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现代化增加确定性——兼论主流媒体“我是谁？”

张立伟

2014年08月20日11:02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手机看新闻

【提要】中国现代化面临传统不确定性与新型不确定性的叠加。主流媒体是“议程设置的筛选者”、“关键事实的核实者”、“授予地位的赋权者”、“失序重整的监督者”、“科学认知的解读者”和“社区生活的组织者”，其引导受众从“想什么”到“怎么想”，穿透“秀我”时代的数据雾霾并培育公民理性，从而为中国现代化增加确定性。

【关键词】现代化主流媒体数据雾霾公民理性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树立了新标杆；而按香农的定义：“信息是不确定性的消除”；两者合观，主流媒体的一个功能将愈来愈重要——为中国现代化增加确定性。承担此功能，主流媒体也有更加明确的身份认同——我是谁？我的存在意义是什么？

一、百年语境与瞬间筛选

百年语境即“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百年语境就是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言语环境，简言之，百年语境即现代化语境。

媒体筛选新闻，筛选决定“什么问题应该居于公众关注与采取行动的核心”，这已为议程设置理论详细研究。①本文进而提出，新闻筛选的瞬间反映现代化语境，那就是主流新闻。媒体持续地、全面地筛选和凸显主流新闻，也就是主流媒体。原因如下。

时代主题的当下性。美国新闻学家梅尔文?门彻的一个深邃洞见被长久忽视了，那是他论新闻价值的“当下性”。“有时候，一种长期持续加温的情形会突然成为讨论和注意的主题。历史学家或许把这种情况描述为某种观念，这种新观念意味着某个时代已经到来。它一旦到来，媒体马上开始穷追猛打。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宣布‘向贫穷开战’。作为回应，报纸着手报道医疗和福利部门，走进城市的贫困地区寻找新闻。”②

门彻论述的现象，其实质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各阶段有其发展主题，那是各阶段的“当务之急”。当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就是当今的时代主题。这主题有两个分主题：规定方向的“制度”和规定方式的“治理”。而到各地，又形成不同的区域性主题及分主题，如新疆，自治区党委八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新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是，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新疆实际的发展路子，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现代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到2020年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体制机制。

以上这些时代主题→分主题→区域性主题及分主题，就是此时此地主流社会的当务之急。之所以主流，是因为融合着三种基本要素：以国家意志为核心、以大众意愿为基础、以发展方向为流向。你筛选的报道瞬间反映“主流社会的当务之急”，是把时代主题转化为“新闻议程”，让其成为“当下”公众关注与行动的核心。它不是主流新闻，还有什么是主流新闻？

历史发展的持续性。说过主流新闻，再说主流媒体。主流媒体对现代化的关注是持续的。中国现代化迄今有三个大的阶段：1840年～1911年，那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清朝末年的现代化起步；1911年～1949年，那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民国时期的局部现代化；1949年～至今，是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贯穿3个阶段的主线，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扣紧转型主线就有持续性。

持续性不仅意味着推陈出新反复说，以对抗信息的减弱和遗忘；也不仅意味着历史回溯的厚重感，站在前人肩膀上看未来；持续性尤其意味着对报道对象的辩证观。好多现代化措施是两难选择，以一面否定另一面就思维单线。像国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从2014年起实行“单独二孩”，有人据此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从一开始就错了，还举出中国加速进入老龄社会的众多弊端。其实，对历史稍作回顾，就可看到中国“底子薄、人口多”对资源环境造成多大压力，任何国家，只要在一段时间不断降低出生率，结果就是人口老化。中国是自觉选择低出生率加速老龄化的，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过快的后果比老龄化更严重。举一反三，好多现代化措施都是利害相权，这一阶段解决当务之急的主要矛盾，下一阶段，次要矛盾也许上升为主要矛盾。

六大领域的全面性。主流媒体对现代化的关注是全面的。全面现代化包括六大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与人。专门性媒体与综合性媒体由此分工，专门性媒体专注某些领域，综合性媒体得兼顾六大领域的全面均衡。而且，这些领域又是牵一发动全身，因为现代化是个系统进程，一个因素的变化将联系并影响到其他因素的变化。《西藏日报》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家庭开旅馆农民办公司青藏铁路正在改变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就是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交织。

以上把新闻筛选的瞬间，通过当下性、持续性和全面性，与现代化语境形成关联，它之所以主流，根本还是议程设置理论所言：“新闻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讲故事的传统，但是，好新闻不仅仅是讲故事，而是讲述那些对公民具有重要意义的故事。”③

