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把青春献给足球

张磊

2006年06月19日12:06  来源:北京青年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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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之夜》的一次讨论会上,有人问一个编辑:“二十几了?”“二十七。”“我二十七创办了《足球之夜》。”问话的人就是张斌。有些人听了这个段子一定会认为张斌是个很狂妄的人,其实在采访张斌的过程中发现他很谦虚谨慎,没有丝毫的傲慢。

  退一步讲,即便张斌有些狂妄至少他还有狂妄的资本。从十年前创办《足球之夜》到今天作为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副主任直接指挥央视德国世界杯的报道,张斌用十年的时间实现了他的梦想。“我上学的时候就坚定了我要做这个行业,做这个角色,现在我的梦想基本上都在中央电视台实现了。”

  不能去德国是个很大的遗憾

  这次的世界杯的报道咱们现在准备得怎么样了?

  一切都按照计划的推进吧。因为世界杯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每四年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每四年我们都可以借世界杯的名义创造条件,实现自己很多体育电视的梦想。电视必须靠人才最优化的资源组合才能做好,所以每四年都可以借世界杯的名义来实现。

  德国世界杯中国队又成了看客,没有中国队的世界杯我们做什么,就是单纯做足球的快乐吗?

  没有中国队非常正常,你没有充足的理由出线。我当然希望中国队能出线了,对于我们做节目有极大的好处,可惜这次德国世界杯没有这样的机会。

  在世界杯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争取为中国足球探寻一条今后发展的路径和一个目标,我们想推出一个问题:中国是不是应该申办世界杯了?因为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让韩国实现了奥运梦想,十四年后2002年他们实现了世界杯梦想,而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之后,提出申办世界杯的话我们的目标应该是2022年,所以我们现在想做些前期的铺垫。

  这届世界杯您不去现场了?

  我去不了第一线了,这也挺遗憾的,其实作为足球记者或者足球评论员或者足球节目主持人,能够深入到第一线是最好的。3月1日距离世界杯还有100天的时候,我们的世界杯报道组开了一个会,我宣布了去德国的人员名单,当时我也提到我们这些在后方的同志失去的是一届没有鲜活影像意义、没有现场记忆的世界杯。

  作为一个记者、作为一个足球节目制作人不断地需要足球比赛现场的感觉来教导你培养你,这届世界杯我不能去现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我也知道如果我去德国,我的作用会大大地降低,我去现场可能只是个体化的一个人,可是世界杯报道是个全面的工程,这要求我必须留在后方。

  好像您现在很少出现在足球场边了,您多长时间没有去现场看过球了?

  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去看球的,并不是作为记者真正地去采访,但我出现的现场是新闻现场或者节目制作现场,所以我在今年中央电视台世界杯宣传册上写了一句话:我不在第一现场,我在节目现场。我现在更多的是电视人的角色,这就是我的工作。

  对您来说在现场采访和在后方制作,这两种角色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去现场采访,做一个优秀的足球记者,我一直认为这是我的行业当中最好的一个位置,因为你时刻都能够生活在现场鲜活的氛围里。其实我现在有的时候主持节目,还是在使用以前做记者时的积累和资源。

  人必须不停地填充东西,填充不是靠你最近的学习,其实你是否能生活在足球环境当中,对鲜活的事件进行判断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只是从互联网或者间接地从其他媒体获得一些背景资料再加以分析的话,我觉得这是没有力量的。

  《足球之夜》只属于那个时代的我们

  其实这次约您一方面是聊聊世界杯,另外今年是《足球之夜》开播10周年。我听说有个段子,在《足球之夜》的一次讨论会上,您问一个编辑:“二十几了?”“二十七。”“我二十七创办了《足球之夜》。”这话可能必须有一个前因后语,要不然有人肯定认为张斌说话有点狂妄,其实这可能是闲聊当中的话吧,我觉得无论是二十几或者是三十几创办的《足球之夜》都感谢那个时代。80年代是一个令人非常怀念的时代,我在那个时代接受的教育是全面的教育。我的工作背景从90年代展开,我始终认为90年代中期应该是中国电视发展的黄金岁月,我一直把1993年5月份《东方时空》的开播作为这段黄金岁月的标志,随后1995年体育频道的创办,然后是1996年《足球之夜》等体育报道的开始。

