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报道系统的主要取向和基本支撑

　　编者按　重大突发事件考验媒体的紧急应对能力和战斗作风，这需要一朝一夕的有意识积累。无论是价值取向、评价标准，还是应急机制、支撑体系，以及报道预案、动员能力，都是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媒体能在面临严重情况，甚至人员架构都被打散的情况下，迅速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进行有序报道；这样才能保证报道方向不出现偏差，信息传递充足且透明，领域覆盖全面不偏视。

　　5·12地震及抗灾报道，无论是中央媒体还是地方媒体、文字信息还是视觉传递，都体现出中国媒体日常备战的功力，其表现获得海内外高度赞誉。这些实战中的思考还将为以后提供视角和思路。

　　重大事件发生时，新闻报道应如何更有效率地投入运转？尤其是指挥组织系统的应急安排，应以何种方式实现有序有效有力呢？这里结合一些报道实例作粗浅探讨。

　　争取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高度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竞争，主要围绕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和深度重点报道展开。

　　首先，是“第一时间”的决断。

　　毫无疑问，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新闻媒体的天职是尽快了解真相、尽快发布新闻。“第一时间”就应该包括这两个层面的内涵。

　　在了解重大事件发生真相方面，新闻机构所存在的最大难点，概括而言：一是没有得到线索。这将直接导致判断失误。二是事发地距离遥远，没有本机构所属记者在场。这一点可以用时间作为交换条件进行弥补。三是有些事件情况不明，权威机关尚无结论时，没有判断依据（包括在过去的习惯操作中就突发事件向各主管机关送审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坐等权威机关结论，往往错失宝贵的已知新闻资源的价值。

　　针对以上三种难点，解决办法应是：

　　—建立线索网络。线索建设是新闻机构最起码的制度建设，这包括新闻机构各层各级人员均应养成对新闻线索的高度敏感，从而在日常工作中注意时刻不间断地注意搜集各种突发事件的征兆和信息。一旦获知发生突发事件，即应按规程安排采访、发稿。获知事件及征兆、迹象、线索的各地方、各领域记者、编辑、发稿人和其他人员，均有向编辑部报告线索和发稿的责任。

　　—迅速派出所属记者，利用已有渠道迅速核实事实的要情、程度、范围。而在我国幅员如此广大的国情下，建立一个较广泛的信息员网络或报道员网络，也是必需的信息采集的辅助性网络。

　　—在结论不明情况下，根据自身经验和判断，先做已知、已确定部分内容的报道；此后根据获知情况的增多组织滚动报道。突发事件种类繁多，差别细微，权威的消息来源是确认事实的基础条件。同时，也不能排除或看低记者采集现场情况的能效。有些事实，凭个人经验可以判断，其核心力在于记者与现场的距离。离得越近，判断越真。因此，当事件的权威主管单位无法及时提供明确判断时，编辑部应根据多个消息来源特别是本单位现场记者的自行判断，及时发稿。编辑部对事件的性质、原因、具体地点等所作的判断存在不确定性时，可根据已确知的内容作概括式发稿，随后滚动播发新的信息。如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波及全国多数省区市时，新华社对外部在编辑人员感受到相应震感时，在没有中国地震局的核实情况下，发布“北京有震感”的消息，争取了时效。

　　—突发事件报道争取“第一时间”的特殊发稿格式。为求快，从获知线索到播发稿件，均应尽量以“一句话新闻”争取时间。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同志归纳了一句话，就是“首先必须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喊出第一句话”。汶川大地震开始两天，灾区通信中断、音讯全无，难以知道哪个地区灾情最重，在这种情况下，新华社确定报道任务就是，把记者撒出去，把真实情况了解到，报告中央，告诉世界。新华社记者在震区多数以一句话或者一张照片传出一个信息“盲点”的消息，以快讯形式发布其行踪和见闻，是正确选择。

　　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编辑部即自行进入报道应急状态。处于应急状态时，突发事件编辑岗位24小时值守，对来稿库的跟踪则以秒计。通讯社、电视台、网络等电子传播介质形式，越来越多地对此形成共识，从而确保时效。

　　其次，最大可能接近和进入第一现场。

　　任何新闻机构不可能把自己的记者分布到世界各地点，其密度总是有限。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做的是就近派出记者，最快接近乃至进入第一现场。汶川地震当日下午，李从军社长和何平总编辑来到新华社总编室，打电话调兵遣将，一个个电话打出去，正如发出明确的军令：“克服一切困难，用最大可能，接近汶川，进入汶川”，四川分社刘欣欣、陕西分社于绍良、重庆分社杨维成等分社社长和解放军分社社长贾永，把自己的一路路记者用最快速度放出去，从南面、从东面、从北面，几路人马直奔一个地方—汶川。甘肃分社社长王丁派出副社长王增海带领的记者队伍，直奔省内重灾区文县。陕西分社于绍良当夜到达宁强重灾区，组织陕西灾区报道的同时，继续向四川青川、北川进发。这些行动，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常识，也就是战地摄影记者卡帕说的：“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现场不够近。”新华社记者努力地进入了一个个灾区现场，在震区全面地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第一”和“最”的记录：徐壮志，在多次苦苦等待后终于挤上进入汶川县城的直升机，于14日10时30分在空中第一个拍下并传回汶川城震后图像，他16日12时30分又乘直升机进入茂县，这时他仍是第一个从茂县发出文图报道的记者。侯大伟、谢佼、李彤、徐博乘冲锋舟渡水后步行于14日16时30分进入震中映秀镇。军事记者李宣良、黄书波也在步行向汶川进发的部队行列中，行军12个小时，行程50公里，于14日20时30分到达映秀镇……事后结果证明，这一路路记者所选择的路线没有偏差，他们了解到了最真实的情况。 第一现场亲眼所见的信息的价值，怎么衡量也不过分。尤其是照片，如果没有摄影记者的现场拍摄，那些感动人心灵的瞬间画面，可能就消失在少数人匆匆一瞥中了。

