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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包新闻:一个亟待关注与研究的领域

张伟伟
2016年05月31日11:12 | 来源:今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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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兴的媒介技术为新闻受众提供了多种参与新闻生产的方式。近年来,众包新闻逐渐崭露头角,成为用户参与新闻生产最突出和有影响的一种方式。从本质上来说,“众包新闻”源于用户的自愿贡献。因此,根据用户贡献性质的不同,“众包新闻”可以分为众包内容(Crowdsourcing Content)和众筹新闻(Crowdfunding Journalism)两大类别。在我国业界,不少媒体机构和从业者个人已经开展多种形式的众包新闻实践。然而在我国学界,对于众包新闻的研究还未成为一个有意识的学术话题。伴随着众包新闻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学界迫切需要对这一领域加大研究与投入。

关键词:众包新闻;众筹新闻;用户动机

移动互联网时代,以社交网站和手机客户端等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产品,为网络用户参与新闻业提供了多种途径。其中,“众包新闻(Crowdsourcing Journalism)”作为用户参与新闻内容生产最为突出和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极大地冲击了新闻从业者在公共信息流通中的“把关人”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众包新闻”的出现,表明新闻机构已经无法保持他们对公共信息的“排他性管辖”,新闻业迈入“去专业化”的进程。然而,梳理中外文献,关于众包新闻的研究却尚未形成一个成熟而系统的、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和自身特色的研究领域。目前在我国学界,对于众包新闻的研究还停留在现象层面,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论述众包新闻的意涵、表现形式与发展趋势等,缺乏深入的学理探讨。然而在业界,媒体从业者对众包新闻的尝试却早已开始,发展至今已经形成多种类型丰富的实践形式。可以想见,作为一种未来新闻的重要发展趋势,众包新闻在公共信息的流通中将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它迫切需要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一、众包新闻的意涵:概念、类型与意义

应当来说,“众包新闻”作为一个前沿性概念,中外学界对它的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众包新闻”源自经济学领域的“众包(Crowdsourcing)”概念。根据经济学者的定义,“众包”是一种依赖互联网技术支持的新兴商业生产模式。Howe(2006)是“众包”概念最早的提出者,他认为所谓“众包”就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公开外包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的做法”,本质上“众包”是“大众(Crowd)”和“外包(Outsourcing)”的结合[1]。Brabham(2013)进一步对“众包”概念做了拓展,他提出应当将“众包”视作“一种调动在线大众的群体智慧为特定组织机构服务的问题解决模式”[2]。在新闻传播领域,“众包新闻”这一概念是伴随着西方新闻机构仿效商业公司开展众包式的新闻生产模式而被提出的。学者认为,“众包新闻”是新闻机构借助网络技术组织化地从用户那里获取报道灵感、素材以及资金等帮助的一种新闻生产模式,它是新闻机构和用户之间一种通力合作(Muthukumaraswamy,2010;Haak,Parks & Castells,2012)[3,4]。“众包新闻”和“参与式新闻”“公民新闻”既有相似性,也有显著区别。从表现形式来看,“众包新闻”与“参与式新闻”、“公民新闻”一样,都是公众参与新闻业的一种方式(胡泳,2014)[5]。所不同的是,“众包新闻”重视和利用的是“群策群力”,具有鲜明的基于网络、面向非特定人群、公开、广泛的特征(Aitamurto,2015)[6]。

在众包新闻生产过程中,用户的参与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提供线索、分享观点、发布照片、撰写报道等。根据用户所贡献的性质不同“众包新闻”可以分为“众包内容(Crowdsourcing content)”和“众筹新闻(Crowdfunding Journalism)”两个基本类型。“众包内容”是目前新闻机构普遍采用的一种新闻生产模式,大多数“众包新闻”实质上即是“众包内容”。它的做法非常简单,就是新闻机构通过网络平台邀请用户为新闻报道贡献内容,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性,承担包括消息源、文字记者、摄影师、评论员等多种角色(Brabham,2012)[7];“众筹新闻”是通过向用户募集资金来完成新闻报道一种众包新闻形式。它的具体做法是新闻记者通过网络平台提出一系列新闻报道选题,用户通过捐赠一定的资金来资助他们认可的报道选题,在设定的期限里,如果某一选题获得预期的资助金额,那么提出该选题的记者就可以用这笔钱来进行报道。在众筹新闻中,用户扮演的角色相对单一,他们主要发挥“主编”的审核作用,决定新闻选题的生死(Aitamurto,2011)[8]。

