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传媒>>学者专栏>>王维佳>>学术研究

在乡村与都市之间:现代中国空间政治变迁中的知识分子与文化传播

王维佳

2013年12月13日10:21        手机看新闻

【内容提要】本文将中国社会中“乡村与都市”这对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变化放置在殖民经济的历史和中国国家性质变革的过程中加以考察。作者将知识分子的文化传播实践与中国社会空间政治的变迁历程进行联系和比照,从而说明“乡村与都市”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了不同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文化政治心态,也展现了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不同发展方向,及其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城乡关系 空间政治 中国知识分子 文化政治

一、农民、市民与殖民

在缺少现代大众传播手段和本土职业传播者的情况下,鸦片战争前后的英国殖民者为了影响广州市民的舆论,曾通过中国地方官员的协助在城内张贴大量布告。这些布告总是坚持说英国只同中国官府作战,而不是同中国人民作战,它们告诉广州人,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的真正的保护者”,并要人们“想一想那些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 。类似的布告也出现在同一时期的其他中国沿海城市,例如,耆英和伊里布在向道光帝报告上海一带情形时说:“(英军)张贴伪示,本国与百姓毫无战争,最愿彼此和睦,广开通商之路,但大清官兵不肯议和。此等鬼域伎俩,尤令人愤满胸怀” 。虽然这些布告是在一个多世纪前由殖民者写作的,然而在当代语境下理解其政治内涵则别有一番深意:今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和对立的观念;背离“内陆”和“外省”来建构市民身份和现代化目标的文化意识似乎都能在这些布告中找到影子。

实际上,当时侵略者真正想要保护的正是已经非常繁荣的殖民贸易,他们的直接利益关联者并非如布告宣传的那样是广义上的市民,而主要是地方官员和中国商人。自称是英国资本家“东方代理人”的义律(C. Elliot)在写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得意地告诉他的上司,广州的商人行会已正式禀明林则徐,请求不要开战,以免影响本省的贸易;而广州的地方官也请求与英军一起安排一场远离城市的象征性的战斗,以应付清帝国的抗敌命令 。然而,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却远远超越了这些布告和信件所能涵盖的问题。当广东三元里、福建厦门、浙江宁波、镇海、定海、江苏太仓、台湾台南、基隆等多处沿海地区农民团练组织起来大规模伏击英军时,我们看到了一个都市传播网络之外的底层乡村世界对殖民力量的反抗和威胁。殖民时代乡村与都市的对立在这些农民运动中得到充分展现,以1841年的广东为例,当时的乡下人认为广州城里都是汉奸、商人及同商人勾结的腐败的政府官员,“忽然间,乡勇们象忙于杀英国人一样,也忙于杀汉奸” 。19世纪后半期的华北和华南,农民排挤基督教民和西洋文化的运动此起彼伏,并最终以义和拳民打入北京追击通洋货、懂洋学、用洋货的“市民”,破坏铁路和城市通讯系统而达到顶峰。

魏斐德(F. Wakeman)曾经指出,当时的殖民者做出了“根本的错误估计”,

他们没有看到分裂是在城市、乡村之间,而不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再三地诉诸城市居民将使农村武装起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农村人愈来愈怀疑城市人已同敌人串通一气了 。

表面看来,这段评论抓住了农民、市民与殖民之间的微妙关系,然而殖民者“诉诸城市居民”的做法却很难被简单归因于他们忽视城乡分裂的“错误估计”,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在文化传播上对乡村的漠视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在这几个世纪当中,针对殖民地“市民社会”的宣传不再像布告的内容那般简单——对解放政治和集体文化意识的拆解、对普遍主义契约关系和法权关系的倡导、对殖民历史和不平等交换的掩盖——吞没知识分子政治想象力的文化宣传总是藏在各种极为复杂的价值观外壳下登台亮相。

实际上,“乡村与都市”、“内陆与沿海”、“国家与市民社会”,这些看似中国内部的“空间政治区隔”正是“陆地与海洋”这一资本主义世界最重要的“空间政治区隔”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呈现。麦金德(H. Mackinder)在他的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指出,好望角航路的开辟和美洲大陆的发现最终把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促成了“现代世界”中海洋与陆地的对立 。由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由掌握国家债权的金融家和商人群体操纵,因此投资战争并通过战争赔款控制殖民地海关,进而在沿海都市培植本土精英帮助拓展帝国的海外市场是英国殖民者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间接统治”。强世功将其概括为“统而不治”,即“殖民统治者避免采取直接的日常治理,并把这些容易引起殖民地人民反感的治理事务交给殖民地精英来做,从而避免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发生直接的治理冲突”,与此同时,殖民者需要“建构一套宪政体制来塑造殖民地精英与帝国精英的‘同僚’感觉……然后再建构精英养育机制来增强文化认同,强化殖民地精英对大英帝国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忠诚” 。英帝国的理论家柏克(E. Burke)在《美洲三书》中对殖民领袖进言道:

我要让殖民地的人民,总把他们公民权利的观念和您的政府相联结;——他们将缠住您,箍住您;天下没有任何力量,能离间他们的忠诚……是英国宪法的精神,涵濡了这广大的人群,进而渗透、喂养、统一、鼓舞了帝国的每一部分,甚至其最小的成员,并使得它们生气勃勃。

正如柏克的洞见,在这个海洋时代的“勇敢新世界”中,金融操纵和殖民贸易的顺利展开不仅要求军事力量的鸣锣开道,还要求文化传播和政治理念的统治力。当坚船利炮控制了航线、铁路和通讯这些殖民经济的生命线之后,文化与法的传播就成了维系英帝国既有权力和殖民利益的重要保障。让殖民地的都市精英臣服于“英国宪法的精神”,并让他们获得自由传播的权力,进而掌握文化领导权,形成对广大内陆地区的政治经济支配力,这正是殖民者指向世界大同和历史终结的宗教福音书。然而,正像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周边和运河沿岸发生的农民运动一样,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体系中,面向海洋、背对内陆的发展方式和文化意识难免会带来城乡之间的持久对立。在这种状况下,由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现代文化传播网络如何塑造乡村和农民,如何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让殖民者失望的是,外敌入侵和国家能力羸弱的现实带来了众多中国都市知识分子的思想觉醒,他们明确拒绝了通向殖民代理的“印度道路”。如果说近代早期的农民自发抵抗运动由于组织涣散、价值判断杂乱和缺乏现代化手段等局限难逃失败的命运,那么这种落后的状况恰恰给城市中的新生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历史机遇,正是十九世纪末开始涌现的几代启蒙者和革命者凭借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和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最终承担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重任,即在完成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抵御外部军事、经济和文化力量的侵扰。

如果我们观察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就会发现城乡对立实际上也是殖民时代中国被动现代化过程的组成部分。在“落后就要挨打”的资本主义世界文明中,普遍的人道主义和乡愁毕竟无法解决第三世界国民安身立命的问题。改变“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始国家形态,将政权力量深入基层,从乡村抽取原始积累的资源,举全国之力建设现代工业,这种发展路径虽然不那么可爱,但是却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化历程。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在政治经济意义上无奈的被动选择,能否在保障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主动创造一种不同于“强力意志”的新文明和新政治才是殖民地知识分子替全人类承担的责任。在现代化任务与乌托邦想象的张力之间,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探寻了各种不同的出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待乡村和内陆的文化态度,不仅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命运,而且表征了不同的文化政治和不同的现代化方向。

分享到: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相关专题


社区登录
用户名: 立即注册
密  码: 找回密码
  
  • 最新评论
  • 热门评论
查看全部留言

24小时排行 | 新闻频道留言热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