及多元性为基本特征的。《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的作者王治河先生形象地称之为“流浪者的思维”。 在他看来,流浪就是一个不断突破、摧毁界限的过程,这跟后现代主义思维一样,以持续不断的否定、摧毁、颠覆等为特征。它与现代主义哲学的肯定、建设性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现代哲学包含了反基础主义、非理性主义、后人道主义、解构主义、视角主义、非哲学、非中心化等诸多哲学文化思潮。然而,在思维方式上坚持一种流浪者和摧毁的否定性,是所有后现代哲学所共同拥有的特征。至于否定、摧毁的对象,则每种思潮互异其趣。总的看来,所有的后现代哲学理论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对现代主义的否定和批判,并致力于意义、同一性、中心、统一性的消解。后现代主义是碎片的、非连续的、散乱的,反之,现代主义则是肯定的、中心的、连续的和同一的。后现代主义对多样性、多元论、非一致性、不完满性等的追求,使世界表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并逐渐呈现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和意味。因此,当我们放眼世界时,会发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已经波及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对于社会、艺术以及大众传媒的后现代研究也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学术力量。后现代主义虽然风行的范围主要在文学艺术界,但影响很大。按照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说法,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变体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当时,人们还未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联系与区别形成清晰、明确的认识,大多将之与现代主义混为一谈。而1990年代以后,我国政治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商品化逻辑无限扩张,大众传媒迅速普及,后现代语境已经包围着中国人。在娱乐文化方面,后现代氛围日渐浓厚。流行音乐、排行榜、卡拉OK、通俗文学、畅销书、电视小品、连续剧甚至肥皂剧、武打片、言情片、VCD、录像带等等,消费文化市场已经形成,文化工业初具规模,艺术、理想、品德、情操、权威、价值等崇高的意义已经悄然引退,高雅和通俗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无论政治还是大众传媒,诸多领域已经渗透着资本的逻辑,甚至理论也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传播、大众文化的流行提供了温床。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从合理性方面看,它的确能让人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危机有清醒的认识:例如对自然资源的过分掠夺、物欲膨胀而导致的人文精神的失落等等。它的批判精神对现代化发展有一定的约束意义。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深刻的矛盾和严重的弊端,不仅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就是对于当下的社会文化、大众传媒,也已经带来不可漠视的影响。笔者将其大致梳理为以下几个方面。

  解构之风尽吹,民生新闻遍地开花

  在德里达、巴特、福柯等解构主义者看来,“结构”根源于对永恒意义和恒定结构的先验性设置,其本身往往无法逃离权力中心的控制和话语制约,因此需要对这种抽象结构进行消解,最终使得“社会从所有那些作者、创造支配性话语的知识权威们的观念束缚中挣脱出来。” 德里达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去中心化”,例如对某一文本的关注点不在于其中心,而在于其边缘,在于被隐瞒、被掩盖的那些环节。当传媒内容被视为媒介文本时,其去中心化过程就是建构那些与受众切身经验相关,但以往处于边缘的意义的过程。我国的媒体由于其“喉舌”性质,多年来一直把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教育、引导人民作为自身的主要职能,其体制属性决定了传媒话语的权威性。以《人民日报》、中央两台《新闻联播》为代表的政治性新闻是主流传播模式,唯政治化、强调教化成为新闻传播的重要原则,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经济等领域的精英成为新闻中的主角。然而,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从业人员传媒理念的与时俱进,新的传播内容与形式开始出现,其中以江苏《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民生新闻节目成为传媒界一道夺目的新景观。这类节目以关注社会草根层面、弱势群体、再现大众生存状态为新闻价值诉求点,普通人成为节目重点捕捉的新闻人物,节目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其实作为理论研究工作者我们不难发现,当前活跃在各类媒体的民生新闻的内核乃“去教化中心”和“去精英中心”,它或自觉或无意暗合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观念。全球化语境中的我国受众如今的价值观念、媒介素养、主体意识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他们对深度意义、终极价值、永恒真理等精英话语的灌输、宣传渐生抗拒,开始淡化对终极真理的追求,转而向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生活原生态回归。而体现在大众传播中,传播语态则由自上而下的教化向沟通、对话过渡;内容取向由“唯政治化”向普罗大众、多样化转变等等,大概意味着对传统新闻传播领域的政治情结与精英情结的一种消解。当然,民生新闻作为对政治新闻的一种反动,初始阶段认识的不成熟、操作中的失当在所难免,如有的节目以肤浅琐碎的新闻噱头取悦观众,致使一些未经证实的市井传闻、鸡毛蒜皮的邻里矛盾甚至百无聊赖的奇闻轶事都堂而皇之地步入新闻殿堂。这种背离新闻价值基本原则的所谓内容取向不仅无法使民生新闻节目做大作强,而且这种庸俗、琐碎的伪民生新闻还会断送真正的民生新闻。因此,大众传媒在吸纳后现代思潮中合理元素的同时,同样需要审慎地把握这把双刃剑。不难预料,随着我国“四位一体”改革的逐渐推进,民生新闻在未来还将获得长足的发展。

