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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是我国著名散文作家、新闻理论家，他历任《光明日报》记者、中国记者协会常务理事、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等职，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多年来，梁衡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从事散文创作和文学理论、新闻理论研究，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近日，他的谈心录《倾听梁衡：在新闻、文学与政治之间》一书由新华出版社推出，书中全面回顾其成长历程以及为文、为学得失。这里我们刊出成青华、董岩缩写的全书主要章节的梗概——
自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撤销后，我国报纸一直由宣传、文化等部门多头管理。1987年3月国家决定新闻出版署，作为国务院对报纸进行行政管理的专门机构。建署之初，梁衡即被调来担任重要任务，1993年，又被任命为主管全国报纸、期刊的副署长，一直到2000年调离新闻出版署。十余年间，梁衡在风口浪尖上亲历了中国报海波澜起伏，为中国报业改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他的“大散文”创作也取得了空前的突破，新论迭出，著书多部。
1、专家型管理——就道理讲管理
梁衡说自己写文章也好，搞管理也好，“都带有对社会负责的功利主义，为了某种实用的目的”，两者结合起来，可称为“就道理讲管理”的专家型管理。
像《觅渡，觅渡，渡何处？》、《红毛线、蓝毛线》、《这思考的窑洞》、《大无大有周恩来》这类看似严肃也并不新鲜的政治题材，为什么在梁衡的笔下展现出了壮阔深邃的新境界？那是因为除艺术美之外，还有一番新思想”，而这也体现在他的管理工作中，他认为开会也要有新思想，因为听讲话的人“接受了你给的这许多新东西，精神变物质，去创造新的工作，这也就证明你的讲话有了作用”。
所以面对一部部装潢华美厚如巨砖的书，人们见惯不怪，梁衡却能从中悟到一个深刻的理：
“出书多本是好事，但徒求其形，不求其质，多而不精，就堪忧堪虑了。”
据此，梁衡联想到我国新闻出版业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精营的转变，呼吁新闻出版界“确立质量意识，确立质量管理新概念”——
“一个报刊，一个出版社，它的产品要能在社会上站住脚，能造成影响，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那末它必须过两道关，一个是市场关，一个是质量关。”
1995年，新闻出版署公布了《报纸质量管理标准》和《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
继而，梁衡又顺势提出“创名牌，出精品”这一事关新闻出版业发展大计的战略问题：
“从粗放经营转到集约经营的第一个标志是报刊质量的大幅度提高。而为了带动全面质量的提高，必须有计划地培养出一批精品报刊。正像集团是报刊在经营方面的旗帜一样，精品是报刊在质量方面的大旗。在物质产品方面，精品是社会生产能力、科技水平的标志；在精神产品方面，精品是思想水平、艺术水平的标志。”
梁衡在“就道理讲管理”中还有“笑谈真理”的从容和睿智。有理不在声高，他反对板起面孔教训人。他说：
“真理是一回事，表达方式又是一回事。许多重大的、艰深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来笑谈的。毛泽东同志一生大都在笑谈真理。重庆谈判，人问：和谈破裂，毛先生能战胜蒋先生吗？他说：“蒋先生的‘蒋’是将军头上加棵草。不过草头将军而已。”说完大笑。“那，‘毛’字呢？”“我的‘毛’是毛手毛脚的毛，又是个反‘手’，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共产党战胜国民党易如反掌。”这是何等的自信，又何等轻松。
……
真理是既深刻又平凡的。深刻是因为它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又常为表象所掩蔽；平凡是因为和人的切身利益有关，人人可以感受感知。”
新闻出版署领导岗位上的繁忙工作，并没有使梁衡放弃思考与创作，他坚持在百忙中探研新闻业务，结合管理实际，写出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这些文章1997年被中央党校出版社结集为《继承与超越——我们该怎样当干部》公开出版，随即旺销全国，并一再重印。书中，《当干部与讲政治》一文荣获中宣部1996年“五个一工程”作品奖。
梁衡的讲话和报告中关于新闻事业管理工作的部分，由人民出版社结集为《新闻原理的思考》，于1996年出版。
2、报业大整顿
梁衡认为，我国报业50多年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无到有，走向辉煌；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一下跌入谷底，近于毁灭；第三阶段，重建辉煌，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
建国初期，我国共有报纸200多家。“文革”期间，报业受到极大摧残，报纸锐减至４2家。1978年底报纸总量为186家，而在十四大召开前后到1993年底报纸已过2000大关，达2040种，期刊7595种。到1994年底报纸达2108种，期刊达7919种。