　　在记者赶赴现场时，优先动用了新华社所掌握的和所能利用的一切交通工具资源。地震当天，出现了各种典型的阻碍因素：一是缺少越野车；二是车过了都江堰公路即告中断；三是直升机遇到震后大雨难以降落，出发的几架又返回机场。原有一些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预案，都难以实施。最终，有效克服这一切困难的，依靠的是两样：一是相对现代化一些的直升机，气象条件一旦符合，军事记者即想方设法地登上去；二是用最原始的办法—步行，新华社有多路记者背着海事卫星，进入震中映秀。此后多日，记者们多次步行爬山进入唐家山等直升机、车辆都一时难以进入的采访地点。在这一过程中，全面检验了记者采访中的应变能力和坚忍不拔的毅力。

　　第三，最大可能实现最感人、最动人的“第一高度”。

　　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同志在总结抗震救灾报道经验时指出，要在重大报道中推出示范性作品，并通过示范性作品提升报道总体水平。在重大战役性报道中，一定要创作出标志性、示范性作品。

　　所谓示范性作品，即在思想深度上、题材广度上能够代表报道最高水平的重点报道。单纯事实报道本身靠的是事实展示；而示范性作品则需要通过事实的有机穿插运用，提炼出深厚的主题，展示政治性主题，从而给当代人以哲理启示、给后人留下历史回味。组织这样的报道，主要是在报道主题上的深入挖掘。这是一种综合素质长期积累的体现。抗震救灾报道中，新华社有４篇报道可称为示范性作品：《万众一心，托起生命的希望》，全方位反映了全国军民万众一心奋勇抗灾，深情讴歌了生命高于一切，不惜代价抢救每一个生命这一新的时代精神的璀璨光辉。《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多角度描绘了顽强奋战在抗震救灾最前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事迹，大气磅礴、令人动容。《惊天动地战汶川》全景式再现了军队和武警官兵在抗震救灾中的突出事迹，彰显了人民子弟兵的英雄壮举。《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以一系列精心撷取的真实故事和动人场景，展示了受灾地区的人民在灾难和挫折面前自强不息，以泪水、汗水、血水去浇灌破碎的家园。这四篇报道分别以讴歌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地震灾区人民为核心主题，充分展示了在抗震救灾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主导力量的光彩，这四篇报道形成系列，足以构成示范。

　　当然，示范性作品的作用还体现在多个领域可以细化。特别是在一个特大事件报道中，报道思想、报道题材、报道品种、报道风格等等形成整体交响感，就需要记者编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使整个突发事件中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都得到凸显，进而准确而丰富地体现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这样的报道，代表的是新闻机构的整体策划和组织指挥水平。

　　六个方面的基本支撑

　　新闻的采集发布是典型的集体劳动。记者、编辑等在报道中的个体行为，应从属于新闻机构的完整报道框架。记者在现场第一时间所采集的内容，要通畅地进入编辑部，从而进入受众视野。在应急报道中，要研究清楚并理顺这一“通畅链”中的每一环节，避免因某一环节失灵而导致报道中的效应不能充分发挥。概括而言，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基本保障。

　　一是报道指导思想、报道思路及其贯彻落实机制。这是灵魂性的保障。尤其是记者被撒向各处时，应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思路，统领大家行动。新闻单位习惯针对大型事件报道事先制定报道方案，而突发事件的报道方案则往往只有预案，需要在报道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而调整。汶川抗震救灾报道中，新华社从事发当天起就启动报道领导小组机制，何平总编辑、周树春副社长每天坐镇总编室，与前方各分社保持视频联系，及时了解掌握第一手情况的同时，把中央的判断和要求及时落实到新华社具体报道中去，策划和组织指挥形成动态过程，有利于整个分布在各地方的分社和前方记者明确总社意图，前线作出的报道重点判断和人力分布、采访路线选择都服从于总社的通盘考虑。这次报道中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是，由于公共通信系统瘫痪，大量记者各自活动，浸入人海之中，如果一些指令难以到达的话，许多报道意图将难以体现。在抗震救灾报道中，新华社建立了前方指挥部，目的是防止边际效应递减，保证运行畅通和指令完整实现。

