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成青华 王永亮

　　中学时代读过《晋祠》，很是景仰作者梁衡。以后凡是他出版的著作、写的文章，都要仔细品味。终于有个机会，我们走近了梁衡，倾听他在新闻、文学、政治之间浅吟低唱。他给我们以启迪：政治舞台给一个官员提供的不仅仅是权力，更是观察社会、研究问题的制高点，是磨练人格的砥石、培植业务之树的土壤和酿造思想的工厂。凡是一个好的官员，他最后必定是一位政治家、专家、思想家和文章家。

　　“功夫在新闻内，受益在新闻外”

　　记者：您是一位令人非常敬佩的记者和作家，刻苦勤奋，著作颇丰，我们这一代有许多年轻记者是读着您的新闻和文学作品成长起来的。您原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主管全国的报刊工作，前几年又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您是如何适应这种角色转换的？

　　梁衡：这两个岗位应该有一些区别，但实质上都没有离开新闻这个大行当。我在清华给学生演讲时打过一个比喻，我就像一块夹馅面包，一层一层的。我大学毕业先到农村劳动锻炼了一年，然后当记者，当省报驻地区的记者，相当于驻你们衢州市这样的记者，这算是中国比较基层的记者了。4年以后调回山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那是省一级的管理部门，以后又是4年，调到光明日报驻山西省记者站，做记者又升了一级，然后9年。国家成立了新闻出版署，调我过去，又成了国家管理部门的干部。在新闻出版署一干13年，再调到中国第一大报当副总。从最基层的记者、中层记者再到最大报纸的记者；从最基层的管理、中层管理再到国家级的管理，但始终没有离开新闻这个大行当。

　　 这期间，我有一次干行政领导的机会。但报社觉得我是北京的人，不愿把我留在山西，我自己也对新闻事业情有独钟。不久，国家组建新闻出版署，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杜导正调任署长，他把我带了过去，于是，我又从事了全国的报刊管理。这也可以说是阴差阳错了。老实说，我的本质还是记者。我现在说话、思考问题总是用记者的眼光。外出开会、工作，老愿意和报社的同行在一起，大家也不把我当作管理者，总觉得你还是一个记者，我自己也觉得不像个官员。

　　新闻出版总署是管理部门，主要职能是管行业、当裁判，而报社是业务单位。平时的工作主要是指挥、审稿、值夜班、组织重大报道，工作压力肯定比署里大。但两个岗位还是有共性的地方，都需要认识新闻规律。不管搞新闻管理还是搞新闻采编，都要懂得新闻规律，但还是各有侧重：管理有管理的规律，编采有编采的规律。

　　记者：去年下半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行了《梁衡文集》研讨会，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称赞您“是我国新闻战线上一位具有卓越成就的‘多面手’。他的才能表现在许多方面，不仅在新闻、通讯、评论写作和新闻研究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在散文写作上也已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而且在新闻出版的管理和媒体经营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许多独到的创见。”能不能和我们谈谈新闻与写作的问题？

　　梁衡：我最近是出了一套文集，共九卷，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大家感到很奇怪，当官和写作是怎么统一的？其实，不管你研究写作还是研究管理，最后都要汇到一个点上去，即汇到理论上去。文集出版以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专门为我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这9本文集中有3本与新闻有关，第一本《没有新闻的角落》谈采访规律；第二本《新闻绿叶的脉胳》谈写作规律；第三本《新闻原理的思考》讲管理规律。这么多年来，我在新闻这个行当里揉来揉去，在写作上反复实践，在管理上反复实践，最后在写作理论上悟出了一些道理。其实，不管是文学、新闻、科普还是理论文章，尽管体裁不同，它最后在理论上还是相通的。我在鲁迅文学院讲课时提出了“文章五诀”写作法。这篇讲稿，现收在文集的第三卷《为文之道》里。“形”就是要有具体的形象。比如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谈话，你要告诉读者这里有一组沙发，3个人，北面坐着谁，南面坐着谁，桌上的柚子是黄色的，葡萄是绿色的。要描述出具体形象，读者才能接受。“事”就是讲一件事情。今天下午5点半，我们三人回到房间，在干什么。然后要有“情”。文章里面有感情，才能感染别人。第四个是“理”，要讲个道理。最后一个是“典”，就是你肚子里要有东西，要读很多书，要有典藉。一般的文章就是这5个字，不同的文章里会多用不同的“诀”。比如评论、社论，“理”字多一点；新闻稿“事”字多一点；写抒情散文“情”字要用的多一点。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它实际上符合了这5个字。它讲一件事情，张思德烧炭，牺牲了，然后是具体的形象，开追悼会。还有感情，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然后用了典故，司马迁说过“重于泰山，轻于鸿毛”，最后归结到一个道理：“为人民服务”。“形、事、情、理、典”5字诀我把它归纳为“二实二虚”。“形”和“事”实，“情”和“理”虚，加上用典，文章就好看了。这个方法非常灵，我在人民日报上夜班的时候常给年轻人讲，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言论、社论很干，读者不爱看？因为它只用了一个“理”字，其他四个字基本不用，而且这"理"又不是你自己新发明的“理”，仅仅重复上面的“理”。