  央视体育频道的创办为我们这些怀有理想、有热情的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现在我的这些25、26岁的同事可能再也没有当时我的那些机会。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诞生了很多新鲜的电视元素,在那个时代中国的足球联赛在进行职业化的改革,我们是极大的受益者,是中国电视改革和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同步进行下的幸运儿。当时体育频道对年轻人的任用确实是极其大胆的,我不到26岁就当了《体育新闻》的制片人,现在想想有些不可思议。

  体育频道对年轻人的任用确实是大胆的,当时你们也很有魄力,1996年4月4日《足球之夜》第一天开播你们就敢推出将近四小时的节目。

  当时坐在现场的主持人有4个,后面的工作人员不到10个吧。那时对于电视的理解比较简单,当时马国力主任跟我说只有星期四有时间,我们要做的话能不能从晚上8点一直做到11点40分。我说行,后来也就做下来了。当时我就想作为国家电视台的体育频道,应该有这样一个专业的足球节目,我的想法很简单,就认为应该有这么一档节目。

  十几个人做近四个小时节目,现在看来难以想象。

  那时观众的要求不高,能拍到鲜活的中场休息,能有赛后采访,能有比赛场外的简单报道,大家就很满足了。那时的新闻报道是以一周为周期来进行刷新的,尤其是电视。但后来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信息更新应该是以小时来计算的了,大家对周刊类的电视节目开始觉得不再新鲜了。但刚开播的时候确实是太新鲜了,而且我们的报道规模是别人受不了的,上半场是国内报道下半场是国际报道。

  当时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足球之夜》球迷每周的节日。

  挺简单的,我们就想让球迷信任体育频道,在体育频道获得更多。

  那时球迷对《足球之夜》可以说是相当信任,都说《足球之夜》是足球领域的《焦点访谈》。

  这也是那个时代所决定的,我们有更多新闻人的梦想,是怀着新闻人的梦想在做足球。我们更多的是一个电视人而非足球人,所以我们的新闻情怀和电视情怀决定了我们要做这样的节目。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句话直接或者间接地对我影响非常大,总觉得记者应该是告诉受众最真实的东西。

  《足球之夜》其实是把中国足球真实地表现出来罢了,我们是从社会观点来看待足球而不是简单从足球自身去探讨。观众可能觉得这几个年轻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我们所有人都很真诚,我想只要你真诚你就会跟电视机前所有人建立一种正常的沟通。

  我最早做主持人的时候就在想,做什么角色是最好的,我想能让观众认定我是朋友那我肯定就是成功了。怎么让别人认定你是朋友,就是你能说别人之所想吧。

  做了多长时间您觉得成功了?

  我没觉得我成功,那时每星期四早上一睁眼就觉得身上的担子非常重,就觉得有两座大山压在肩膀上,一点不夸张。星期五一早就来到台里,我耳朵就支愣着,听我身边的人或者听同事有没有议论昨天的节目,我觉得如果我身边的电视制作者开始议论了,那节目基本上成功了。后来我发现议论昨天节目的人越来越多,我就会觉得成功了,但这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很多人问我现在能不能保留原有的激情锐利,我说《足球之夜》只属于那个时代或者是只属于那个时代的我们,现在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节目了。

  很多人说现在你们缺少了原来的那份激情,这会不会和你们的团队发生了变化有关呢,大家也不像10年前一样意气风发?

  不,这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如果打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比喻,以往我们可能就是在讽刺、挖苦甚至羞辱中国足球,但我现在觉得我们跟中国足球是同路人,我们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你报道它的落后,可以赢得很多的掌声和支持,但你真的希望看到它这样永远落后下去吗?

