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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业的群众路线——

[学子论文]谈邵飘萍新闻事业的功能观

王朋

2014年08月27日15:41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手机看新闻

【摘要】:在1924年出版的《新闻学总论》中,邵飘萍先生论述了报业的性质和新闻事业的功能。其中邵飘萍先生对新闻事业特质的解释对当今的新闻事业的功能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本文主要就邵飘萍的新闻事业功能观进行探讨。

【关键词】:新闻事业;邵飘萍;《新闻学总论》;功能观

问题的引入

邵飘萍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著名的报人、《京报》创办者,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1924年出版的《新闻学总论》是邵飘萍新闻学丛书的第一编,主要是由邵飘萍在当时的国立政法大学讲述新闻学的讲义整理而成。全书内容包含新闻学之全体概要,如,新闻事业之特质、新闻记者的地位和资格以及我国新闻事业的现状等。书中以新闻为本位,涵盖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本书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新闻事业的特质。本文主要就邵飘萍的新闻事业的功能观进行探讨。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盛行的是现代自由主义新闻思潮。20年代主张报纸按照商业化原则运作,在报业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坚持报纸独立的经济自由主义新闻思潮和新闻职业化诉求占了上风。[1] “新文化运动”后,在这种资产阶级新闻学自由主义思潮下涌现出像邵飘萍、徐宝璜、戈公振、任白涛等著名报人和新闻事业追求者。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主要讨论的是:媒介是为实现国家权力服务,还是为保障公民的权力而服务。“新文化运动”后,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在思想界广泛传递启发了国人对“个人”和“个体价值”的认识,而且当时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救亡”、“启蒙”也是时代主题。这些因素下,中国报人选择了报纸应该为保障公民的权力而服务的思想,提倡报业应当是“社会公器”,而非政治家的手里的“利器”。[2]强调报业的功能应当体现为“公共性”、“公共意志”、“公共愿望”。[3]邵飘萍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开始了自己的报业生涯,担任《时报》、《时事新报》、《申报》、《新闻报》主编并创办了《京报》。其对新闻事业的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社会公共机关

社会公共机关在《新闻学总论》中的解释为:“新闻纸之重大任务,既在对于人类间互相传达其意志、感情、趣味、知识与夫一切利害有关之消息,故从事于新闻事业者,第一当彻底觉悟新闻纸之为社会公共机关;根据事实与信奉真理,皆以社会公益为标准,非办理新闻社之个人或团体所可因一己或少数人之感情、趣味完全不同……欲判断新闻纸的价值之有无、大小,即以是否适合乎社会公共机关之特质为第一必要条件。”[4]在这里,社会公共机关成为新闻纸的价值以及新闻事业成立的第一个必要的条件。这个也是自由主义本身所提倡的。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套关于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的理论,起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潮主要是探讨公众、媒介和政府的关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核心主题是:媒介是为实现国家权力服务,还是为保障公民的权力而服务。在这种思潮下,媒介的责任就是履行社会公共机关的职责。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为社会公共机关的见解,第一,为从事于新闻事业者所认知,始终坚持,无使或失。第二,在社会方面,应该让民众都了解新闻事业的定位。呼唤民众应当摈弃那些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不正当手段欺蒙侥幸之辈。第三,在经营方面,新闻事业应当以社会为本位。其主张社会上人人都是报纸的股东、社长、主笔,因而报纸不可以不以社会上大多数股东的利害为标准,定其事业方针。且邵飘萍认为:“今后之新闻事业,必日趋于“社会化”,决非少数一部分人所可得而私垄有断者耳。”

邵飘萍的关于新闻事业功能的观点因而成为“五四”前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思潮的典型代表。即新闻事业在社会文化方面表现为媒介是公民自由表达意见的平台。在经济方面则是拥有独立的经济权的自由企业。在政治方面,则表现为存在于政府权力之外的“第四权力”。[5]

二、国民舆论代表

邵飘萍在其著作中谈到,“世界自有历史以来,无论何种人物,莫不冠以国家或民族之名而出现,至现在之时代止,尚未许“无籍者”之存在。”[6]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是以国家或民族的形式而存在的,国民是国家或民族的一份子。另一方面,国家与民族都是社会的一个要素,形成这种要素的每一个国民。因而他觉得作为社会公共的新闻纸也应当是国民舆论的代表。他认为新闻事业作为国民舆论代表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社会第三者”中立的立场反映舆论

通过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报纸,就可知道这一国家或地区的国民意向之所在,就可以了解到舆论之所向。即“欲考察一国国民之言论思想者,多于新闻纸中求之。”[7]所以报纸充当了反映国民意向和国民舆论方向的角色。并且主张存在不同的言论,存在不同的意见表达,并认为这是国家国民繁荣发达之根本目的。报纸是社会公共机关、是社会公共资源,服务的对象应该是社会大众。“新闻记者所处第三者之地位,不但见之于政治,即凡一切团体之行动,彼亦不肯贸然加入焉…故新闻记者与可能的范围宁避免加入于任何名义团体,以始终立乎筑于真理事实之上之第三者的高垒焉。”[8]新闻记者如此,新闻事业亦然如此。“不党不私”才能维护第三者的地位,中立地反映舆论。

(二)独立的监督政府的“瞭望哨”