  复制与拼贴风行,真实与原创远遁

  拼贴与复制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曾对这种技术表现出倾心,他认为:“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尤其是摄影技术在表现事物时,通过拼贴式组接或蒙太奇技巧的运用,不只为观者带来视觉的全新体验,也使“展示价值开始整个地抑制了膜拜价值”, 从而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 如今,当我们置身于大众媒介营造的视觉王国里,也会深深感受到拼贴与复制的无所不在。电视新闻就是经由电子技术显像,按照特定的镜头语言如蒙太奇,对新闻元素进行声画拼贴与复制的一种媒介形态。其带给人们的新闻资讯无所不包、无远弗届,这种时空体验是以往那种亲历体验方式无法企及的。面对媒介社会的信息泛滥,电视新闻为了高效快捷地给大众提供资讯服务,使表达当下情感和精神成为可能,也在不断创造着新的表现形态:多视窗、滚动字幕新闻等带给人们全新的时空体验。然而,科学技术带给新闻的也并非全是福音。创立了诸如类像、内爆、超现实等后现代话语的法国社会理论家博德里亚,就对媒介技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他看来,传媒技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整体性,瓦解了曾经为人们提供了统一感的时空量度,因而在电视新闻为大众提供的信息符码中,“历史”就演变成符合编码规则的视觉文本,零散、平面而缺乏深度。在编码过程中,节目编导会对新闻事实主观地做出选择和分割,对一些真实事件的影像声音碎片主观地进行拼贴复制,由此产生的媒介文本会令受众推导出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在媒介技术的过滤、切割和操纵下,真实世界的面貌往往被窃取甚至取消,历史的厚重也会变得萎缩和平庸。因此,博德里亚悲观地断言,“人们越是接近真实资料、直播,越是用色彩、突出等手段来追踪真实,对世界真实的缺席随着技术的日臻完善就会越陷越深”。

  后现代社会是移植、拷贝与戏仿(即滑稽模仿)的时代。如前文所举《馒头》等的“恶搞”。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是对权威、正统和道貌岸然的消解与反叛。当人们对强弱悬殊的社会落差感到无助,又痛感生活的现实荒诞,就只有通过娱乐化,才能从内心的放松与嘲讽中,在心理层面抹去“不公”的阴影,通过对“崇高”的破坏,获得短暂的心理优势。广告对此手法的使用尤为频繁。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广告中,出现“蒙娜丽莎”伸手拿起杯子喝饮料的画面,体现了浓重的拼贴和戏仿意味。然而,这类移植行为是否真正能解构些什么,这又见仁见智。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移植源自文化经典中的无形文化资产,更易于调动消费者的兴趣而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进入所谓的后现代社会,西方理论家如詹明信等,在重新审视戏仿的同时,赋予了它后现代主义的品格。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文化领域中呈现诸多剽窃或戏仿现象。二者都是对一种特别的或独特风格摹仿配戴了一个风格面具。过多的剽窃和戏仿造成了文化产品缺少个性,缺乏创新。