　　对于新闻写作，我坚决反对新闻散文化，新闻和文学这两个个性不同的东西，是不能相互混杂的。只有通晓了其中的规律，你才能明白。原理上不能乱，方法上可以相互借鉴，只有理论到了一定的高度，你才能分得清，才能得心应手。很多人写消息的时候也来很多形容，很多比喻，很多心理描写，他们分不清新闻和文学的规律，读了几篇文学作品，觉得好像很新鲜，就拿过来乱用，反而把新闻的美破坏了。我打个比方，舞蹈和健美是两个不同的项目，但都讲究美。前者属艺术范畴，后者属于体育范畴，它们都在展现人体，都很美。但健美的美是肌肉、骨骼、力量的美，舞蹈的美则是柔软、意境、韵味的美。所以，舞蹈演员可以拖很长的袖子，越长越好，而健美运动员只穿三点式，越暴露越好。如果你不懂两者之间的规律，那美就无从谈起了。可见，只有在理论上有很深认识的时候，才能反过来指导实践。

　　记者：我看了全套《梁衡文集》，发现其中六卷书不是新闻内容，读后却受益匪浅。对于新闻以外的人生，您悟出了哪些道理？

　　梁衡：人生就像一块石头，从山上向下滑落，有的搁在山腰，有的落在沟底，甚至有的挂在树杈上。这是命运，是机遇。我很感谢命运安排我这块石头落到新闻这个平台上。它教会我对人生的态度就是负责、勤奋、思考、追求。毕业三十多年，我一直这样追求。这套集子里有得奖的新闻作品，但大量的还是新闻以外的文学创作、理论思考和科普写作，从社会影响来讲后者也大于前者。陆游有名句“功夫在诗外”。我这些非新闻作品的功夫却都在新闻内。首先，新闻业的性质、环境教会我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新闻实践使我能广泛地了解社会，有素材有思考，才有这些理论和文学作品，我在科学、教育环境中采访，又写了这两卷科普作品。这九卷书中虽有六卷不是新闻，但它确确实实是植根于新闻实践，得力于新闻实践。而且就是三卷新闻中，也只有第一卷中的一半是新闻作品，其余都是思考和理论。所以我的人生体验是“功夫在新闻内，受益在新闻外”，新闻平台所提供的养分以后还会发生作用。在清华大学的那个讨论会上，我最想说的就是感谢新闻这个职业。我把这个体会真诚地告诉新闻同行们，也告诉将要迈出校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学们。

　　记者：您的作品内容相当广泛，知识含量很高，消息、通讯、评论、小说、散文无所不写，很多记者都想知道，您是如何驾驭这些题材的，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对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题材感兴趣？

　　梁衡：文章一般可以分成6个层次以满足读者需求：最低层次给人以刺激，第二个层次给人以休闲，第三个层次给人以信息，第四个层次给人以知识，第五个层次给人以思想，最高的层次给人以美感。文章家大都是最高的两个层次。我22岁大学毕业，毕业的时候，正赶上“文革”后期，我一下就到了最基层的内蒙古。这么多年，加深了我对社会的认识，磨练了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忧国忧民”这个词不是我们共产党提出来的，历史上有觉悟的知识分子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自己总结了8个字：“忧心为政，真情为文”。当官的，要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搞管理就要对国家负责，对老百姓负责。忧心从哪里来？一是读圣贤书，包括读共产党的圣贤，读毛选、读邓选、读马恩文选，了解社会规律，以天下为己任；第二是当记者，整天在基层，采访老百姓，发现社会问题，发现社会规律。忧心多了，写文章才能有责任感。“真情为文”就是说真话，写出你的真情实感。我所有的文章，不管是文学、科普还是新闻，都体现了这8个字。我写科普小说，纯粹来自一种为学生分忧解难的动机。我在中学时代数理化学得并不好，我是学文的。我在光明日报跑教育时，发现学生们学教理化很苦，还像我小时候一样苦。为什么几十年的“苦”就解决不掉呢？我开始研究问题，发现有一点是我们的教育方法有问题，不会用生动、通俗的东西教学生。我就下决心要写一部通俗的“软教材”。我希望通过我的这部东西，孩子们能轻轻松松地学好教理化。这只是我在采访中遇到并想解决的一个新问题，并不是想当作家。它先在一个杂志上连载，前后载了3年，效果很好，最后成了这套书。第一本书是1984年出的，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中学生杂志连载。这说明社会需要它。