一些学者基于西方社会情境下的实证考察,对众包新闻的影响和意义进行了探讨。Aitamurto(2011)通过对美国众筹新闻网(Spot.Us)的捐款用户和受赠记者的深度访谈发现,“众筹”为记者和用户之间建立了一种强联系,这种强联系促使记者产生了一种超越工作职责的责任感,驱使他们竭尽全力地做好报道,以免用户失望[8]。Bradshaw和Brightwell(2012)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对众包调查新闻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众包”在帮助调查记者高效完成报道的同时,也让用户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调查报道的深度之美,增进了他们对调查报道的认识和理解[9]。此外,学者也指出伴随着众包新闻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它将对既定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形成极大冲击(Aitamurto,2015;Bowman & Willis, 2005)[6] [10]。

二、众包新闻中的“用户”:属性、贡献与动机

众包新闻由新闻工作者和用户协作完成,用户在众包新闻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基于此,一些学者对众包新闻参与用户的属性、贡献以及动机进行了考察。Muthukumaraswamy(2010)对卫报(Guardian)、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以及谈点备忘录(Talking Points Memo)等五家众包新闻网的考察发现,不同众包新闻网站所利用的用户表现出显著的属性差异。卫报和谈点备忘录分别代表了两种极端:卫报重视普通用户的贡献,它广泛地从用户那里获得多元的信息和观点;而谈点备忘录作为美国最为活跃的政治新闻网站,它则只从作为专业人士的用户群体(如律师群体、政策专家等)那里获取建议和帮助;其他三家网站则介于两者之间[11]。Brabham(2012)对用户贡献的文本内容进行了话语分析,他发现用户表现出相当专业的水准,丝毫不比专职新闻工作者逊色,据此他呼吁新闻机构应当尊重用户的劳动成果,给予他们应有的劳动报酬[12]。

一直以来,用户的参与动机都被学者视作众包新闻研究中的核心问题(Nehls,2015)[13]。动机理论认为,人们的某个行为都是出于一定的动机。因此用户参与众包新闻的行为,同样是受到动机的趋使。Brabham(2012,2013)的调查发现,当前美国用户主要基于内部动机(如兴趣爱好、自我肯定等)来参与众包新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外部动机(如金钱或物质奖励)对用户毫无影响[12] [14]。事实上,Brabham认为外部动机对用户的驱动效果可能更好,只是新闻机构并不愿意为用户提供外部物质的激励。Aitamurto(2011)通过对用户的深度访谈发现,参与众筹新闻的用户普遍是受利他而非利己的动机驱动,他们认为自身的参与行为可以促进公共利益的[8]。Huberman(2008)对Youtube用户的观察发现,关注度是用户参与众包的一个重要动机,如果某个类型的视频获得较高的点击率和下载量,那么用户就会积极上传更多该类型的视频[15]。Jian和Shin(2015)以集体行动理论作为理论研究框架,探讨了用户为众筹新闻网站Spot.us捐助资金的9个动机:利他主义、有趣、信仰内容自由、社会、社区、自尊、理解、形象,以及家庭和朋友。他们的研究发现,有趣、家庭和朋友是预测用户捐助行为的显著变量。他们的研究还指出,对于那些一次性新闻报道而言,众筹新闻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资金补充方式,但是对于连续性报道,众筹新闻也许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因为它往往难以为新闻生产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16]。此外,学者也发现用户参与众包新闻的动机,与他们使用媒介的动机具有很大重叠性,这些重叠的动机包括“学习知识和技能”“打发空闲时间”“认识新朋友”等(Brabham,2010;Qrganiscia, 2010)[17,18]。