　　二是资料的系统准备。记者在前方拼搏奋斗时，多以单兵或者小组方式活动，他们格外迫切地需要明确自己的基本任务和周边条件。这包括记者所采访范围的大环境、大背景，友邻记者的任务和配合与配合的安排等。编辑部理应负起这一系列较具体的“工作总体形势”的细化资料的汇集与分发。在汶川抗震救灾报道中，新华社的前方指挥部摸索创造了一些好的做法。例如，针对前方记者采访流动性较大的特点，汇集震区各地有关要员、一些事件知情人等的联系办法，供轮流进入某一地区采访的记者便利共享。又如，利用群发短信功能，向分散在各处的记者及时告知所获得的气象、汛情、道路、余震预报等信息，提醒一线记者注意。还有，外电和其他媒体对某一事件的报道较集中时，编辑部应把相关舆情提供给有关记者，丰富和完善采访计划。在“3·14”报道中，新华社建立了涉藏舆情收集、研判与报道策划机制，整合社内新闻信息采编、新闻业务研究、舆情跟踪收集等相关资源，充分利用国内外分社的采集网络，及时全面收集各方舆情，对一段时间内的事态发展和舆论动向进行分析研判，根据海内外关注点的变化及时调整报道，使报道重点始终对准外界关注焦点，有针对性地组织揭露性报道和引导性报道，为报道工作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指向参考。从3月15日起，对外部从事报道的编辑记者每天都会收到一份内容翔实的当日舆情调研报告，内容涉及：我方稿件被外电采用情况、海外媒体对我报道评价、海外媒体最新动态、对外报道工作建议等。在抗震救灾报道初期，新华社依靠舆情研判机制，根据抗震救灾工作中的阶段性变化，针对国际舆论中的负面报道可能有所增多的情况，加强堰塞湖安全问题、防疫问题、死亡人员善后问题、灾民安置问题、核设施安全问题、学校坍塌问题、国内外捐款使用管理问题等，重点加强深度分析和前瞻性、趋势性研究，抓住当前抗震救灾中出现的动向性、苗头性问题加强分析研判和信息报送工作，为增强对内、对外公开报道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供了依据。

　　三是技术保障。新闻的时效如同生命一样重要，必须应用最先进的设备以保障发稿时效。各采访单位应常备各种用以保障发稿时效的各种装备，记者出发时必须根据自身条件带齐保证发稿的工具和装备。原则上说，记者主要依靠大众公共通信系统来保障自己的发稿，这既便捷、又经济。但突发事件特别是灾害情况下大众公共通信系统容易受损，其他各种无障碍应急通信手段就显得格外重要。这既是保持发稿能力的一个保障，也是有实力的新闻机构在竞争中的一道技术壁垒。汶川地震发生后，汶川等地成为“信息孤岛”。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在5月12日下午3时紧急启动了所有卫星通信应急保障设备，并于次日将330台卫星移动电话投入抗震救灾行动。卫星移动通信不受地理条件限制、覆盖范围广，能够通达山山水水；一个卫星移动电话固定站在半小时内就能建成，卫星移动通信终端开设更加简单；卫星通信中间环节少，在抗击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中的通信保障更为可靠；卫星移动通信因其设备简单，可搬移、重复安装使用的能力非常强。所以，当强烈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当地面通信系统、电力设施等遭受破坏时，卫星移动通信仍可快速实现语音通信，还可稳定传送从地震现场获取的大量视频声像（声响数据）等多媒体信息，成为地震之初灾区唯一能够依赖的通信方式。目前，我国的卫星电话主要应用于抢险救灾、野外探险、渔业捕捞、森林防火等民用领域，而在新闻发稿中使用并不普遍。抗震救灾报道中，新华社的技术保障主要体现在海事卫星和铱星电话。地震当天和次日，新华社共派出了16路、100多名记者突进灾区，调用配备了30多部海事卫星和铱星电话。新华社还利用普通公众服务手段开发出了使用手机短信向新华社待编稿库发稿的功能，尤其适合公共通信畅通时快讯的发送。

　　四是装备保障。除了发稿必需的通信发稿设备外，保障突发事件时效的交通工具、采访装备、采集拍摄写稿的各种装备，也应优先装备。

　　五是避险保险安排。突发事件的采访具有较大的危险性。在突发事件采访中，许多记者的职业本能远远超过了生存本能，奋不顾身地冲向最前线。但作为新闻机构，应尽最大可能保障赶赴事发现场采访人员的安全，例如，使用财务制度规定所允许支付的资金，为灾难性、危险性现场采访人员、技术保障人员、驾驶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意外医疗保险等。采访单位配备的装备中，也应考虑野外和高危场所的人身安全保护功能等。

　　六是激励机制。前方现场的采访，受制于各种条件，一般而言，所能完成的任务往往是有限目标。编辑部给记者下达的应是细分任务，而同时激励记者尽最大可能发挥潜能、尽可能创造更多业绩。激励机制包括可预见的激励（与部队提出的“救人立功”活动相类似）。同时，也包括对前方记者不应求全责备，不使用全面目标和常规目标去提出要求。而关于完不成任务目标的罚则，主要应使用在集体、单位的考核当中。

　　（作者是新华社副总编辑）

　　来源：人民网——《中国记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