二、秀我时代的数据雾霾

前面把新闻议程聚焦现代化，现进而论增加“确定性”。一般说，现代化意味着不确定，这不仅有“现代化引起不稳定”（亨廷顿）、“风险社会”（贝克）的详细论述，还有“中等收入陷阱”、突发事件增多的大量现实。特殊说，新媒体发展到自媒体阶段增加了不确定，“用户生产内容”制造出更多的数据雾霾。中国社会转型恰遇网络崛起，我们面临的是传统不确定性与新型不确定性的叠加。

美国学者比尔·科瓦奇等指出“我们今天所处的是新闻的‘秀我’（show me）时代”，我，指新媒体的用户。④我曾论述从传播角度看新媒体，关键在用户“参与”：由个性化诉求、进入圈子化交流、获得愉悦性体验，它是无数用户圈子聚合成的“小众媒体”。⑤在小众圈子，秀我——我，包括个人和圈子——太典型：美食、购物、聚会、开车、嘟嘴、剪刀手、有人看了部好电影、有人想入非非、呛口小辣椒倾情推荐、陌陌好烦哦手机都响爆了大哭……新媒体上传的信息是缺乏“筛选”，而时时刻刻成指数增长的“细大不捐”。

但是，细大不捐增加了不确定性。自媒体生态如道格拉斯?洛西科夫所言：“我们的文化就变成了人人都在试图抓住流逝瞬间的嘈杂状态。……推特大受欢迎，状态更新成了当务之急。我们每时每刻正在做些什么成了头等大事”。愈沉浸细大不捐，“数字世界的分支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与数据流中任何一个微小变化保持同步而采取的特别措施，到头来只是放大了这些变化在万事万物中的相对重要性。”⑥我略为补充，细大不捐，严格说是愈发看清了“细”，看清树枝、树梢、树叶甚至树叶上的虫涎……却很难看清“大”，别说见森林，连见树木都难。愈往细延伸，我们愈关注那些“细微”的圈子信息，圈子之外的共同处就减少，分割的小圈子还容易产生隔阂、猜忌甚至仇恨，这已为“信息茧房”、“网络巴尔干化”、“群体极化”等研究所证明。而群体之间缺乏共识，对“细”与“大”缺乏共同理解，再好的发展计划也会失败。新媒体细大不捐是特色，但是，为了群体的生存发展，必须有主流媒体的筛选，通过新闻议程，让公民对细与大、重要次要有些“确定”的共识。

秀我的“细大不捐”，决定主流媒体的筛选不可或缺。而秀我还有另一个更加不确定的特征：“真假难辨”，秀有动机呀！秀者，表演也，急于表演，以至出现了“迭代式新闻”。迭代者，迭加与替代也。这最初是作为网上创新提出，如杰夫?贾维斯说：“在网上，我们总是先发布消息，再编辑，……将写文章视为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哪怕最初报道不准确，真相也会在不断迭代中出现。他还把这称为“新闻的测试版”或“进程式新闻。”其信奉者还说：“别为了追求准确而耽误了消息的播发时间”；“播发正确的消息成本昂贵，而第一时间播发消息则成本低廉。”而迭代式新闻的反对者，直斥这是——“网络新闻的伪哲学”。⑦

理论无法检验理论，我们还是来看其在中国的实践。周廷勇先生概括迭代式新闻的特征：一是第一时间播发半真半假的消息；二是指望别人来指出错误，送上新消息；三是等待信息源主动联系；四是网民盲从，铺天盖地转发无意义的信息，进行无厘头围观；五是发布可补充的后续信息；六是媒体或法人微博卷入，市场化媒体跟进；七是网站转载，境外媒体关注，新闻跟帖与微博评论持续发酵；八是权威媒体定性平息或热点迁引、自然冷却。请注意，参与“迭代”者既有新媒体，也有急于秀我的传统媒体。事实真相出来了吗？周说的第八点是两种可能，或者主流媒体核实定性；或者热点迁引，即热点止于下一个热点，谣言止于下一个谣言……

为什么会这样？关键是，新闻的底线是核实，以此区别于街谈巷议、流言蜚语。即使第一篇报道有疏漏，第二篇或其他媒体报道会纠正或补充，以此类推，这整个过程是由记者和媒体机构的自律和他律来保证的。而迭代式新闻缺乏起点的底线约束和后续的机构保证，它只是把半真半假的流言第一时间搬到网上。至于等待网民或者“公民记者”来补充或核实，我论证了《公民记者乌托邦》，认为它根植于人性乌托邦，即假设人们会报道事实或真相，但这并不成立。从公民记者的实践看，主要还是：因虚荣而哗众取宠，因无知而信谣传谣，因恶意而诽谤中伤，把真相搞得更乱。⑧周廷勇先生对迭代式新闻有一针见血的描述：未核实便发布，未瞄准便开枪，没有最夸张只有更夸张。⑨

