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梁衡是我国著名散文作家、新闻理论家，他历任《光明日报》记者、中国记者协会常务理事、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等职，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多年来，梁衡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从事散文创作和文学理论、新闻理论研究，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近日，他的谈心录《倾听梁衡：在新闻、文学与政治之间》一书由新华出版社推出，书中全面回顾其成长历程以及为文、为学得失。这里我们刊出成青华、董岩缩写的全书主要章节的梗概—— 1、黄土高原，启我灵性
自古山西多才俊。1946年，梁衡降生在山西霍州的一个宁静的小山村里。
霍州，古为尧都畿内，唐代号称“中州重镇”，明清时期又被列为全国直隶州。古来就有秦始皇先祖在霍州、天下霍姓出霍州等传说；“总领海内名山”的霍山、“华夏的第一州署”以及“天下第一鼓”也在这里。就是在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上，梁衡度过了他的童年：
“我母亲、爷爷都是农民，母亲进城后虽有了城市户口，但一直是家庭妇女的身份，是典型的劳动妇女。因为爷爷远在农村，所以我虽在太原读书，每年暑假都要回家割草、打柴，还要放羊。小的时候，我很调皮，印象最深的是放羊的时候，会趴在地上，嘴直接含在奶山羊的奶头上吃奶，一半是劳动，一半也是玩。”
夕阳西下，炊烟袅袅，在昏黄的油灯下，母亲已经在收拾炉灶，准备晚饭……童年时期的农村生活，在他的记忆里，是窑洞、是黄土地，是母亲慈爱的微笑。这并不长的岁月已经溶进了梁衡的血液里，在他的心灵深处埋下了种子。梁衡对乡村的感情、对黄土地的感情，一直影响到他后来的生活和创作，这种痕迹在他的很多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在写作给一位乡村女教师的散文《热炕》时，他有这样的感慨：
“我在一旁静静地观察着她，微胖的身子，忠厚的脸膛，固执的热情，再加上身下这盘热烘烘的土炕，一种似曾相识的意境回到我的身旁。我像在梦里，又回到了童年时的小山村。我忘不了，那时家里一来了客人就先说上炕吃饭，以至后来进了城，不理解怎么来了客人只说抽烟。久违了，这纯朴的乡情。久违了，这盘热烘烘的土炕。”
8岁时，因父亲工作调动，梁衡随父母迁至太原。
如果说霍州留下了他孩提时的天真烂漫，那么太原则记录下了他的成长历程。在这里，自然之美的熏染启蒙了他对美的感知和捕捉，少年的他流连于晋祠古朴之美，也为发现太原夜色之美而痴狂。这块土地上人文历史和山川风物的内蕴之美之深，使生于斯长于斯的梁衡心游万仞，思接千载。多年以后，这些美景在他的笔下得以流传，得以永恒。如《清凉世界五台山》、《娘子关上看飞泉》、《芦芽山记》、《晋祠》等一系列文章。
年少的他甚至渴望用画笔绘出大自然的壮阔之美。梁衡曾谈到：“于散文之外要让我说对其他艺术的爱好，当推美术。这兴趣可以追溯到很早，那时脖子上还系着一条红领巾。学校里有个美术组，我是积极分子，而且自己还买来一本傅抱石的《山水画技法》，看那势头，势必要成家了。可是在反右运动中，我们只有二十几岁的美术老师被反掉了，这群美术娃子也就树倒猢狲散，我的美术梦自然也就破灭了。”
梁衡热爱山水美景，更醉心于美文佳篇，他在叙述自己少年时期陶醉于语言之美的一次经历时，这样说：
“当时在中学读书，上历史课，不专心听讲，却去翻书中的插图，这一翻却翻到一页影印的《新民主主义论》，出于好奇，我爬在书上细细辨认那些小蚂蚁串似的影印字，一段文字跳入眼帘：‘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我心中怦然一动，因为这文字十分有色彩、有个性，有魅力，这和我想象的硬硬邦邦的政治文字大大不同。我放学回家便翻出父亲的《毛选》，居然一读而不可收，将大部分文章读完了。那年我才15岁。”
这种对美的领悟力与梁衡自身的秉赋是息息相关的。而他良好的文学素养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都与父亲的影响密不可分。他说：
“父亲是个老教育工作者，解放前在解放区根据地教书．解放后作了霍州县长，然后又去了太原。父亲给了我一个示范，他一边工作，一边做学问。他的文学功底很厚。”
很小的时候，梁衡就喜欢去父亲的书房看书。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半躺在父亲的藤椅里看，父亲从不加干涉。有人进来时，只见书，不见人。和很多望子成龙的父亲一样，梁衡的父亲也让他背过书，但天生爱书的他总是自觉地去背，从不觉其苦。小时候的这些文学积累使他以后在创作上得心应手。
在学校，梁衡幸运地碰上了不少好老师，尤其是文史类的老师。回顾这段时期，他至今还能记起来一些看似很小却对他影响深刻的事情。他说：
“高中语文老师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他叫李光英，年纪很大，我上高中时他已经六十多了。他家里有一大箱一大箱的线装书，都是一些经史子集，用那种大檀木箱子装着。他对文史非常熟，讲课时可以面对我们，手指夹着粉笔，不看后面的黑板，就可以画出图来。讲到杜甫的诗，‘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他随便点几只麻雀，画一个长袍大褂的，意境就出来了，学生的兴致也非常高。”
