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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问政成治庸平台 舆论监督催生“马上就办”

田必耀

2012年09月10日09:19    来源:检察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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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电视问政活动,把一个个突出问题活生生地展现在千万电视观众面前。(资料图片)

  今年以来,电视问政如同酷暑的温度一样,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并在更大的空间辐射开来。

  电视问政迅速发酵

  多年前,电视问政曾出现在兰州。2011年以来,湖北省武汉市持续发力的电视问政成为官方治懒治庸、沟通政府与民众的一个平台。

  去年5月底,武汉市治庸问责优化环境领导小组召开新闻发布会,14家责任单位就住房、交通、环保等突出问题作出“半年有根本性好转”的整改承诺。

  半年后,武汉市首次举办电视问政,作出承诺的官员接受市民代表和特约评论员的现场提问、评议,“天下奇闻,马路变‘跑道’”、“企业办事被索要‘信封’”……武汉电视台首次电视问政收视率一度超过同期热播剧。

  2012年3月初,武汉市交委、城管局等27家单位主要负责人,分别就规范出租车营运秩序、查控违法建设等“十个突出问题”公开承诺。2012年6月底至7月初,承诺整改电视问政在武汉一电视台直播,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等29名政府官员前来应考。

  “小餐饮如何规范管理”、“如何理清部门职责”成为市民和评论员发问的主题。这次问政被称为“期中考”,12月将有“期末考”,检验各责任单位整改落实情况。

  一时间,武汉电视问政成为一个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舆论监督品牌。

  武汉电视问政迅速发酵。如今电视问政已出现在湖南、广东、河南等多个省市,成为行政监督与舆论监督互动的一个样本。各地的电视问政形成趋同的流程:整改汇报(官员介绍)、暗访实播、群众(市民)提问、投票表决、公布结果、表态发言。

  “才修好的路,怎么又开始修,请问一条路的使用年限到底是多久?”8月9日,河南省洛阳市广播电视台开展的“百姓问政”,主题指向2012年重点突出问题集中整改,先后直播9场,每场电视问政70分钟。

  “为什么征地款和青苗补偿款没有到位?安置地由谁负责落实?什么时候解决?”8月23日,湖南省郴州市作风大整顿,对“交通大建设、城市大提质、产业大转型”进行电视问政。2个小时里,该市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局、国土资源局、重点办四位局长、主任直面11个曝光问题,回答市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的犀利提问。

  电视问政作为一种现象,引起社会关注。今年初,电视问政出现在北京高三学生试卷的选择题里,答案的正确选项是:电视问政“有利于提高政府的信誉意识和责任意识”。一些地方的公务员面试中,“如何评价电视问政”也成为考题。

  电视问政问出威力

  我们不难发现,电视问政的阵势来源于强力的行政推动主导,媒体作为酵母,放大和扩展了它的影响力。

  8月14日,湖北省首场“三农版”电视问政的主办方赫然标注为省纪委、省监察厅、省纠风办,在电视台演播大厅,该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侯长安现场观摩指导,湖北电视台、湖北广播电台、湖北网络电视台等进行直播报道。问政的事由也是湖北省纪委曾在暗访中发现的骗取退耕还林补助、投资百万元的水利设施不达标等问题。

  无独有偶。武汉以“治庸问责,优化环境”为主题的电视问政直播现场,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副市长也临场观摩。其间,还通过湖北省纪委组织全省17个地、市、州的纪检代表参加观摩,行政主导的痕迹十分抢眼。正如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力挺电视问政:不能当成一般的电视节目来办,应成为暴露问题、解决问题、联系群众、推动工作的平台。

  无论是洛阳电视问政,还是郴州电视问政,实际上体现了政府借力舆论监督,解决民生难题的迫切愿望。面对摄像机和现场群众,尤其是场外数以万计的电视观众,让官员确实冒汗、尴尬。这种行政监督与舆论监督的结合,对解决民生问题有提速加力的效果。

  当黄冈市巴河镇五洲大畈灌渠投资100多万元却成“摆设”的电视短片播出后,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何大春在电视演播现场表示,必须严肃处理相关单位和个人。在电视问政现场,被“点名”官员当即给举办方工作人员发短信,表示“马上调查、立即整改”。

  “问政”问出“马上办”,让官场刮起了一阵新风,推动政府执行力的提升。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振宇在《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文章说,电视问政期间,场上嘉宾说得最多的就是“马上就办”、“明天到现场处理”。这是电视问政的威力。

  电视问政无法绕开的问题

  7月初,武汉电视问政。面对关于某居民区附近“三无”搅拌站问题的追问时,该市建委主任王立颇感紧张。王立被要求回答“该不该搬”。“如果没有资质必须搬走”,王立说,建委已下停工通知,他承认负有管理责任。赵振宇追问道:“为什么下了通知,它还敢办?如果你就住在那个搅拌机旁边,有何感受?”

  王立握着话筒说:“作为一个公民,生活在那个区域肯定是不高兴的。我给周围老百姓道歉,是我们工作不当。我们改进吧。”当晚,执法人员赶往该搅拌站。两天后,武汉市全面排查“三无”搅拌站。

  在各地风生水起的电视问政图景中,现场提问、官民互动无疑是一大看点。场内观众提出的“麻辣”问题吸引场外观众的眼球。这种群体性情绪形成的舆论磁场,颇似民众对官员的“质询”。

  这种“质询”,事实上是创造条件让群众监督政府,拷问着官员的群众观念和服务意识。正如洛阳广播电视台《百姓问政》节目主持人丁禹森所言,百姓需要的不是节目,而是一种有效的沟通。

  电视问政作为舆论监督,公众关注的是曝光问题与行政效能;作为行政监督,官方更在意电视问政的沟通效果,对官员的触动,以期改进作风。

  有人担心,这种电视问政能走多久?电视问政往往体现主政者的施政个性和风格,有着十分鲜明的行政痕迹,会不会从一时热闹到审美疲劳?

  有网友评价说,电视问政可能还是秀大于问。在各地举行的电视问政中,有的演变成一场主持人的个人秀,市民问政的场景太少,观众提问的机会太少,“怎么看都像是主持人一个人在问政?”洛阳市监察局局长姜涛说,“如果把问政的主角交给现场观众或场下观众,有些话让真正的百姓去说,主持人只起穿针引线的角色,这才是百姓问政”。

  电视问政轰轰烈烈的同时,人们开始冷静思考:能够“马上就办”、“明天就改”的事,为何要等到问政?一些官员开始遭到现场嘉宾和观众的反问:“电视问政之前干什么去了?”对政府来说,主动负责比事后问责更重要。

  还有人质疑,为什么庞大的行政体系一遇到问题、难题,就出现“梗阻”?比如说,像死人领3年粮补,“退休”村干部向村民摊派养老钱,花费百万的水渠成摆设这类问题,有的在县级层面就可以解决,有的是一个科长的职责,为什么非要厅长在电视中表态才能解决呢?为何需要动用如此密集、高端的行政资源?关键是行政程序要动起来,形成彻底解决问题的正常机制。

  “我们不可能天天电视问政。”据武汉市委透露,正在研究建立常态工作机制,使相关部门能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迅速主动地解决问题。

  不过,网友们支持电视问政,相对于网络问政,电视问政组织化程度较高,处于可控范围内,且策划精细,问答理性有序,无疑是一种舆论监督的好形式。

  但是,如何保持电视问政的经常化,如何从行政主导走向舆论主导,如何从主持人问政转向百姓问政,如何跟踪电视问政的承诺,如何避免“口水秀”,是电视问政无法绕开的话题。(田必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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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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