如果说，秀我的细大不捐还是降低能见度的“雾”，真假难辨经过迭代式发酵，就成了有毒的“霾”，它在突发事件时尤其危险。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追尾，本是重大交通事故，但是，不少微博、博客甚至一些传统媒体连事实都没搞清楚就“秀我”，要追究高铁建设的决策（兄弟！那是动车事故——不是高铁事故）；甚至把老网帖：《高铁——悄悄开启群发性地质灾害的魔盒》大量转载，据说是“中科院西安地球环境研究所的张拾迈教授至死不忘提醒相关部门停止修建高铁”。最后查明，“张拾迈教授”并无此人，网帖作者表示帖子是恶搞而非事实。结果我们都知道，这次事故的数据雾霾，是中国高铁建设遭受重大挫折的原因之一。

三、主流媒体的硬核、保护带

知己知彼，打个颠倒别见洞天，知彼知己，通过别人发现自己。秀我时代制造更多的数据雾霾，愈需要主流媒体增加确定性。你细大不捐，我必须筛选；你真假难辨，我必须核实。筛选和核实，是主流媒体的硬核——核实是基础，筛选是定位，两者任缺其一，主流媒体就要崩溃。

英国哲学家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理论有“硬核”和“保护带”。借用这个说法，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的区别，关键在硬核。没有核实，不是新闻媒体；不同筛选，媒体又分出主流和边缘——狗仔队也核实，但八卦还是八卦。因为秀我时代“真假难辨”很明显，大家都意识到核实的重要，甚至有预测主流媒体将主打“求证性报道”，真理多跨一步即成谬误。事实那么多，宇宙爆炸、苍蝇搓脚，你求证得过来吗？你在是筛选范围内核实事实，核实是从属于筛选的。

再听拉卡托斯说，硬核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它“禁止否定”，如否定万有引力定律，牛顿理论就完蛋。而硬核周围有保护带，它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它带来“积极启发”，通过调整或拓展带来新成果，牛顿的支持者把每个新困难都变成牛顿纲领的新胜利。⑩本文引入这个区分，既强调硬核禁止否定，不可须臾或缺；又重视保护带的积极拓展，让确定性更具体。后者要修订科恩的名言：媒介告诉受众“怎样想”可能不成功，但告诉“想什么”却很成功。不！硬核就是告诉受众“想什么”；保护带则进一步引导他“怎么想”，在保护带，主流媒体还是赋权者、监督者、解读者和组织者。

授予地位的赋权者。赋权即赋予权利或权威，再分配社会发展的参与或决策权利。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早就阐明大众媒体有“授予地位”功能，授予地位与时俱进，即成赋权。《深圳商报》2014年1月报道《深圳“五华”现象启示录——从五家标杆企业看“深圳基因”》，把5家深圳企业：华为、华大基因、华强科技、华侨城、华南城，作为“五华现象”推出，“五华”发展路径不一，却有共同基因：长于特区、顺应潮流、不惧竞争、成于创新。

深圳当然还有其他优秀企业，如互联网的腾讯、地产的万科……但是，主流媒体“这次”就赋权了“五华”。这新名词迅速引发网络关注，在新浪微博成为热门词。往往见主流媒体对新媒体的“双向互动”自惭形秽，这真是牵强伤心！施拉姆早就思考过不同媒介的短长：“利用大的媒介（即电视、电影）来进行双向传播是困难的，但它们可以用来有效地授予地位、奖励成就和集中注意。……在电视或电台中使一个地方农业顾问出现可以提高这个人的地位。在媒介中称赞一个地方性的计划对它是相当大的奖赏。” ⑾

进一步说，深层互动还会损害赋权，因为深层互动意味着互相控制，以及在互动过程中对事件的控制。“在媒介和传播研究中，互动控制是互动最重要的维度。”用户参与传播，“能够使传播的另一面有所不同。”⑿果然，网上很快出现质疑，认为“五华”的创新能力被高看，有自吹自擂之嫌。你怎么深层互动？听网友的话（互相控制）、降低对“五华”的评价（控制事件）？