　　我前些年写了一些政治散文，实际上它是一种对我们党传统作风的呼唤，我写周恩来、瞿秋白，写老一代革命家怎样追求革命理想、怎样追求人生价值。如瞿秋白，他已经超出了一个共产党人而成了一种伟大的人格力量，它启示了一种思想，现在很多人读了《觅渡，觅渡，渡何处》，一见面就说，这是你最好的一篇，它已经超出了一个党派的界限，它在探讨人生。我觉得，有一颗忧心，就会说一点真话，就会说一点贴近规律的话。大家之所以喜欢我的作品，我想一是说到了规律上，二是说到了大家的心里。如果你只顾做花样文章，不想如何为读者解决问题，如何为社会思考问题，而是卖弄你的文字，那文章肯定没有什么生命力了。

　　记者：您怎样看待很有意思的记者生涯？其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梁衡：我的记者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是基层记者4年，第二次是中层记者9年，这次回归到高层采编队伍已经有4年。如果要说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可能是我第二次当记者在《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站期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国家拨乱反正，处在一个转折时期，全国上下思想解放，每天都发生着新鲜事，出了一批人物，所以我也出了一批作品，一般都认为我的代表作是那年得全国好新闻奖的《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1980年还没有中国新闻奖，那时叫"好新闻奖"，这篇通讯得了一等奖。最近，河南大学新闻研究所受上海方面的委托，编了一本“中国新时期经典新闻作品选”，他们把这篇稿子收进去了，还约我写一篇东西介绍当时的采写情况。那时，我采写了大量的改革时期的人物和很多思考性的新闻，反映当年的大案要案，反映改革变革时期昔阳县怎样从左的圈子走出来，还写了一批在基层奋斗的先进人物，如在新疆石河子栽树的英雄，乡村教师等等，现在回过头来，还能看出那个时代的影子。

　　至于说到最大的感受，我认为，采访了这样一批默默无闻的英雄，你就能体会到人生的价值，同时，你也会产生一种忧国忧民的心，你会觉得你不写这些人，就会对不起他们。我们的社会就是靠这些默默无闻的人支撑着。作为一名记者、一个传媒，你应该报道这样的社会脊梁，报道这样的社会主体。

　　记者：作为一位干部，您平时的工作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但您仍勤奋写作，每年都有佳作问世，这不能不令人惊奇。很多读者都想知道，您的写作时间是如何安排的，为什么您能长期保持这种旺盛的创作激情？

　　梁衡：我创作的大都分时间都是思考，而不是整天趴在那里写，我哪有这么多时间写？1995年以前，我的创作大部分是山水散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写《晋祠》的时候，年轻也不懂事，文章喜欢短，追求一种文字的美，以人们能背下来的标准来写。随着年龄的增大，写文章越来越小心。我曾提出两个标准，一是不和自己的文章重复，要尽量超过以前的语言、构思或者是那种高度；第二是尽量不和别人重复，如晋祠，几千年来很多人写过，你一定要找到新的角度，这个就很难。写了人物和政论散文以后，我就更加小心了。因为老想超过自己，老不想让人说粗制滥造。我现在基本保持一年写一篇文章，这可以用人物写作标志我的创作年份。2003年发表了写李清照的《乱世中的美神》，2002年写了西部歌王王洛宾的《追求那遥远的美丽》，再往上推，2001年是写林则徐的《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2000年是写辛弃疾的《把栏杆拍遍》。一年一篇，但构思的时间却很长。《大无大有周恩来》这篇文章前后花了20年。这说来可能不信，但确实是这样。总理1976年去世后我就关注这个题目，到1978年北京市第一次搞总理生平展览，我从外地专程赶来看，写了《一个伟人生命的价值》。20年后，1998年，总理百年诞辰才又完成《大无大有周恩来》。中间去看过总理生前工作过的许多地方，包括去日本。调阅的资料不说等身也有半人高。现在20年间这前后两篇文章都收在我的集子里。瞿秋白的那篇也前后构思了6年。我写一个人物，要做好多案头工作。比如写辛弃疾《把栏杆拍遍》之前，我先把辛弃疾的年谱做了一遍。然后提炼他的思想，是用了“形”字诀，为了国家，辛弃疾把栏杆拍遍，一个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形象就出来了。

　　说到写作，很多人都理解为必须趴桌子上。其实，写作到了一定程度，特别是写哲理性散文的时候，主要是思考。我觉得文章主要给人两点东西，一是给人美感，二是给人思想，这就要求会思考、勤思考。思考的机会随处都在，这样，时间的利用就大多了。所以，我写作基本没有什么手稿，小本上、公文纸后面都写，想到什么就临时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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