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还缺少大国民风范

　　最近除了做《风云对话》采访各国政要，您还在国内的大学里巡回演讲，始终谈到一个核心的话题——大国民风范。

　　我走遍了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我们国家的成长速度很快，变化也很快，可是国民的素质跟不上，缺乏大国民的文化，大国民的素质，所以我一直希望利用自己的休假到大学去演讲，把大国民风范的火种点燃。

　　在“9·11”的时候，我从网站上看到中国很多年轻人说美国人该死，美国人活该，那一刹那我很沮丧，感到非常不安，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会这样？为什么会如此冷漠、偏激、肤浅？在遭遇不幸的2000多人里面，有很多华人啊，而且也有很多美国人是无辜的。美国好的地方我们要看到，在大楼塌的时候没有恐慌，逃离时让老弱妇女先走，这样的社会才值得我们钦佩。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意识到我们的年轻人应该接受精神的再教育，现在这个社会钱是有了，可如果年轻人再不建立一些思想的话，以后能留给下一代的是什么？只有钞票吗？

　　您觉得具体哪个国家的国民具有大国民风范，美国？

　　全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国家就是美国，我的儿子和孙女在美国从小就接受的教育，首先就是爱国教育。从小学到高中，早上的第一堂课都要面对国旗宣誓，美国人是非常爱国的，如果你有机会到美国，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只要你骂美国不好，就一定会有人揍你，这就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产生的影响。在美国的公共场所很少听见大声讲话的人，我的孙女才三岁，她在美国的托儿所已经开始训练这些规矩了，她到公共场所绝对不会乱跑，那么小就开始教。

　　您在《冷和——中美世纪之惑》这本书的开篇提到了有关于大国民风范的四个词——自信、宽容、雍雅、关怀，您觉得现在的中国社会、中国的年轻人在这四点上最缺乏的是什么？

　　雍雅，但这不怪年轻人，因为社会没有教会他们。比如乘电梯，里面站满了人你的脸应该面对何方？没有人教你。在美国，你开门时永远不会有人从你身后突然钻过去，而我们国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学过这些。有些人在电梯里抽烟，我跟他说：“你不知道电梯里不能抽烟吗？”他说：“我没抽，因为烟在手里拿着。”

　　雍雅是大国民风范的表现，还有孝顺、感恩也是我内心哲学的一个原则。我所用的人如果没有感恩的心，我是不会用的，为什么呢？如果他不知道感恩图报，就是他对朋友或自己不真诚，所以以前皇帝用人也要看他是不是孝子。人与人之间如果不会感恩，就说明这个人很自私。

　　您现在做《风云对话》这种时政述评的节目和推崇的大国民风范有什么关系吗？

　　时政述评是教育大家看问题要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要站在大国民的角度看。比如成都的中日足球事件，我们球迷骂日本，之后就有人骂我们的球迷，我觉得中国球迷的反应是正常的。在美国没有一场重要的比赛不闹事的，打赢也闹，打输也闹。球赛如果没有球迷这种如醉如痴、不理智的行为，就不好看了，体育运动就不好看了，所以不要把它看成政治事件。可日本人就把它看成政治事件，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站在大国民的角度哈哈一笑，因为球赛已经结束了。在美国的球场，球迷闹事以后警察抓人，你以为他们真抓吗？如果没有杀人，没有伤人，做个记录就放走你了，这是大国民风范，宽容。

　　以前有种说法：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时间，您觉得培养大国民风范需要多久？

　　真的要三代。要有适当的社会氛围，不过我很想把这三代的时间距离拉近。

　　现在中国有一个很庞大的“愤青”群体，您怎么看待这个群体？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从事大国民运动的工作，我们的年轻人不够冷静容易被激怒，过度的民族主义和过度的爱国主义都不是正常现象。而今我们的大国地位，很快就要实现了，甚至可以说我们已经是大国了。但你仍然如此待人接物、处世这种心态，没有宽大的胸怀，以后你怎么治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未来的主人都这样，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没有大国民风范的话，会出现问题的。我们当然就感到很忧虑，所以我最近几年一直在演讲中间希望用感性的方式来影响年轻人。

　　我依然有梦想

　　您现在的职务是凤凰资讯台总编辑、首席时事评论员，会不会感到有压力？

　　我个人的哲学中没有压力两个字，面对困难就去解决困难，不会被困难困扰。我对压力的理解可能跟一般人不一样。上个月我在美国跑了一圈，21天访问了25个人，跟我去的工作人员都说压力很大，可我不觉得有压力。这是该跑的该做的，只是辛苦一些罢了，只是不能睡觉而已，这不算什么压力。

　　我经常跟我的同事讲，从事新闻工作尤其是在“凤凰”从事这项工作是自愿的，辛苦也是自愿的，虽然很累，但没有人强迫你。昨天，我刚去医院把喉咙治得差不多了，前段时间由于太累经常反反复复地讲不出话来，可是能怪谁呢？这是工作。我没有压力，心里只有工作。

　　您采访和结交了那么多政要高官，他们对您个人有影响吗？

　　最大的好处是我知道了坐在高位置的他们是如何想问题的，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讲课时经常说，做一个新闻工作者要像棉花一样吸收。主持《风云对话》这个节目，我接触的人多，我不常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去感受他们对我的影响，所以我的评论也是其他记者没办法体会、没办法克隆的。

　　以前有一个美国记者写过一本书叫《权力走廊》，他说记者最大的毛病是做了一辈子记者以后，因为你结交的、你的采访对象都是非富即贵的人，你也容易把自己想象得好像生活也非富即贵。这是个毛病，所有的记者要改。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你背后的读者、观众，会让你在跟这些哪怕是政坛人物、国家首脑面对面时，你一介平民却可以跟他平起平坐。这种感觉，别的职业没有。

　　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您的节目，您想过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会对观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并不想影响任何人，可是我想把我的经验回馈给我的观众。因为我觉得老天爷对我太厚爱了，我经历很多事从台湾到美国从事新闻工作，对于世界各国的状况都有了解，这种经验和采访的过程，我要回馈给中国人。

　　因为无论你是在内地长大、还是在香港、台湾长大，或者在美国长大，都不可能像我这么全面地了解和掌握资讯。我不想独自享用，我应该回馈给我们中国人，所以我的节目也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问题。我想很多人喜欢看我的节目也是这个原因。

　　您刚才提到您的孙女已经三岁了，有没有想过退休或者退休后去做什么？

　　我与刘长乐之间有一个君子协定，我做我想做的，他给我一个空间。这次我回美国，儿子一直在鼓动我退休，我说：“我退休以后干嘛？在家带孙女？”我觉得我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还不够，还要继续做，就算退休，大国民运动我也还要搞。

　　您永葆激情的秘诀是什么，为什么到现在近六十岁了，还会这么有激情做这么多的事情？

　　我常常觉得，如果一个人年过三十还没有梦想的话，这个人这辈子就完了。我个人觉得自己现在还有梦，我的梦就是大国民梦。讲老实话，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中年人还不够大国民，还有一些四五十岁的中国人看到外国人就笑，看到外国人他的心态上就矮一截，没有那种平起平坐的概念。也还有一些比较偏激的人，看到外国人反而很傲慢，这样也不对。我希望我们中国人可以和外国人平起平坐地相处，不谦不卑，希望年轻人拥有这种大国民心态。

　　来源：北京青年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