不！主流媒体的优势不在互动，而在赋权。报社进而联合深圳社科院经济所召开专题讨论，让学界发言升华主题；再对“五华”企业逐一个案解剖：华为如何面对世界第一的龙头地位、华侨城如何解决综合服务商的转型……这组报道引起深圳中小企业主的极强关注，认为挖出了经验，说出了道理。⒀这就是实实在在引导受众“怎么想”。加入已有话题的互动让人亲切，你呼我应现在、你唱我和现在、“一碗热汤慰寂寥”现在、怜相同病也相同现在，这媒体真是自己人；而通过赋权，创造一场无可替代的新会话，引导公众思考新话题，得到突然间碧波荡舟般酣畅的新启示，这样的媒体会受到尊重！

失序重整的监督者。再一重要的“怎么想”是舆论监督，我们讨论了那么久舆论监督的“建设性”，且以“失序重整”诠释建设性。社会转型期失序不可避免，它根植于现代化本身，因为现代化把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解放出来，也把人的利欲、贪欲、自我膨胀欲给释放出来，失序是现代化的孪生兄弟。就失序报失序，由于媒体有“授予地位”功能，反而可能放大失序。更有价值的是重心挪移，把重点从“失序参与者”挪到“秩序修复者”身上，对重整秩序的活动给以更多的关注。黑龙江电视台的《新闻夜航》栏目，规定监督报道播出后必须跟踪采访，反映有关部门为解决问题采取的措施、解决的结果。

既使一时没结果，关注“重整”也从守卫秩序中增加了重量。广东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双到”扶贫工程，把每年的6月30日作为“广东扶贫济困日”。2011年5月，《南方日报》推出《“双到”扶贫AB面》系列报道，每期均正反对照：A面报道扶贫中的先进典型，B面报道落后个体，每期配评论，如《驻村干部不驻村扶贫难免“走过场”》；《企业“举牌”赢掌声更要兑现责任》；《扶贫要花钱更要花心思》……正面激励和鞭策落后形成强烈对照。⒁以失序重整诠释舆论监督的“建设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序渴望。监督偏差，同时表达出“什么是规范”的价值判断。二是拨乱反正。揭露并协助惩罚那些失序者，再次合法化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发展秩序。

科学认知的解读者。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经常要靠解读引导受众怎么想，但往往要求解读“独到”或“深刻”，这就未免大而无当，解读要定位在“科学认知”。现代化意味着专业化，分工愈来愈细密，现代社会愈来愈存在两种知识：专业化知识和大众常识，前者在专家之间讨论，后者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流传。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在传播后者中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当某种知识影响到大规模受众的生活，主流媒体的解读是以科学认知在专业化知识和大众常识之间搭起桥梁，比如，PX是低毒还是剧毒？这不需要“独家见解”，把科学认知用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解释清楚就好。

社区生活的组织者。主流媒体是“影响有影响的人”，延伸这个关键，通过组织“有影响的人”就能组织社区生活。新媒体已经深刻嵌入当代，新技术本身就是社会环境，那就把新媒体一起组织。中原报业传媒集团所属的中原网，于2011年10月开通“心通桥”网络行政平台。在网上复制郑州市四级社会管理部门：市、县、镇、社区，每个管理部门有子平台，开设“问题反映板块”和“公告板块”。在工作时间内，来自四级政府1300个职能部门的4000多名“网络公务员”，必须在4小时内发现自己板块的网友诉求，给予处置回复或呼应性回复。不属于自己部门的问题，也必须4小时内通过“心通桥”平台报送或下派其他部门。来自基层的多是民生事项，热点多、燃点低，不少隐性社会问题得以及时发现并解决。2012年2月，国新办简报向全国推广“心通桥”网络行政经验。⒂

我曾论证传统媒体是大众媒体，新媒体是小众媒体。传统媒体擅长把同一信息传给大规模受众，相反的事它做不到，即“小众对小众”的交流，甚至“心通桥”这样“一对一”的呼应，那正是新媒体的擅长。⒃传统媒体办网站也多矣，把网站当大众媒体办门可罗雀也多矣，其实，明确大众媒体和小众媒体的区别，以主流媒体为主导——中原报业传媒集团才能办这个郑州四级“网上政府”——发挥新媒体的长处去组织社区生活，引导受众通过日常生活，由怎么做到怎么想，那才是大有发展潜力之路。