就在报刊数量规模日益膨胀的同时，管理中面临的难题也开始显现出来。梁衡将其归结为“散”、“滥”——如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布局分散,质量不高,一些报刊违规违法、险情不断等等。
1996年，梁衡亲自调研，写了《报业结构——1996》一文，文中披露了“全国的大报发行量在急速下滑”的真实情况，如人民日报在创造历史最高发行量的1979年曾攀升到619万份，1996年初的发行量则只有209万份，差不多同一时期，光明日报则由147万份的最高纪录降到1996年初的32万份。文章说，在全国大报作为“党指导工作、引导舆论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影响力减弱的同时，“地方各局办的小机关报却从无到有猛增到628种”。文章还深入分析了小报挤大报的手段主要为：一是利用国家的钱，二是利用政府给的权。
针对这些新问题，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1996年12月发出了《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事业管理的通知》，即“37号文件”。其精神是“控制总量，提高质量，增进效益”。
1997年3月，新闻出版署根据两办精神发出了《关于报业治理工作的意见》，主要目标是针对法制类小报和各种行业报，治理3年，计划每年压缩报纸10％，其中包括发行量不到3万份的长期亏损的行业报。
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1997年3月到1998年底，新闻出版署对全国报刊出版共压缩公开报纸300种、公开期刊443种，取消了内部报刊系列，压缩了一批行业报刊，使报刊的绝对数量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少，基本改变了报刊“散”和“滥”状况，为下一步的战略调整提供了一个整齐有序的平台。同时,梁衡也指出了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大量的内部报刊转为内部资料后,有个如何进一步管理和防止反弹的问题。二是现在压掉了一大批厅局报刊,但各省又上报了一批。”
经过两年的治理整顿，厅局办报刊虽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但问题仍未彻底解决。
1999年8月30日，中央两办下发了《关于调整中央国家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报刊结构的通知》，即“30号文件”，对报刊市场进行第二轮整顿 。“30号文件”针对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几百家行业报，按文件规定不能被党报和报业集团吸收的行业报一律取消。
在《整顿规范报刊市场》讲话中，梁衡略谈了些高层决策的情况：
“前不久收到朱总理的一个指示，对中央办事机构办的一个刊物里面发表了两篇有违中央精神的文章提出批评。他指出，机关领导同志不可能具体去审读有关刊物，机关要与刊物立即脱钩。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新闻出版管理的一个大的原则。”
“30号文件”出台后，新闻出版署随即下发了《关于落实中央“两办”30号文件调整报刊结构的意见》。从此，新闻出版系统开始推行“政报分离”、“政刊分开”，政府职能部门不再直接办报办刊，退出具体出版经营领域。这不单纯是一次数量上的压缩，更意味着出版结构的调整，是我国报刊管理的一次重大改革。削减下来的报刊，鼓励党报系统和出版社兼并、吸纳、划转，组建报刊业“大船”。
199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有关文件精神和中宣部的意见，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全国期刊业治理工作的通知》，期刊治散治滥工作以此为标志正式展开。
为了实现“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梁衡经过调研设计提出了 “三刊工程” ——“百刊工程”、“社刊工程”、“署刊工程” ，并使之正式启动。
至此，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的中国报刊，经过了“减数量，调结构”两个阶段的努力，大踏步地走向市场。许多精品期刊竞相涌现，在2001年1月23日召开的首届国家期刊奖颁奖大会上，《读者》、《故事会》等112种优秀期刊榜上有名，标志着中国报刊的品牌战略正式起步。
3、杭州会议——中国报团发展的星火
在现代报业发展壮大和竞争的过程中，报业集团的出现是必然的。西方报业集团发展了100多年以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报界开始出现了报业集团热。
就新闻管理部门来说，寄大希望于通过建立报业集团来治理“散”和“滥”的问题。梁衡曾这样说过：什么时候“小报挤大报”变成“大报吃小报”，开始了集约化、集团化经营，中国的报业就有希望了。
1994年5月18日，新闻出版署在《关于书报刊音像出版单位成立集团问题的通知》中，对组建报业集团作了几条规定：（1）目前只做少量试点，不能一哄而起。（2）不组织股份报业机构。（3）不吸收与报业无关的企业、商业参加。（4）不组织跨省区集团。（5）报社组建集团要写出论证报告，报新闻出版署审批。其后又通告那些已经宣布自己为报业集团的报社，统统取消“报业集团”的称呼。
