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就是要出版能够传之后世的好书，这是一个出版人生命的延续。人会老，但如果你编了一本或一套好书，你的生命就会因书的存在而永葆青春。

“跨世纪文丛”，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镇社之书。丛书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陆续推出7辑，先后收录67位当代作家的作品，被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里程碑。

1992年，一套“跨世纪文丛”横空出世。

在那个港台作家的武侠言情作品占据了绝大多数市场、严肃文学走入低谷的年代，出版社与策划人一次推出了格非、苏童、余华、方方、池莉等文学新锐和先锋派的作品12册，可谓是一大壮举。

结果一炮打响，第一辑销售20多万册，一举扭转了中国文学图书市场上以武侠言情作品为主的局面。这套书后来陆续推出7辑，先后收录67位当代作家的作品，被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里程碑。

回想起这套书的出版历程，湖北省编辑学会会长、长江文艺出版社原社长周百义至今感慨万千。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周百义表示，对他而言，他只是与同仁一起，做了一些出版人分内的工作：“出版社就是要出版能够传之后世的好书，这是一个出版人生命的延续。人会老，但如果你编了一本或一套好书，你的生命就会因书的存在而永葆青春。”

力推纯文学

通过集资、贷款接续出版

“当时严肃文学的出版完全走入低谷，作为一家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对此现象也感到十分焦虑，因此当策划人彭想林与主编陈骏涛提出这套图书的出版设想后，随即得到了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陈辉平等青年编辑的大力支持。”周百义告诉记者，1992年立项之初，“跨世纪文丛”就秉持着纯文学的原则，因为文丛最初的设计，除了作家作品，还有“文丛缘起”、作家创作年表、评论家的综述，这就体现了它的文献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于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对于收录作家作品的选择标准严格制定了三点要求：一是必须要纯文学的作品，不管年龄大小、名气大小，均以作品质量为选择的标准；二是无论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还是现代主义的先锋作品，丛书兼收并蓄，充分体现文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三是要尽量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选择当时有影响的作家。

众志成城，文丛第一辑不负众望——首印6000册，在当时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随即，苏童的《红粉》连续加印，带动了这一辑中其他作家作品的重印。“第一辑出版后，出乎人们的意料，它得到了图书市场空前的响应，也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认可。主流媒体对它都给予了一致的肯定，认为纯文学完全能够为图书市场所接纳，纯文学向图书市场‘挺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周百义说道。

然而好事多磨，“跨世纪文丛”的出版并非一帆风顺。1995年9月，当周百义来到长江文艺出版社任社长，准备接过前人接力棒继续出版文丛第四辑时，社里的反对声音却日益高涨，主要原因只有一个——没钱。

然而周百义顶着极大的经济压力，通过职工集资、向银行贷款，决定继续出版“跨世纪文丛”第四辑，理由只有两个：“首先，这套书是有文学价值的。其中的作家作品代表了当时的最新创作成果，不仅对读者，对于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而言，这套书也具有史料价值。二是我觉得，一家文艺出版社，要重在培养文学新人，虽然不少作家都是刚刚走上文坛的青年，但他们代表了文学的希望，出版人有责任扶持他们，肯定他们的创造精神。”

严格遴选

铸就新时期文学里程碑

产生影响后，不少作家不请自来，要求加入其中。周百义告诉记者，文学界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作家如果没有进入“跨世纪文丛”，说明其创作水准还没有得到业内和专家认可。如张抗抗发表在原《中国图书商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就写道：“自己若是不跨入‘跨世纪文丛’，一定是跨入那个文学新世纪的莫大遗憾。”

周百义介绍说，这套丛书主要收录当代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创作的最新成果。当初的设想是，以小说为主，兼及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艺随笔。后来在实施中，除了周涛一卷是散文，张贤亮的一卷因为他当时没有新作，就选了他的评论随笔外，其余均为中短篇小说。

于是，“跨世纪文丛”中收录的既有以现实主义为主要表现手法的作家作品，还有很多在当时属于先锋主义的实验性创作。无论是老作家王蒙的作品，还是新锐作家格非的作品，以及以后收录的残雪的作品，既体现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的实验与突破，也体现了当时中国出版的包容与开放。

由于“跨世纪文丛”坚持文学性作为选择的第一标准，很多专家认为文丛起到了“沉淀经典”和“文化积累”的作用，是“为历史留下当代人创造的文学财富”，是为“新时期文学作证”。许多专家和学者撰文称赞“跨世纪文丛”的文学史价值。“从实际效果来看，26年前，苏童和格非、余华、刘震云等人都还是刚进入文坛的新人，今天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文坛的翘楚，不能说20世纪90年代的‘跨世纪文丛’没有起到些微的作用。”周百义说。

“放在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出版历史上来看，这套书是文学界和出版界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积极探索的体现，是文学创作繁荣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民国时期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价值不相上下。”周百义感慨道，它起到了“沉淀文学经典与培养文学新人”的作用，称得上新时期文学的见证者与里程碑。

初心不改

欣喜文丛出版后继有人

“‘跨世纪文丛’的出版经验告诉我们，出版社要产生影响，必须打造品牌，而品牌图书的出版，也可能是一本书，但更多是通过规模化、系列化的出版来实现。”周百义告诉记者，长江文艺出版社又相继出版的“中国报告文学大系”“中国新诗库”“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中国文学作品年选”等系列图书，都是从不同角度延续了“跨世纪文丛”的出版思路。“通过这些图书的出版，不仅培养了作者，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编辑，他们从这些书的编辑出版中认识到编辑的价值与使命，从而实现了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周百义说。

2005年，周百义离开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到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任职，继任社长刘学明、尹志勇等人延续这套书的出版思路，于2015年又编辑出版了“新世纪文学丛书”。在作者作品的选择上，也基本遵循了“跨世纪文丛”的编辑思路。周百义告诉记者，文丛出版后继有人，他很欣慰。“一个出版社一个图书品牌的打造，在当前的出版体制下，需要一代代出版人的坚守，才能出现如日本岩波书店的‘岩波文库’、美国兰登书屋的‘企鹅丛书’、法国的‘子夜丛书’那样延续几代人的百年文学品牌。我很高兴地看到我的这种观点已经得到后来者的认可。”他说。

目前，周百义的主要工作，是主持湖北省委、省政府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荆楚文库》的编纂出版工作。据他介绍，这套书收录湖北有史以来的重要人文社科类图书，计划收入1600册左右，目前已经出版了200余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与‘跨世纪文丛’的出版一样，是积累文化、传承文明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周百义说。

采访最后，周百义的一番话道出了他多年的编辑初心：“无论是担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还是湖北省编辑学会会长，我首先是一名编辑，并始终对自己从事的出版职业怀有敬畏之心。我们这个行业为整个社会贡献的不仅是信息和知识，还有能够滋润人的灵魂的精神食粮。此生能够献给出版事业，并亲手组织编辑一些能够让后人惦记的图书，我已经很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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