报纸除了作为国民舆论代表、反映国民之舆论外,还应起到“第四权力”的作用,对舆论进行监督。邵飘萍谈到:“吾人执笔而为新闻之纪载、评论时,即当默察多数国民之心理,与夫人群发达进步之潮流,不敢因一人一时之私见或利害关系发为非国民的悖谬之议,致失多数国民之信仰与同情。”[9]这就要求报纸独立于政治权力和党派之外,作为“国民舆论代表”,从而“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起到对政府进行监督的作用。[10]报纸这一重要地位和角色和邵飘萍在著作中对“外交记者”的地位描述是交相辉映的。“(例一)直接间接影响于国势之盛衰,人类之幸福…(例二)因新闻政策之关系,世界各大报馆,皆不惜巨资以提供外交记者之活动…是故外交记者(访员)所处之地位为社会、国家、世界之耳目。”[11]无疑报纸和“外交记者”处于社会交往的中心地带。从传播和交往的意义上来说,新闻事业就对社会起着 “瞭望哨”作用。

三、最普遍的教育

徐宝璜在其著作《新闻学》中谈到新闻纸之职务时认为新闻纸在提倡道德、开启民智方面具有重要的责任和作用。[12]邵飘萍早年在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师范科读书时,就读过《民报》、《新世纪》、《新民从报》等,使其深受教育和感染并开始为《申报》写地方通讯,并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新闻人生。邵飘萍可以说是那个时期受到报纸启蒙教育的代表。在其著作中他写道:“新闻纸之教育的任务,既不仅为舆论之代表,而兼负有指导纠正之职责,则尤应根据事理,人醉独醒,挽救群众之谬误,使其回复于正轨。”[13]从长远角度来说,新闻事业的教育作用是最重要的一点。他认为报纸作为新闻事业,在教育方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满足人们现实的知识需求

人们接触新闻媒介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客观世界的变动,掌握现实世界的信息。并从这些获取的信息当中选取适宜的部分成为自己的知识增长。新闻事业的其他功能都是依附在提供信息的基础上的,这个是报纸,是新闻媒介存在的首要理由。[14]报纸由于其特有的传播特点:传播速度快,更新周期短,传播面广等。在民国时期,使得其成功地作为一个满足人们现实只是需求的工具。报纸为何能如此,邵飘萍解释道:“盖因人人心理中,皆有不可满足之新知识的需求。新闻纸以“日日新又日新”之各项消息、趣味、实益与夫一切有关人生之问题及答案,每日供给多数读者之需要。”虽然这样的描述有夸张之嫌,但报纸作为信息媒介,在提供知识方面的作用应该是在任何时期都存在的。因而报纸提供国民需要的知识的作用被邵飘萍称为报纸是“活的教育”。[15]

(二)培养国民认知能力

“教育与人之知识有如面包,新闻纸与人之聪明则如空气。”[16]在报纸成为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时代,报纸对社会环境的影响犹如空气,污浊不堪的空气好比不负责任的新闻事业则会损害社会,损害国民的健康。因而作为报纸的大众传媒其传播效果直接影响到受众的认知能力。在“认知”层面上的传播效果是一个循序发生和深化的过程,它对“思考对象”即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产生影响。[17]报纸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在营造一种“拟态环境”或帮助人们在脑海中描绘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因此,报纸的报道是否客观,信息是否真实,新闻是否全面对人们的认知世界能力具有直接的影响。邵飘萍也在著作强调报纸在此的责任:“我国今日尚在幼稚时代之新闻纸,却以“新闻材料缺乏及所在消息不确”为两种极大病根。吾当竭力设法弥补上述之两种缺憾,以无负于教育之任务,此为业新闻者与社会中之人人所当共相策勉之事。”[18]

四、结语

邵飘萍是那个时代的新闻人在西方新闻观念移植过程中创新与冲突的典型。他是第二次资产阶级新闻研究热潮中的代表学者之一,《新闻学总论》虽是他在大学的上课讲义,且随讲随编,但在当时已超越梁启超时代关于报纸功能等方面的论述。《新闻学总论》与同时期徐宝璜的《新闻学纲要》都可以称作是中国新闻学理论的开山之作。这个时代的新闻人在受到自由主义新闻思潮的熏陶后,此时期的新闻事业必然行走的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路线。但邵飘萍身上也体现那个时代报人的矛盾性,或者说是潜在的情感,即中国传统士大夫“政治救国”的情结和精英份子意图参与民族发展的因素夹杂在其办报过程中。从飘萍先生的著作中可以发现,既追求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提出新闻事业应充当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又“纠缠”于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价值当中,高呼新闻事业应该是最普遍的教育、“活的教育”,以致启蒙社会。虽然近代史的演变使其包括同时代的报人都成为“救亡”主题下的高呼者,但他的关于新闻事业的功能理解仍然不变。

邵飘萍,近代史上自由主义新闻者的代表。其关于新闻事业功能的主张仍然是当下新闻业者追寻道路上的范本。

(作者系: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信息传播与管理系)

注释:

[1][2] 姜红:《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潮的流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2期

[3]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三联书店,1955年版,360~364页。

[4] 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104页。

[5] 姜红:《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潮的流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2期

[6][7] 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106页。

[8] 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117页。

[9][15]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107页。

[10] 刘国强 罗芳:《邵飘萍: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的追寻与失落》[J],《新闻知识》2009年第3 期

[11]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16页。

[12] 徐宝璜:《新闻学》[M],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4月第1版。

[13] 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109页。

[14]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3版,128页。

[16][18] 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108页。

[17]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214~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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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惠丹(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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