以上把拉卡托斯的“硬核”和“保护带”，科恩的“想什么”和“怎么想”捉置一处，主流媒体的身份认同通过新闻实践和社会关系建立——我是谁？——主流媒体是“议程设置的筛选者”、“关键事实的核实者”，这是不可须臾或缺的硬核，也是所有主流媒体的共性，它把社会注意引向那些对公民有重要意义的时代主题、历史发展、现代化六大领域，它引导公众“想什么”。同时，主流媒体还是“授予地位的赋权者”、“失序重整的监督者”、“科学认知的解读者”和“社区生活的组织者”，⒄与硬核不同，这是时而凸显这块、时而轰鸣那块、甚至某些暂时缺位的保护带。保护带的不同凸显，让主流媒体显出个性差异，但不管凸显什么，赋权、监督、解读、组织等等，都有明确的认知框架、主导角度、文本修辞……它非常具体地引导公众的视角和意见，即告诉公众“怎么想”。这从“想什么”到“怎么想”，不仅引导公众穿透秀我时代的数据雾霾，而且日复一日、时时刻刻为中国现代化增加确定性。

四、新媒体小事件及公民理性

但是，数据雾霾能穿透吗？本文的立足点是强调议程设置的筛选，当前，恰恰对筛选大有争议。

据说，新媒体已经抢去了议程设置权，据统计，2013年前100大热点事件的传播，由网络大V等首发或主导的占了近一半。我们且假设这个统计数字完全准确，但有疑问的是那个“首发或主导”。李立峰先生对比研究两个香港案例——巴士阿叔和机场阿婶。阿叔在巴士上大声打手机，被人提醒反辱骂对方；阿婶登机迟到，坐地上大发雷霆；两者都被人拍短片上网。唯一的区别是，阿叔得到多数香港报纸的报道，几次上头版头条；而阿婶只有零星报道，“新闻媒体没有用大篇幅去‘炒作’事件，……没有尝试从事件中提出有趣或重要社会意义的议题”。结果，阿叔成了国际名人，连英国报纸都报道，阿婶网上热一阵就熄火。

李先生提炼出一个重要概念——“新媒体小事件”——事件引爆于网络，但只要主流媒体依据新闻价值简单报道，那事件的规模和影响就很有限。反之，主流媒体大力介入，就会“小事变大”。⒅ “新媒体小事件”射进一束光，让我们看清“首发或主导”不同。哪怕热点100％由网上首发，只要主流媒体依据新闻价值判断不介入，网上就只能“首发”，不能“主导”！

要把这个关键区分说清，明确新媒体小事件之所以“小”，再听李彪先生分析：传统媒体不介入，一是使网上信息吸附的注意力资源大打折扣，因为传统媒体代表庞大的受众群和大量的新闻网站转载。二是使网上信息的可信度也大打折扣。三是“沉默的螺旋”无法发生，因为传统媒体一般是沉默螺旋的启动器。四是网络热点更迭极快，信息迅速被其他热点吞噬，没有进入更多网民乃至社会公众的视野。他说：“即使刚一开始事件引爆于网络，但其迅速扩散必然经过传统媒体的报道或者转载，这个环节是网络信息由草根传播场域进入整个社会信息传播场域的必备的环节”。⒆道理说得够清楚了，新媒体小事件的普遍存在，反证主流媒体由筛选而设置议程的功能并没有过时。

那么，有没有网上引爆而主流媒体必须介入呢？当然有。2010年底，乐清市寨桥村前村主任钱云会被一辆工程车压死，很快说成被人摁住碾死。最早消息来源是某村民，据他说，他看到车停在那儿，钱云会被轧在车下，他与钱私交很好，感觉有人谋杀，但他并未亲眼看到。由于村民与政府因征地补偿早有矛盾，几个村民遂在当地网络论坛发帖：“蒲岐一苦难的村主任为民办事的好村主任今早被杀”、“乐清寨桥千古奇冤”……

这件事是现代化进程中典型的传统不确定性（征地补偿生矛盾）与新型不确定性（帖子真假难辨）的叠加，又因新媒体传播迅速、瞬间动员等特征，3天之内，“天涯社区”、人民网“强国论坛”以及温州当地网站“703804”的访问量高达400万人次，网评网议超20万条，对事故性质是交通事故还是谋杀展开激烈讨论，很快成为一场遍及全国的公共事件。它成了“大事件”，主流媒体当然应该介入。

