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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危机传播的历史与现状

王凤仙

2012年08月20日14:17    来源:新闻爱好者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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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将我国高校危机传播的历史概括为三个阶段:封锁消息的传统模式、传统模式主导下偶有开放和理性控制下的开放模式。目前,我国高校危机传播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基本普及了各类预警、预防机制,逐步实施了新闻发言人制度,重视网络舆情,但是在信息公开化、舆论引导方法等方面还需改进。回顾历史,我国高校危机传播的发展体现着“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人际传播作用、危机传播的焦点发生了变化;危机处理的导向和目的却始终不变。

  【关键词】危机传播;高校;舆论引导

  目前,关于危机传播的研究成为热门,高校危机传播成为这场危机传播研究热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实的热门有着历史的缘起,要解决现实的困惑,唯有从对历史的追溯中找到症结。本文所作的探讨,正是希望通过对我国高校危机传播历史的回顾,助力于现状分析,从而为现实的高校危机传播提供有益的启示。

  我国高校危机传播的历史考察

  当下危机传播研究热的形成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已经进入突发事件的高发期;二是媒介技术的进步促使社会信息环境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国内媒体奉行的危机传播传统做法已经不合时宜,亟待改变。相应的,我们以高等教育相关矛盾与危机的发展情况和社会信息传播环境的变化为依据,将我国高校危机传播的历史作以下划分:

  封锁消息的传统模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极不稳定。单从高校数量上看,新中国成立初为181所,1953年“院系调整”到227所,1957年为229所,1960年“大跃进”至1289所,三年自然灾害后,到1965年剩下434所。[1]“文革”期间,高等教育基本处于停办状态。在国家政策的调试和社会的起伏中,高等教育领域内部的矛盾被淹没在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中,还未凸显。这一时期,高校自控媒体比较薄弱。至“文革”前,全国校报有210家[2],不到半数的高校拥有校报,且其中大部分没有设立编辑岗位,新闻专业化水平不高。高校危机报道主要依赖大众媒体。大众媒体则基于其在意识形态控制和宣传教育方面的责任,谨慎地遵循着“报喜不报忧,重大事故不见报”的传统[3],以鼓励、动员、褒奖来掩盖问题。高校处理危机事件的方式也大体依据这一思路,封锁消息、等待上级行政命令。

  传统模式主导下偶有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高校数量和规模均获发展。至1990年,我国高校总数已近1000所。1998年实行扩招后,招生人数迅速增加,高校的各方面建设却跟不上发展。随着高校各项改革继续深化,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涌现,相关的突发事件日渐增多。这一时期,高校自控媒体数量也同步增长,校报已经基本普及,其出版、运作已经基本新闻化和规范化,但主要是对内传播,影响范围小。高校危机报道依然以大众媒体为主。大众媒体的危机报道模式在个别事例上有所突破,如1980年《人民日报》等报道了“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一事,揭露严重违章操作的事故原因。高校应对危机事件的传播思路也明显有所松动。2002年,北京某高校6000多名学生因不满食堂价高而集体罢餐,并提出了价格“知情权”的要求。后该校领导表示可以将食堂原材料进价等成本公开,接受监督。食堂整改后,事情得以解决。世纪之交,高校危机报道在“封锁消息”之余已经开始探索有效的危机处理方式。

  理性控制下的开放模式。由2003年的非典事件起,我国进入了突发事件的高发期。1993年至2003年我国群体性事件由每年1万起增至每年6万起,2007年增至8万起。[4]在高校,由教学管理、校园暴力、食品卫生、自然灾害、人身财产、网络安全等引发的各类危机事件频频发生。部分高校启动了对突发事件的研究,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危机公关。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危机管理中心成立。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危机传播管理研究中心成立。高校间的资源利用也逐渐形成了整合机制。2004年,北京15所高校的宣传部长在中国农业大学召开座谈会,研讨高校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在这一时期的危机传播讨论中,抓住时机、澄清事实成为基本共识,化解危机、维护形象是首要目的,网络舆情受到特别重视,危机传播呈现出理性控制下的开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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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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