  后现代主义的“复制与拼贴”还进一步导致“快餐文化”的泛滥,使原创性精品的出现,变得几乎没有可能。瓦尔特?本雅明较早开始了这种批评,他指出,电影、电视、广播等电子传媒的出现,意味着不仅是对物质的复制也是对精神的复制,“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的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的确,后现代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复制的文化,它不仅是可以复制在胶片、磁带、激光唱盘上的批量生产的商品,而且它的类型、风格、模式,甚至语音也是复制出来的。它日复一日地为人们提供着大同小异的流行文化,如同满街的快餐,廉价而畅销。而个性、创造力、批判热情、现实精神都消失殆尽。当前,社会舆论一再呼吁力作、精品,但无论在文学还是艺术的领域,力作、精品始终未曾出现,笔者认为,这与后现代主义倡导的“复制与拼贴”是分不开的。

  差异性与多元化孵化出传媒话语碎片

  受德里达、福柯等人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法国思想家利奥塔将知识定义为类似于一种普遍真理和终极价值的元话语体系。在分析了知识的状况、地位的变化以及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的“范式不可通约”后,他认为知识元话语权威下的综合原则已经不适用了,所谓元话语只不过是多种话语中的一种话语而已,不再是绝对真理。因此,把知识重新加以合法化,意味着应该尊重各种话语的差异。他同时还指出,人类对话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共识,因为“那种一致的共识,是一条永不可及的地平线”,相反,对话的目的在于追求谬误推理,在于打破求同的稳定模式,而强调差异的不稳定模式。 据此推断,倡导以更深广的气度来包容差异和多元才是后现代的知识法则。虽然利奥塔远在万里之外,他的理论已经投射在我们的媒体之中。我国的大众传媒正在经历着从居高临下的单一教化、灌输到多元沟通的嬗变。在平等参与、尊重差异的崭新的传播理念下,大量谈话节目如央视的《实话实说》、《对话》,平面媒体的时评如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专栏、华夏时报的《新闻评析》专版等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这类节目一改过去主持人或专家权威独家掌控新闻话语权的局面,引进了开放、平等的多人或群体对话机制,改变过去媒体只说“一面理”的惯性思维,而改说“两面理”甚至“多面理”,演播室成为汇集众议的公共论坛。在这个开放的话语空间里,各种信息多向流动,多元价值观相互碰撞,宽容代替狭隘,民主超越独断,不再有先验性的思想框架,对话的过程是产生文本意义的主渠道。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代这个日趋多元化的社会,黑与白、对与错、非此即彼的二元维度似乎已很难解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纷繁复杂的差异与矛盾,任何话语只能是在历史视点之内的有限性话语。因此,谈话节目秉承突出思想的交锋与智慧的碰撞的方针,让持不同观点的各方尽可能通过对话达到沟通,并鼓励各方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看待矛盾,以一种更宽容的态度来面对现实,就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然而,强调多元化,片面追求观点的异质性,推崇差异而贬损共识,力求谬误推理而排斥宏大叙事,其结果也有可能形成博德里亚所说的“狂欢节式的”众语喧哗,大众传媒就会充斥着语无伦次、互相矛盾的话语碎片。其实,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类都会渴望从对话中实现沟通,达成共识,引起共鸣,获得愉悦。从这个角度来说,取得共识可能比陈列差异更有意义。广播电视利用谈话机制建构多元话语场固然必要,但通过平等对话传递民主意识、引导社会舆论,可能是我国大众传媒更应该追求的传播理念。

