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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现象及突围路径

吴 楠

2014年12月19日13:22    来源:视听    手机看新闻

摘 要:在电视综艺节目风生水起之际,其“泛娱乐化”现象也日渐突出,并屡遭诟病。尤其在《中国好声音》《非诚勿扰》等一批“引进”节目掀起收视狂潮之际,各卫视的音乐选秀、亲子互动、达人竞技、职场比拼等节目形态与表现元素如出一辙,电视娱乐节目陷入“泛娱乐化”境地,导致电视节目的创新力匮乏,传播力衰竭。本文集中探讨电视媒体如何走出“泛娱乐化”怪圈。

关键词:电视节目;泛娱乐化;突围路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本作为释放压力的“娱乐”裹挟着改革的浪潮席卷整个中国。作为诉诸视听效果的电视媒体,在激活感官细胞的过程中,把媒体的娱乐功能发挥得漓淋尽致。继《快乐大本营》之后,《超级女声》打造的平民神话、《非诚勿扰》制造的视觉冲击、《中国好声音》建构的听觉体验、《职来职往》虚拟的情景体验,无不放大了电视的娱乐功能。“娱乐已不仅仅是电视媒介的一项功能,而是成为了当今电视工作者创意节目、表现节目与完善节目的一条主线。”[1]娱乐本身并没有目的性,因为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生理需求,健康的娱乐有助于缓解疲劳、释放压力。然而,喧闹的电视节目的娱乐化正在朝着“伪健康”的娱乐方向发展,导致“泛娱乐化”现象日渐突出,破坏了电视生态环境的良性建构。

一、泛娱乐化:电视综艺节目的窘境表征

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尼尔`波兹曼认为,人们的媒介行为由电视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电视作为一种视觉媒体,它向人们提供动感、斑斓绚丽的画面,“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2]在人们追逐娱乐享受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监管机制和自我约束,娱乐逐步泛化。泛娱乐化指“电视媒体制作、播出的格调不高的娱乐类、选秀类节目过多,人为制造笑料、噱头,恶搞、戏说泛滥,连新闻、社教类节目也掺杂娱乐元素,甚至用打情骂俏、大话性感、卖弄色相的情节和画面来取悦观众。”[3]

首先,“同质化”削平了电视的深度意义。电视节目同质化主要是指目前电视媒体存在的“以大致相同的节目制作手段、制作流程、节目类型,传递大致相同的各类信息的现象。”近年来电视同质化现象愈演愈烈。继湖南卫视播出《超级女声》之后,《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等一大批规则、场景类似的选秀节目纷纷登场,掀起了电视娱乐节目的第一次“同质化”狂潮。2010年江苏卫视的一档交友节目《非诚勿扰》的热播,迅速刮起了一股相亲风,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浙江卫视的《为爱向前冲》等成为电视荧屏上风靡一时的节目样式。相似的节目样态加剧了电视媒体的“同质化”进程,表征了电视娱乐文化“泛化”“异化”的生态转向,使人们踏上了尼尔?波兹曼所言的“娱乐至死”的不归路。[4]

一档节目火爆之后,东施效颦者众多,但缺乏文化内涵和创新意识,往往一哄而起后却昙花一现。模仿与拼贴让电视节目创新力匮乏,文化内涵与价值意义备受拷问。

其次,“商业性”挑战电视的娱乐边界。鲍德里亚认为,我们已经深入一个被消费包裹的世界。电视荧屏上充斥着浓郁的商业气息。比如,加多宝与《中国好声音》进行了有效的捆绑,在三季《中国好声音》连续获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加多宝也成为了最大赢家。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电视节目的赛事流程存在诸多争议,特别是短信投票机制。在所有的选秀类真人秀节目中,我们听到最多的不是有关选手们的情况,而是主持人这么一段话“请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为你所喜欢的选手投上一票。”短信投票作为除广告外电视台商业利益追逐的另一个手段,其目的无可厚非,但是此类节目中短信收费标准严重畸形。平常的短信费用一般是“1角/条”,但在这里短信费用高达 “1元/条”或“2元/条”,足足高了10倍或20倍,与其说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节目互动,还不如说是为了主办方更方便地敛财。此外短信投票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公正性问题。关于短信幕后操纵的消息不绝于耳,透明度不够使得短信黑幕的存在严重伤害了此类节目的公信力。

