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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副主编:“敛财”说法让我心痛 希望复刊【2】

姜妍 江楠

2012年07月04日07:52    来源:新京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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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尴尬,连稿费都比别人的低”

  新京报:编辑部大概有多少人呢?

  韩旭:多的时候有10人左右,少的时候有8人左右。

  新京报:有想什么办法去改变吗?

  韩旭:我们部门的成员其实其中更多的人是在做图书来填补亏损,但始终都在勉强完成或没有完成任务的边缘徘徊。所以我们做得很艰苦,压力很大,这些年来我们想了很多方法,其实都是为了能让《大家》存活下去,不想让它改变,而是保持着它传统的样子来编辑出版。但我们常会面临着一些比较尴尬的局面,比如我知道几年以前中国很多大型刊物在稿费标准上都有所提高,《大家》创刊的时候,稿费标准是60-100元/千字,但后来我们就基本上都徘徊在60元左右,最近编辑部觉得必须提高一些稿费,虽然我们没法追赶别人,但也应该提高到80元以上,最近的几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很尴尬,连稿费都比别人的低,好在就是刊物已经办了10多年,快20年了,也有一些文学界的朋友还是很认可的,愿意支持我们。

  新京报:最近几年在杂志的编辑理念上会有什么变化吗?

  韩旭:其实没有特别改变过,但有一度考虑到不只局限在艺术风格,比如文学性、先锋性,而是在艺术形式包括随笔的比重有所提升。从去年开始我们也请了一些朋友参与策划,有人提出了一个理念,我觉得很对,就是做一个老牌的、纯粹的文学刊物。

  所以我们一直都按照正常的标准来做,刊发小说、诗歌、散文,当然不排斥有意思的新的文学形式的尝试,我们会一直保持关注。另外我们还增加了一些主题性的东西,比如访谈。

  新京报:像《大家》这样的杂志运营成本是多少?

  韩旭:准确的成本我没法说出来,因为我主要做的都是编辑工作,我估计一年的成本不包括成员工资,大概40万元以上,包括印刷费、稿费等等。这种成本其实很难估算,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大家》算成是一个独立的部门,部门人员工资等等都很难算出来。

  再有,我们这些年很少组织文学活动,我们已经把支出压到最低,还比如每年到了杂志的征订期,应该适当做一些宣传,我们也几乎没有这样的活动。

  “我知道理论版的存在,我没有反对”

  新京报:理论版成立的经过是怎样的?

  韩旭:我印象中在2009年和2010年前后理论版开始出现,我知道理论版的存在,我没有反对,而且我在这里可以和你说,假如是我在主持这个部门,我也没有办法反对这样的事情。不能说我们对违规不是一点概念都没有,但是没有办法反对。

  之所以没法反对是因为有这本《大家》的存在,如果我们不做《大家》,而都是按出版社的规定来做书,虽然出版的大环境不是特别好,但我们也许可以和别的部门的盈利情况相差无几,我们承受的压力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特别的大。

  新京报:理论版不是你们部门在编吗?

  韩旭:是我们部门在具体编辑,但我们部门的工作分配就是这样,有人做书,有人做杂志,一个部门中做着不同的出版物,并不是整个部门都集中在编《大家》杂志,各有分工。其实单纯做《大家》的人可能就一两个,就拿我来说文学版《大家》我做得比较多,但不等于我和其他部门工作就完全不发生关系了。反过来其他同志也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是我们编辑部在编,但我本人没有参与太多。

  新京报:理论版收益到底如何?

  韩旭:我印象中大概顶多在每年三四十万。我知道最近理论版的刊期增加了,所以最终收益可能会多一点,但实际上今年只做了半年,收到了多少钱我们还不知道呢。

  出版社只用一个财务,编辑部的部门负责人只会定期或者年底才和财务发生关系,所以日常入账多少他不可能是每一笔都清楚的,这个可能是社里清楚,而不是部门。

  《大家》杂志1994年的创刊号。

  ■ 《大家》昔日辉煌

  《大家》1994年创刊,是云南出版集团主管,云南人民出版社主办的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系中国大陆上世纪90年代文学转型期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代表杂志。王蒙、汪曾祺、谢冕、苏童、格非等曾出任栏目主持。1995年,与红河卷烟厂联合设立中国文学第一大奖“大家·红河文学奖”,奖额高达10万元。曾入选国家核心中文期刊,全国“百佳社科期刊”。全国文学期刊中仅《大家》、《收获》两次获“鲁迅奖”。

 

  一面是纯文学杂志艰难的生存状况,一面是不正常的学术评价机制产生的论文发表巨大需求,二者合力,造成了《大家》“野鸡刊”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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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心蕊、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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