  无深度与反正统共谋,媒体与俗文化合流

  在艺术领域,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特征表现为:“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消解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层次分明的差异消弥了;人们沉溺于折衷主义与符码混合之复杂风格之中;赝品、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反讽充斥于市,对文化表面的无深度感到欢欣鼓舞,艺术生产者的原创作特征衰微了;还有,仅存的一个假设:艺术不过是重复。” 后现代主义社会是一个反抗权威、拒绝深度、奚落正经、揶揄意义、众生喧哗骚动之所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精英圈子中扩张出来,通过大众传媒的播撒和推销,进入了人们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同样以泰坦尼克号的沉船事件为主题,当今的电影《泰坦尼克号》的爱情故事和过去《冰海沉船》对人类生存意义的反思截然不同。在我国的媒体中,从1980年代极受推崇的王朔的“顽主”、“一点正经没有”、“过把瘾就死”,到1990年代热闹非凡的“戏说帝王系列”,再到新世纪红极一时的“超女”,大众文化的潮流不断拨动着受众的心弦,每日每时、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塑造人们的情感和思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与此同时大众传媒成了不遗余力传播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巨大平台,并因此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紧密结合在一起,相互依存和支持,谁也离不开谁。在新闻传播领域,后现代思潮则表现出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报道重点从生产方式转移到生活方式报道;主体传播形象从“生产英雄”转移到“消费偶像”;媒体致力于制造文娱、体育、灾害、暴力等煽情性、趣味性新闻,服务于受众的感官;传播者竭力捕捉、营造新闻“卖点”,通过新闻炒作、新闻策划等手段,强化媒介内容的“可售性”等等,不一而足。新闻传播领域发生的种种变化,应该说既是我国媒体市场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消费社会中受众的基本要求,还由于受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于受众而言,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客观上释放了人的欲望,起到“让生活美丽”的作用,体现了对于世俗人生和现实生活的关注,是对于此前物质贫乏、精神扭曲时代的一种反叛。当然,大量的广告和生活消费的报道在刺激消费、拉动社会物资再生产的同时,也或多或少烘托着一种奢靡的享乐主义氛围。受众既消费着媒介同时也“消费”着自我,销蚀了人的精神与意义。传媒消费主义倾向张扬着身体欲望话语,表明感性肉体正在取代理性逻辑,这直接关系人性的培育和心理的发展,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当然,传媒消费主义倾向是以商业逻辑为驱动力的,商业逻辑一旦支配媒体,就可能把人的情感包括人的本能当作商业资源来开发,这就必然破坏其自律性,形成严重的文化商业化现象,造成现代人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贫困,侵害大众传媒应有的公共性和公益性。这正是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所高度警惕并不断对媒体发出警告、批判的原因所在。我国大众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全球化进程当中的必然现象。虽然我国还处于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但我们已经处于后现代的语境当中。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标志着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新境界,我国的大众传媒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某些特征,将带有越来越浓重的消费主义倾向。我们既不必对这种现象痛心疾首,也不能推波助澜,应该坚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民,而不只是消极迎合。

  后现代大众传播和消费社会是西方社会的现实写照,这一问题在全球化的播撒中已经逐渐延伸至当代我国大众生活。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消费主义思潮和大众传媒日益膨胀的世俗化倾向,已经和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中国个体空间和大众场域。盲从或拒斥都是无益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同的思想文化在经过碰撞之后产生的价值整合才是最具意义的。可以说,当代我国传播学者面对的是一系列极其复杂的问题,除了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现代与后现代”、传媒和消费问题外,我们自身也面临“现代性转型”问题。因此,大众传媒如何弘扬先进文化,而非颓败文化;媒体的生成与发展如何既依循商业逻辑,又不完全被商业逻辑支配;如何走出消费社会消费主义的阴影,重建精神生态的平衡系统等等命题,就成为我们思考的重要层面。

  

(责编:翟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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