他认为自己对文学感兴趣的重要原因归功于碰上了好老师；而另一方面他对数理化不感兴趣，很大原因也是没有遇到好老师。很多年以后，他这个深感学数理化之苦的人，为了解除大多数学生学习之苦，竟不惜花上几年的时间，闯进了这个陌生的领域，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写出了数理化演义的故事。 2、人大岁月，理解政治
老舍先生说：“人生最值得纪念的是‘大学生活’那一段，它是清醒的，意识的，自动的，努力向上的生活，而且是后半世生活的根基。这一段生活的回忆最足以令人自尊自爱自励；它的纯洁甜美可以说是生命之河的出山泉水。”梁衡也不例外，他对母校的感恩之情时时溢于言表。他有今天的些许成就，自然也离不开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培育和恩师的教诲。正是在人大的这几年，奠定了他一生的基础，对他进行了政治启蒙。
1964年，十七岁的梁衡打点起行装，告别了双亲，远离了故乡，这个青年人满怀壮志雄心，开始了在异乡生活、学习的岁月。在人大档案系，梁衡度过了激情燃烧的五年时光。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政治情结都是在这里真正成形。
其实，上人民大学的档案系只是一个偶然，他的志愿是人大语言文学系，却进了当时社会上许多人都不知道的历史档案系。后来，梁衡把这一次经历看作是他的第一次挫折。
但在当时，人民大学的档案系却并不是那么容易进的。他说：
“历史档案系是一个机要专业，60年代初很讲政治，机要专业只让出身好的人干，红色保险箱嘛。我是革命干部子弟，而且又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大概很符合既要有点文化知识，又要在政治上保险的这样一个要求。所以被选中了学这门专业。档案系很小，现在叫档案学院了，当时一年只收24人，我们的前一年才收了１９人。因为好的出身而被选中，去做不愿意的事，这在当时也只是一件寻常事。”
当梁衡踏进人大大门的那一刻，也许就注定了他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社会、国家的政治生活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也许就是人大在梁衡心灵深处所藏下的东西，这也许就是多年以后梁衡依然爱着人大的理由：
“进了人民大学后，在那里感受的都是政治氛围，学的是政治和党的历史，比如那些勤劳与俭朴的革命精神。人民大学的校长吴玉章和副校长郭影秋，他们都是集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于一身的完美典型，而且诗词也写得非常好……。作为辛亥革命老人，党的老前辈的吴玉章跟我们学生一块儿照相时，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他坐在前排的椅子上，后面站着一排同学，一看，他肩膀上还有一块补丁，大家都很崇敬。那个时候我们周围就是这些党的革命家的完美形象在熏陶着我们。那个时候政治感召是很具体又很完美的。而我们后来理解的政治好像就是斗争啊，夺权啊。其实政治家首先是无私的、高尚的，又是博学的，这样才有号召力。”
“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在政治上是很鼓舞人心的，虽然也有反右运动，可那时我们还小，所受的冲击不大。我们知道的是原子弹爆炸，学雷锋，学焦裕禄，感受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那时我们就觉得中国在富强！所以进入社会以后，我们仍然关心政治时刻想着报国。”
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气候使他形成了一种积极的、主流的、建设性的人生观、价值观，并化为他一生的座右铭——“报国之心不可无有，治学之志不可稍怠”。也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他日后在挫折和困顿面前仍能保持一种淡泊、一种平静。
走出人大的校门，青年梁衡的身上，透露出学者的哲思与政治家的睿智。当然，这一代学子对政治的思考，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是他们特有的专长。确如人们所公认的那样，那是一个政治的时代。 3、内蒙古河套，事业起步的地方
梁衡还在人大的时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让他“有幸”赶上了，当时学校所有的专业都打乱了，分配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专业的概念了，只有一条，就是服从组织。
1968年12月梁衡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内蒙古的一个小县——临河县。毕业分配名单一公布，要求学生在三天以内报到。这对梁衡来说是一个生活上的转折点，当年离开京城的情景他记忆犹新：