筛选进来，此事真假难辨是关键，基本手段就是核实。一是核实无情事实——说谋杀的目击证人是否看到事发经过？所传的谋杀方式：四个人摁一个人，从物理或生物角度看是否可能？二是核实制度事实——乐清市“钱云会案”侦办单位说的话是否可信？而后者往往又基于无情事实——钱出事当天戴有附微录设备的手表，真实记录下事件全过程。手表最终被找出，证明确实是“普通交通事故”。⒇主流媒体报道整个核实过程，尽管仍有人不相信，但对绝大多数公众，事件尘埃落定。

我们从香港走到乐清，香港“机场阿婶”主流媒体不介入，它只能成为新媒体小事件；乐清“钱云会案”主流媒体要介入，及时还原事实真相；两者都是网上你首发，我主导呀！主流媒体报与不报、说与不说、浓墨重彩还是轻描淡写，对议程设置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深一层看，主流媒体的议程也不是凭空设置，没有新媒体，多数是对已有议程——通常称为“社会问题”的筛选，20世纪70～80年代引起国际关注的代沟、生态、有毒化学物……都是先有社会问题，再有媒体议程。有了新媒体，主流媒体再增加对网上议程——现在称为“网上首发”的筛选。你过去不担心别人先行界定社会问题，现在怎么焦虑和恐慌网上首发呢？马克斯?韦伯的著名命题：现代化就是理性化。主流媒体自己要理性，“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必须明确我是谁，我的存在意义是什么，才能理性筛选和核实那些对公民有重要意义的事实。

而这从筛选等的硬核到赋权等的保护带，除了增加特定事件的确定性，还有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功能——培育公民理性。公民理性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要靠时时刻刻的事实培育。身边事实可凭常识判定，身边之外的事实只有依靠媒介。主流媒体筛选等等的合法性来源于新闻的客观性，是对客观事实符号化再现的媒介真实。按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的说法，极而言之，世界上存在两类事实：无情事实与制度事实。无情事实不依赖任何人类制度而存在，主要指物理和生物事实；制度事实只在人类制度中存在，货币、法律、政府都是依赖于人们同意的制度事实。主流媒体时时刻刻符号化呈现这两类事实，就是点点滴滴培养人们的理性态度。因为事实无法靠咒语来改变，你可以跳神、画符、算命、叫魂、相信大象生蛋、祈祷下场啤酒雨、说6＋6＝13、梦见和饭岛爱一起晚餐……但你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令人惊奇的东西——事实！公民理性，正是由于事实——包括身边事实和媒介真实的无限重复得到培育和巩固。

美国社会学家阿列克斯·英格尔斯认为，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中，人的现代化至关重要。人的现代化的核心是科学态度和理性，这主要是量的区别：从个人看，人总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关键是何者占主导；从国家看，理性主导的公民数量有多少。而影响人的现代化的因素，第一是学校，第二是大众传媒。而本文前面的分析说明，部分大众传媒也急于秀我刷存在感，加入细大不捐、真假难辨，增加了新型的不确定性。那仅次于学校的培育公民理性的工具，就是主流媒体了。

前面分析中国现代化面临传统不确定性与新型不确定性的叠加，必须明确，历史是由一连串短期或偶然事变组成，一个真假难辨加媒体广场动员可以带来重大曲折，历史一瞬间可以是一代人的几十年，甚至永远改变社会发展的进程。事后不管如何证明当时“被愚弄”，那也是事后诸葛亮了，历史无法挽回了。而要把各种不确定性降到最低，根本是要靠众多的理性公民——重事实、重证据、不盲从街头情绪、不凭想当然站队、对众声喧哗的喧嚣与噪动保持警惕，对风险社会、突发事件、细与大、真与假进行清醒的理性思考，这是中国现代化最深厚、最广泛、最持久的确定性。而主流媒体明确我是谁，不仅通过筛选、赋权等等的一次次报道增加确定性，更通过持续长期的媒介真实培育公民理性，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从而为中国现代化做出不可代替的贡献。

原载《当代传播》2014年4期

注释：

①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②梅尔文·门彻：《新闻报道与写作》，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③同注1，第7页。

④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⑤张立伟：《小众媒体崛起与大众媒体新定位》，《当代传播》2012年第6期。

⑥道格拉斯·洛西科夫：《当下的冲击》，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⑦瑞安·霍利迪：《一个媒体推手的自白——揭露营销神话背后的真相》，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162页。

⑧张立伟：《公民记者乌托邦》，《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3期。

⑨周廷勇：《防止“不对称效应”误导舆论——迭代式新闻语境下把握和掌控舆论的思考》，《新闻研究导刊》2014年第2期。

⑩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6、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