通知发出后，报业集团热有所降温，一些报纸将其报业集团的牌子暂时收藏起来。但报业走向集团化的脚步并未停止，一些实力较强起步较早的报纸将活动的重点放在了争取“试点”上。
1994年6月，梁衡在杭州主持了“全国首次报业集团问题研讨会”。《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浙江日报》等10家报纸参加了会议。正如后来梁衡所说：
“杭州会议为我国报业集团从报刊规律出发思考问题,比如对形势的分析、成立集团的标准等,从理论上做出了贡献。”
杭州会议后有关报业集团试点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因为符合有关基本条件的报社至少有20多家。1994年到1995年，国内外纸张价格大幅上升，特别是新闻纸的价格更是一路飙升，使报纸成本陡然加大。加之国内市场低迷，国企纷纷陷入困境，报纸广告收入普遍滑落，许多报社面临危机。为了抵御市场冲击，多家报社又搞起了多元化经营，组建报业集团的呼声再次高涨。
1996年1月，经济实力居全国报业第一位的《广州日报》被正式定为中国报业集团的第一个试点单位，随即，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成为中国首家报业集团。从杭州会议到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挂牌，中国报业集团化战略终于迈出划时代的重要一步。
1998年2月，新闻出版署制定的《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01年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扶植有影响的党报实施兼并、重组，建立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到2000年，报业集团要扩大5～10家，到2010年，报业集团要有较大发展，经营规模上亿元的报社要达到总数10％。”主持中国报业集团化试点工作的梁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报业走向集团化，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律。国家对报业的倾斜和扶持政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报业迟早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产业展开竞争。因此，组建报业集团以增强报业竞争力乃大势所趋。”
4、 微笑、铁面两相宜
有人曾说梁衡“是那种靠思想靠才气工作的高层官员”。
梁衡却坚持说，高级管理人员不仅要有“学者的眼”，还要有“将军的胆”——因为按照规律制定出的政策，如果不能扎实实行，那就是书生论道。
梁衡把自己的为“官”风格概括为：微笑服务、铁面管理：
“微笑服务，那就是一定要体谅人家的苦处。……铁面管理就是该处罚一定要处罚，比如，一份卫生报纸犯了错误，署里开党组会研究处罚。这时说情的电报刚好送到我手里来了，我看了一眼就把它反扣在桌面上，说情的不是一般人啊！等到这个处罚意见通过以后，我才告诉大家。木已成舟，对不起了！”
就连家乡人来说情，他也一律照章办事，“六亲不认”。他说：“我要是不在副署长的位子上，也可能去为别人求情，尽一个熟人、朋友的义务，行不行让人家看着办。但我现在身上有责任，我松一下，整条防线就会垮。告我、骂我，我只好认了！”
梁衡用六个字来概括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胆、识、方、权、责、效。
他说：“高级行政管理人员的“六字经”，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造就一批有胆、有识、有方之士，授其权、督其责、验其效。这样的管理才能算是规范化、科学化也是高效化了。”
报业管理中存在着很多的是是非非，作为一个领导者，梁衡在任时和离任后都听到了很多意见甚至指责。比如说，报纸太多了，于是很多人，包括一些领导机关，都把原因归咎于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你不批不就没有了吗？”
对此，梁衡或者耐心解释，或者一笑置之。他说：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过程，你要历史唯物地看这个问题。当时中国报业的发展，首先是对中国信息业的发展，对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起了大作用。回过来看，说缺点，它是一个发展中的缺点。现在我们研究新闻出版，我自己的三个大本里面搜集那么多资料，从哪来的？都是这几年从报业的发展中来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还保持我们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全国的186种报纸，还谈什么发展？研究什么中国新闻业的规律？……报纸数量多，是一种繁荣的表现。不单我受到指责，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受到过指责，……这个不奇怪，作为领导者他从理论上应该有一种把握，要清醒，另外还要有肚量。”（缩写：成青华 董岩）
（转自：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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