  如果中国足球死了,足球记者、足球节目也就都完了。

  对,所以我一直想的是应该给中国足球些帮助,帮助中国足球也帮助自己解答一些问题。今年我以世界杯的名义做了一档节目――《世界足球之旅》,可能观众并不是非常多,但是这个节目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在努力地寻找答案,而并非简单的采访。我们去了32个参赛世界杯国家当中的19个,想努力地得出一个答案,就是别人为什么行而我们不行,别人是怎么跟足球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国家的足球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有意无意之间也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13亿中国人当中就找不到11个能踢好球的?所有的人都问过这样的问题,所有的人都听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努力地寻找这个答案:中国有13亿人,到底有多少人在真正地喜欢足球运动,而并非只看重比赛过程,中国的球迷总是局限在电视机前的球迷,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踢足球。

  您踢球吗?

  我不踢,我现在打篮球。我本身足球踢得就不是很好,上大学的时候我和刘建宏都是人大新闻系的,1988年的时候还打过“校庆杯”,我那时候完全靠身高靠身体和一点点足球基础。

  我是中国足球的受益者

  我记得好像从1997年开始,《足球之夜》每年年底都会做“光阴的故事”的专题片回顾过去一年的足坛,现在10年过去了,你们给《足球之夜》做了一版自己的“光阴的故事”吗?

  没有。我们要拿一种电视行为来为10年划一个句号,我们不需要关注,不要过多地关注这个团队,不要过多地关注自己,我们要借着世界杯借着开播10年做一个以前

  如果打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比喻,以往我们可能就是在讽刺、挖苦甚至羞辱中国足球,但我现在觉得我们跟中国足球是同路人,我们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为什么13亿中国人当中就找不到11个能踢好球的?所有的人都问过这样的问题,所有的人都听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地寻找这个答案。央视体育频道的创办为我们这些怀有理想、有热情的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现在我的这些25、26岁的同事可能再也没有当时我的那些机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要有一种电视行为。

  您是说用电视行为纪念过去的10年,请具体地说说是什么?

  在4月4日《足球之夜》开播10周年那天,我当时在慕尼黑,大概粗算了一下《足球之夜》有5、6组的记者近20个人在同一时间出现在5、6个国家的足球场边。这是10年前我们不敢设想的,能有机会踏上别国的土地去拍摄外国人的足球生活。10年过去了我们可以做到了,这是我们能给《足球之夜》这个制作团队带来的最好的10周年纪念。  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把青春留给中国足球。

  我当时说的是把甲A留给青春,我们都是伴随着甲A而成长起来的电视人。当年甲A终结的时候别人约我写了这篇稿子,稿子的名字就是《把甲A留给青春》。甲A其实承载着中国足球过去10年中最大的变化,就是职业化改革,其实甲A也带动了中国足球电视体育电视的一些变革。

  我是甲A的受益者,我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变革的受益者。尽管很多人说《足球之夜》揭露了很多中国足球虚假的一面,但我仍然认为我是中国足球的受益者。我曾经说过,我不想发国难财,我不想成为一个以批评报道而著称的足球电视人,不能只靠曝光中国足球来成就我个人或成就这个团队,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中国足球世界杯出线或者它的成功会带动整体受益,媒体也会受益,所以没有一个媒体愿意看到中国足球现在这样。

  中国足球的起起伏伏对您个人来讲有什么样的影响?

  没有太大影响。我其实一直努力做一个能够看通整个过程的人,我一直想知道中国足球目前的这种现状,处于发展过程当中的哪个环节、哪个时期。这样你就会很平静地面对所有事情,不会大惊小怪,会很从容地去接受它去观察它。

  经过这10年,您得到了些什么?

  职业荣誉感,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让我获得了非常大的职业荣誉感。

  当时我做记者时,我追求的就是这个,中央电视台的平台让我从一个毛头小伙成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体育电视制作者,这是我最大的收获。我上学的时候就坚定了我要做这个行业,做这个角色,现在我的梦想基本上都在中央电视台实现了。

(责任编辑:朱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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