“在上火车的时候，广播里正在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仅中学生要到农村去，大学生也要到农村去。’我当时一听这个语录就想，这下可能回不来了。”
这是一个靠近黄河的小县城，全县人口不过四万人。在县城小住几日，梁衡和同去的学子都大失所望：
“当时正在搞派性，在互相斗，地方上很混乱。内蒙古又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挖出一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其实是无中生有的事，搞的县里很是凄凄惨惨。我住单身，晚上旁边的办公室里就能听见审讯声。这是我们青年学生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分配下去以后，县里也顾不上我们这十几个人，就说，你们下去吧，找到一个生产队，组成了一个锻炼队。是党员，县里就指示，你就带队吧，我们也不派干部了。于是，我就带着这十几个人开始过类似知青的生活。就是比知青多一点——发工资，每月有46块钱。县里说，这工资算先借着发，党的‘九大’以后，到底给不给你们工资还很难说。”
迎接他的还有漫天的狂风飞沙，几乎整日混沌朦胧，嘴里沙土不绝。梁衡穿过武斗留下的断壁残垣，行走在旷野里，四周没有树，没有草，只有风的呜咽，望着一望无际的茫茫沙丘，梁衡对自己的未来一片迷惘。
“我们四个大学生睡在一条土炕上。四个人我是学档案的，其他三个人分别是学生物、化学和建筑的。所学专业一个也用不上。白天挖渠、挑土、锄地，晚上躺在炕上睡不着，看着窗外数星星。我们想，这一辈子完了。但过了一段时间，等到对环境稍微适应一些，要有所作为的心思又萌动了。”
在这个动荡的岁月里，幸运的是求知若渴的梁衡并没有沉沦，他用书籍来填充着一个又一个枯燥孤寂的日子，完成了进一步的修炼。他说：
“在农村劳动一年多的时间，最可干的事情就是看书。当时城里的书都烧掉了，村里却有几个北京知青带来不少书，我们又靠各人的关系请人从外地寄书。城里在破‘四旧’，这里却很安静，下雨天不出工躺在热炕上看书；一边拉风箱烧火做饭，一边映着炉火看书。这些情景，至今回忆起来就像昨天一样。这一年多我看了不少杂书，比如有关战争的书就是这时才开始读的，战争所表现出的宏大的气势，其中敏捷果断的思维，对我以后的工作帮助很大。这时期又进一步补了文学课。背了很多文章和诗歌，抄了几大本。以至于整整三十年后，我在北京民族宫剧院听一位老歌手唱歌，突然想起叶圣陶先生当年就曾为他写过一首诗《听蒙古族歌手哈扎布唱歌》，前几句还能背得出，回家后我找出当年抄写的笔记本，连夜写了一篇散文《三十年的草原四十年的歌》发在《人民日报》上。”
一次，梁衡在一家农户的灶台上看到一本陈望道所著《修辞学发凡》，他吹落了上面的尘土，仔细地研读，还作了详细笔记。这本书对他以后的散文创作和新闻研究作用很大，就像长江、黄河同发源于一个巴颜喀拉山一样,梁衡关于文学和新闻的一些新思想都能从这本书里找到源头。后来被评论界所称道的理性散文其实是源于书中的范文《月夜的美感》。当年他把这篇数千字的长文抄了好几遍，背得烂熟。后来他所做的关于新闻和文学的区别的研究，其中一个思想就是来源于这本书所界定的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想不到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这最荒凉最落后的地方倒为他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
在农村劳动了一年之后，梁衡来到县委工作，一年之后，命运之手又把他推进了记者的行列，在大西北这个偏远的角落，梁衡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
“１９７１年，《内蒙古日报》要在基层建立记者站。我当时在县委宣传组，就被选中了。1971年到1974年底我是一个《内蒙古日报》驻在一个专区的记者。当记者，这是最基层的了，就是说再小也不能小过这个身份了。”
1974年，梁衡离开内蒙，赴任山西省委宣传部搞管理。
梁衡对河套生活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当年白居易忆江南，最忆的是红花、绿水、桂子、芙蓉；现在梁衡想起西北的河套，最想的是那里的大漠、黄河、沙枣、蜜瓜。他说：
“那样苦的地方，怎么能产出这样好的瓜呢？我们这些在那块土地上生活过的人自然知道，正因为经了那风沙、干旱和早晚极悬殊的温差，这瓜里的蜜才酿得这样甜、这样浓。事物本是相反才能相成的。河套，我永不会忘却，那个我开始学步的地方。” （缩写：成青华 董岩）
（转自：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站）
|
| |
| 请注意： |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
2.人民网拥有管理笔名和留言的一切权力。
3.您在人民网留言板发表的言论，人民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
4.如您对管理有意见请向留言板管理员或人民日报网络中心反映。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