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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传教士在华传教策略探析

皇甫晓涛 廖媌婧

2012年09月11日15:36    来源:新闻爱好者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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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明清之际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是西方文明第一次与中华文明的交流和碰撞。本文力图通过对此时传教士在华传教策略的梳理和分析,探析其传教策略的形式和种类,以及采用这些传教策略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动因,并对当时传教士传教活动的影响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基督教;儒学传统;适应策略;冲撞政策

  在西方传入中国的文明中,基督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基督教流播中国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东西方相当一个时期的主流文化在中国这样一块特定的土壤上交会、碰撞,又衍生出了各形各色饶有意味的历史情状。西方基督教来到中国,地域各异,文化传统有别,既有异体间自然而然地相互吸引、融合交会、互为补充的一面,又有互相排斥、离异冲突、互为抵牾的另一面。毕竟,中国长期以来是有着悠久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所以,融会与碰撞便成了基督教来到中国的双重变奏。

  明清之际传教士在华传教的社会背景

  自明开朝至16世纪,中国原有的封建政治统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和经济活动模式都成为禁锢社会经济和人们思想发展的阻碍,中国逐渐进入社会转型期,首先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商业与工业的萌芽开始出现,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由于商业的繁荣,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一举打破了“士农工商”的等级结构,商人的后代越来越多地通过科举取士成为“士”,商人与“士”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社会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处于上层的士大夫逐步与大官僚、儒士与大商人融为一体,这成为明末清初社会结构的重要特点。与此同时,理学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理学家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特别是新一代的李之藻、徐光启等大力提倡“西学补益王化”,成为该时重要的论断。

  明清之际传教士在华的传教策略

  第一,注意适应中国的文化背景,并在其基督教教理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弥合中西两大不同文化的抵牾与冲突。

  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企图归化中国人不是以西化中国人为前提,而基本上是以他们自身的“中国化”改造与自我适应为出发点。

  当传教士抵达中国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与其他传教区完全不同的民族:这个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以及灿烂的科技成果。此外,在政治上,当时的中国是统一、强大与独立的国家,所以他们进行自我方面的“中国化”改造,注意适应中国的文化背景,并在其基督教教理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弥合中西两大不同文化的抵牾与冲突。

  外貌的中国化。明清时期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不论传教士还是商人)大都抱怨过“中国人以世界上最文明最有礼貌的民族自居”的态度[1]。面对这种状况,法国传教士感到他们必须在外貌上——穿戴与言行举止上进行一定程度的“中国化”改造,以便不被当地居民视为“蛮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法国传教士极力模仿中国人。首先是取汉名。除了极个别的例外,绝大部分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都有汉名,同时还有表字,一如当时的中国人,如J.Bouvet汉名“白晋”,字“明远”。在中国,传教士取汉名不仅是为了便于中国人称呼,而且还有更深的含义,即尽力获得一个外表“中国化”的象征或“符号”,以便拉近中西方人士在文化上的差异。其次是着华服。在其他传教区的传教士身着黑色的宗教服装,他们被当地人称为“黑袍”。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则身穿世俗的中国服装。当1685年传道团行至暹罗时,传教士即已从暹罗国王那里获得中国服装,做好了“华化”的准备[2]。因此,当1687年他们在宁波登陆时,他们完全以一种清代中国人的模样出现在港口上:他们不仅身穿地道的中国衣服,而且还像当时中国人一样剪剃了头发[3]。再次是讲汉语。几乎所有进入中国内地的法国耶稣会士都投身于汉语学习之中。在其他方面,传教士也尽力模仿中国人,如像中国人那样剪剃头发、行叩头跪拜礼[4]、乘轿子[5]等。此外,有的传教士还争取在个人趣味方面中国化(如王致诚)[6]。

  调和中西文化的抵牾。明清之际的传教士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悠久、传统深厚的古老国家里立稳脚跟,就必须将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通融,尤其将其基督教教理与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说相协调。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明清之际传教士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在其教理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弥合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抵牾。他们的这一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调和中西纪年的矛盾。根据《圣经》的记载,世界上最早的人类是亚当与夏娃,他们由上帝所创造。由于他们违背上帝的禁令,偷吃禁果,于是被上帝逐出伊甸园。若干年后,亚当与夏娃的子孙散布于世界各地,但由于这些人类忘记了上帝,终日沉迷于种种罪恶之中,于是上帝降洪水予以惩罚。在这场大洪水中除了诺亚一家独蒙圣恩而获救外,整个人类被毁灭,因而诺亚被称为人类的新始祖[7]。有关这场大洪水暴发的时间,拉丁文本的《圣经》将之定为公元前2300年。但中国历史不仅悠久,而且绵延不断,这使得传教士十分头痛。于是一些传教士如巴多明、宋君荣、冯秉正等采取改用希腊文《圣经》七十人译本、往上拉长《圣经》纪年的办法使之与古老的中国历史相吻合[8]。其次为传教士调和中西信仰抵牾的活动。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也使二者在宇宙观、世界观、历史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均有不同的看法。当这两种理论相遇时,二者的矛盾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比较明智而现实的办法是尽可能沟通二者之间的联系,并利用甚至“制造”二者之间的种种相似之处,把基督教打扮成一种与儒家学说不相冲突的“异道同归”的理论。此即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刘应(Mgr 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与皇太子的对答即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当皇太子问他基督教教理与儒家理论的关系时,他答道:“孔子及中国古圣贤的学说和天主教不仅不相违背,而且还相当类似。”[2]形象派在这方面的活动尤其引人注目。形象派由白晋所创,目的在于从中国古书中寻找所谓的“原始宗教”的痕迹来调和中西信仰的冲突。其成员有马若瑟、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1665-1741)和郭中传(Jean-Alexis de Gollet,1664-1741)。白晋的话明确地表明了该派的行动方针:“世界上最容易促进中国人思想和心灵皈依我们圣教的办法是向他们指出圣教与他们那些古老原则及合理的哲学相吻合。”[9]该派传教士沉迷于中国古籍的梳理之中,力图找到符合他们教理的只言片语。如白晋的《古今敬天鉴》即“上卷以中国经书所载之言,以证符合于天主教之道理,其宗旨在复明上古敬天之原意”,“下卷乃以经文、士俗、民俗印符相对者,以证与天主教之道理相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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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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