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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编辑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方毅华

2013年03月11日14:45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手机看新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迅速。与之相关的广播电视编辑研究也从无到有,其研究对象渐趋明朗,研究内容不断拓展,研究角度日益多样,研究方法愈加科学,为日新月异的广播电视编辑实践提供了理论的指导、操作的规范和创新的启示。成绩虽可喜,已经属于昨天。目前广播电视编辑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未来将朝着哪个方向发展?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些解析。

一、广播电视编辑研究的简要回顾

编辑活动古已有之,但对编辑学的系统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到本世纪初,编辑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至2003年,各类分支编辑学著作已经出版79种[1],其中关于书、报、刊等平面媒体的编辑学著作占多数,而研究电子媒体如广播、电视编辑的著作数量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瑞棠的《广播编辑学》、陆锡初的《广播新闻编辑教程》、石长顺的《电视编辑原理》等。这些广播、电视编辑研究的开山之作,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的框架不尽合理,研究方法也未必很科学,一些关键概念的提炼和解释不够精准,一些关于规律的认识略显粗略,但毕竟迈出了广播电视编辑研究的第一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王瑞棠、石长顺二位学者对广播和电视这两种媒介的特性已经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与图书、报纸、杂志编辑学相比,其论述显示出较强的专业特性和技术性。

近年来,随着广播电视媒体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对广播电视编辑的研究也不断深入,一些具有原创性的学术专著、教材不断涌现出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周勇的《电视新闻编辑教程》、张晓峰的《当代电视编辑教程》以及方毅华的《广播电视新闻编辑原理与实务》。周勇的论著从内容层面和技术层面对电视新闻节目编辑的各个环节做了剖析。张晓峰的论著则将电视编辑置于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借鉴百余年来电影剪辑的经验,结合电视传播自身的特点,构建了较有特点的电视编辑理论与实践体系。该书从电视编辑的思维方式、审美特征和传播关注出发,循着编辑语言演进的轨迹,重点阐述了电视编辑的语法规律、原则规范、组接技巧和声音编辑,并以电视作品的整体构成为归宿,全面剖析了电视编辑的思维指导、艺术技巧和实战方法。方毅华的论著主要是基于广播电视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特点,对电子媒介新闻编辑实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探索广播电视新闻编辑活动的规律。其创新之处主要是提出广播电视编辑要确立节目本位观念。广播电视编辑与报纸杂志编辑的不同主要是媒介传播符号、传播方式及其导致的终端产品的不同——广播电视编辑最初和最终的目的都是节目构思与编排的有序化和效果最优化。可以说,三部专著各具特色:方毅华提出的编辑节目本位观念颇具创新性,关注广播与电视两种媒介的异中之同,着力找寻其共同规律;周勇论著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张晓峰总结出编辑的思维方式的特性。这些成果可以说是对以往研究的继承、创新、拓展与突破,为广播电视编辑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我们也必须深刻认识到,从学术水平和理论层次来看,目前的广播电视编辑研究还存在着若干深层次问题。

二、广播电视编辑研究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看,目前广播电视编辑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研究水平低层次徘徊,未有重大突破。

目前,广播电视编辑的研究者多被一套既有的研究框架束缚,特别是受报纸编辑学的研究模式影响较大,研究中所涉及的概念、提出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与报纸编辑学有不少雷同之处。近年来,一些学者将整体框架创新的希望寄托在传播学、心理学对广播电视编辑研究的改造和重新设计上,如加入了一些对受众心理以及传播效果的研究。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关键在于如何用好外来理论,使之融会贯通,而非生硬嫁接。编辑学虽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但是它也不能等同于“操作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媒介编辑工作的具体描述和经验总结上,而应逐渐发展到从学理层面对编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更新、提升。

在编辑学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各种媒介的编辑活动千差万别,既有普遍性,更有特殊性。分支编辑学离不开对所研究媒介传播符号和传播渠道所构成的传播方式以及传播特点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否则就不可能对基于此种媒介的编辑活动的特点及其特殊规律有准确、独到的认识。可以说,各种媒介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在编辑工作上。也许因为报纸编辑研究起步较早,成果较多,水平较高,所以近些年来对广播电视编辑的研究也难以避免地带有报纸编辑研究的痕迹。比如,编辑方针、新闻策划、选择稿件、修改稿件等研究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继承性有余而创新性不足。笔者认为,就广播电视来说,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广播电视独特的传播方式;研究重点应该放在各类节目编辑的层面,因为节目是广播电视传播的一个基本单元,所有的编播人员、诸多的制作环节,都是为了使节目传播得更为有序、有效。缺少对“节目”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和把握,缺少节目本位意识,大概就不能找到广播电视编辑实践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症结,也就无力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其次,研究的抽象程度不够,难以称为“学”。