再次,“虚假性”欺骗电视受众的情感。刻意的煽情掏空观众的真实情感,每当选手们站在对决台上或是即将到晋级待定席上,主持人都会让选手说说自己的感受,然后不失时机地请出该选手的同学、好友、老师、父母,甚至有的时候是年纪颇大的粉丝,来达到煽情的目的。如果某个选手的家境并不是很好,那更是抓住这一点,以充满感染力的语言讲述了选手的酸苦辣。

真人秀给人们提供窥视的快感,它仿佛为人们建构起来一架专门的“窥视机器”,通过电视的推波助澜,每个人心灵深处隐藏的窥私欲望会发展为一种万众共同参与的娱乐消费形式,个人的私生活也堂而皇之地成为了“钱景”的消费资源。

二、电视节目“泛娱乐化”的应对策略

1.加强节目监管力度

电视节目要走出泛娱乐化的怪圈,需要监管部门从政策上进行调控与管理,为电视节目营造健康有序的传播氛围。2011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的“限娱令”,对娱乐节目的播出时段、播出数量、节目质量等进行了规定,如若违反规定则勒令停播。“限娱令”给文化类、财经类、公益类节目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深圳卫视的《年代秀》、广东卫视的《财经郎眼》等一批创新性较强的节目提前了亮相时间。当然,电视台自身的监管也是解决“泛娱乐化”问题的有效良药。

2011年中央电视台节目评价体系进行了重新调整,标志着收视率末尾淘汰制的终结。新的评估体系将引导力(节目导向、价值观)、影响力(公信力、满意度)、传播力(收视目标完成度、收视规模、忠诚度、成长趋势)以及专业性等作为评价指标,体现了电视媒体在新时期需要秉承人文情怀与社会责任。北京电视台也对节目评估体系进行了调整,更看重节目的“社会责任、品牌价值、文化品质和专业品质”。浙江电视台从五个综合方面来评估电视节目,包括新闻公信力、人文美誉度、品牌影响力、平台覆盖率和收视率。

2.培植文化内涵

当前,电视节目的异化生产与其文化内涵缺失有很大关系。缺失文化内涵,电视节目的生命力就必然消退。因此,需要不断加强电视节目的文化创新与主流价值观的表达。“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不仅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的基本取向,而且关乎主流社会乃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在发展的中国,尤其需要进取的、健康的、高尚的主流价值观来引领全民族的精神境界,不断提升民族和国家的力量。这种主流价值观归结起来就是,向真,向善,向美。”[5]比如,央视的春晚,每年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这个主题都是和当年的国家大事或者主流话语表达有关,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春晚“家国同构”的叙事表达。

在电视创造过程中,电视媒体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传播。传统文化凝聚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与社会共识,因此有必要进行强化。“我国电视节目制作者应多挖掘中国的传统资源和民间资源,充分研究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接受心理,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先进的时代精神的有机融合。”[6]比如,河南卫视推出的《汉字英雄》、中央电视台的《汉字听写大会》的热播,掀起了一股汉语热潮。两档文化节目都对于文化的传承有着积极的作用,也是电视媒体进行文化创新的一种有益尝试,给观众以心灵洗涤。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罗明曾指出:“娱乐性并不等于文化的缺乏,更不是趣味的低俗,娱乐节目必然要蕴含着一定的价值导向和审美取向,蕴含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教育功能,让娱乐更大程度地融入社会生活。”因此,电视节目创造者要在遵循电视传播规律的同时,坚守文化创新,注重娱乐品质,提升电视节目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责任感,释放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正能量,谱写中国电视事业崭新篇章。(作者单位:重庆市沙坪坝区新闻中心)

注释

[1]赵红勋.娱乐化背景下“电视人”的生存环境[J].新闻爱好者,2011(10)

[2]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6

[3]刘景泰,洪兵.电视节目泛娱乐化的成因和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9(11)

[4]赖黎捷,赵红勋.创新与责任:电视媒体生存路径[J].新闻界,2012(13)

[5]王书洋,泛娱乐化时代电视媒体责任的迷失与回归[J].艺术广角,2009(3)

[6]郭世俊.浅析我国电视节目泛娱乐化现象[J].今传媒,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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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谢琳(实习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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