翻看林林总总的编辑学著作,除了感觉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较多,另一个问题是不少研究仍停留在“术”的层面,多为一般工作经验的介绍、描述和阐释,没有到达理论应有的抽象层面,离成为“学”还有一定的距离。这可能和研究人员对编辑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的理解不够全面有关。学术研究和一般工作经验有两个较大的区别:一个是看其是否具有系统性,即一般工作经验具有片面性和随意性的特点,而学术研究应具有逻辑完整性;再者是看其是否达到了理论应有的抽象点。哲学之所以能够统摄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现象,成为一切学科的基础,是因为它在最抽象的层面上使用语言,而具体学科只是针对某个领域进行研究,其差异十分明显。然而,对某个具体学科而言,衡量其是否成熟、完整的标志之一,就是看它的理论是否达到了对本领域内各种对象的全面统摄,是否提升到应有的抽象层面。如果抽象程度不够,可能会沦为编辑工作经验总结、心得体会汇编,就不可能揭示出编辑工作的深层规律。所以,各分支编辑学尤其是广播电视编辑研究可以说刚刚起步,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广播电视编辑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广播电视编辑研究的趋势

以上就电视广播编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大致的梳理。那么,广播电视编辑研究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对于学术研究来说,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拥有什么样的研究价值取向,就会收获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学者较多采用了分析式的研究方法,他们对编辑的起源作出推测,对编辑活动的各个环节逐一进行介绍,对编辑人员的素质提出方方面面的要求,对稿件的选择、修改做出种种规定,等等,形成一个个小的专题。但是,这些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在哪里?把这些内容罗列在一起就能构成某门编辑学吗?应该承认,分析法是我们常用的也是有效的方法,然而并不是唯一的方法。除了分析法,还有没有别的研究方法?康德对此作了回答:“当事关决定人类心灵一个特殊能力的源泉、内容和界限时,依照人类认识的本性,人们惟有从心灵的各个部分开始,从这些部分的精确而(就我们已经获知的要素现状而言)详尽的描述开始。但是还有第二个更具哲学意味和建筑学意味的应行注意之点:这就是说,要正确地把握整体的理念,并且从这个理念出发,在所有那部分的彼此交互关联里面,借助于从那个整体的概念将它们推导出来的方式,在同一个纯粹理性的能力之中考虑这些部分。这种检视和保障只有在具有对于那个体系的真知灼见之后才有可能;那些对第一步已经厌烦的人,达不到第二阶段,即综览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以综合的方式返回到先前以分析的方式被给予的那些原理。于是难怪他们处处都发现不一致,虽然这种漏洞他们可以推测出来,但是他们不是在体系本身,而是在他们自己不一贯的思路中找到。”[2]我们的研究目前大多还停留在分析的阶段,尚未达到对分析后的内容用整体的眼光进行结构归位的认识的第二个阶段——综览阶段,这就导致了研究的碎片化、片面性、表层化、重复性。

与一些纯理论研究相比,编辑学具有显而易见的实践性,但是这并不等于编辑学研究的问题只限于操作层面的诸如修改稿件、编排技巧等等。当然,研究广播电视编辑学离不开上述内容,但如果以为弄懂了如何编片子就是将电视编辑学的内涵都挖掘出来了,也就掌握了编辑活动的内在规律,显然是陷入了误区。从实际效果来看,学术研究对具体实践步步紧跟,可能会导致理论与实践的混淆,研究者的视野可能会被遮蔽,最后可能沦为实践的奴隶,也就谈不上什么指导实践了。所以,编辑学不仅需要操作层面的研究,更需要形而上的研究,需要理性,需要抽象,这在当今传媒事业高度发达、新的媒介形态不断出现、新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克服研究方法的缺陷,确立正确的研究价值取向,提高研究水准,探寻规律以外,编辑学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放宽学术视野,引进、利用国外一些相关的新理论、新观念,如20世纪60年代出现于法国、80年代风行世界的经典叙事学以及后叙事理论,就有可能为编辑学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和空间。如果将叙事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到广播电视编辑研究中去,也许可以解构一些既定的理论陈规,不仅可以拓展广播电视编辑的研究领域,还可望重新建构编辑学的规范体系和理论阐释体系。在叙事学尤其是后现代叙事学的视野下,我们可以结合经典叙事学、修辞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等理论资源,从多元视角解读叙事文本的隐含结构及其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之间的关系,借以洞悉叙事主体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广播电视编辑研究补充一个批判性的研究领域,它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一种媒介批评的方法——叙事体分析方法,而媒介批评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在当今仍嫌薄弱的领域。在社会文化转型的语境下,传媒也必须转型,叙事语言、叙事结构、叙述方式、叙述风格也要发生深刻的变化,媒体的叙事能力已经成为决定媒体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广播电视必须寻找自己的独特表达方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语境和受众接受心理,才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因此,对这样的新理论,我们不妨采取扬弃的态度,结合我国的叙事传统,创新、丰富已有的编辑学理论,才能走向未来,实现与世界的“对话”。

(作者方毅华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注释:

[1] 阙道隆. 编辑学学科建设中的三个问题. 中国编辑,2006(5).

[2] 陈作平. 当前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状况评析//新闻传播学前沿2004.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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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光霞、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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