三、“众包新闻”的本土化实践与研究

“众包新闻”作为一个舶来品,目前已在我国落地开花,从中央到地方媒体都有开展众包新闻模式的尝试(卫蔚,2010)[19]。我国众包新闻的本土化尝试,既包括报纸早期开设目前已经成为常规项目的“报网互动栏目”;也包括近期新闻机构开展的种种“新”新闻实践,如新华社的“我在现场”、都市快报的“征集启事”;还包括记者个人在网络发起的众筹新闻项目。表1为研究者对我国众包新闻项目的梳理。

从表1可见,我国目前的众包新闻实践不仅起步早,发展至今也有了非常丰富多元的形式。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报纸媒体开设的常规项目——“报网互动栏目”。这一栏目开设的背景,是近年来网络用户生成内容不断对我国报纸媒体的巨大冲击。我国报纸媒体为应用户生成内容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于是自2006年起,开始开设专门的栏目和版面来报道用户生成内容[20]。曾繁旭等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为“报网互动”,把这些栏目和版面称为“报网互动栏目”[21]。虽然,在“报网互动栏目”之前,主流报纸也有开展众包内容的行为,但这些行为比较零散、带有偶然色彩,例如某些报纸在报道“两会”这样重大政治新闻时,有时会上网收集网民的意见进行报道(石萌萌,2010)[22]。“报网互动栏目”的出现,则意味着我国报纸开始常规性地实践众包内容的新闻生产方式。事实上,众包内容的新闻生产方式在海外新闻媒体中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Erdal(2007)等学者将之视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融合的一个重要表现[23]。关于新闻生产引入众包所带来的意义和影响,学者经过调查发现,在传媒私有化和商业化的制度现实下,众包内容并未对海外新闻媒体的新闻品质带来多少提升。例如,J?nsson和?rnebring(2011)对英国和瑞典三家严肃报纸和两家小报的考察发现,这些报纸采用的用户生成内容都是以娱乐文化和个人日常生活内容为主[24]。Lee(2012)对香港报纸引用YouTube作为新闻素材的研究指出,被香港报纸所吸纳和利用的,超过一半是关于人情趣味、脱序行为及非法活动等性质的用户生成内容[25]。林照真(2012)、刘蕙苓(2013)则发现台湾电视台偏好采用社会、犯罪事件、娱乐八卦等类型的用户生成内容[26,27]。而众包对我国新闻的意义和影响,迄今还缺乏深入的学理性探讨。

由于我国学界对众包新闻的研究至今尚未成为一个有意识的学术话题,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停留在描述阶段。吴乐君(2007)、张建中(2013)、腾涵(2014)等学者在对西方众包新闻的发展状况进行描述性介绍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开展众包新闻的可行性和困难性[28,29,30]。关于众包新闻的用户动机探讨,目前只在一些关于用户生成内容的创作动机的研究中有所涉及。例如,李仪凡和陆雄文(2007)对虚拟社区用户的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发现,用户主要有八种参与动机——领导、沉湎、攻击与贬低、性需求、物质需求、角色探索、亲和以及休闲与自由[31]。Liang等(2008)对两岸三地中文维基百科管理员的调查发现,他们的主要参与动机包括自我成长、使命感和相似性[32]。赵宇翔、朱庆华(2009)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用户参与动机归纳为社会驱动、技术驱动和个体驱动三种类型。然而,我国用户创作用户生成内容的动机与他们参与众包新闻的动机是否一致,两者之间有多大差异和相似,迄今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33]。此外,众包新闻中用户的属性特征,众包新闻中用户与新闻工作者的互动关系,以及众包新闻对公共信息的意义和影响,这些围绕众包新闻而产生的重要问题至今尚未无得到解答。

四、结 语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新闻业的面貌。在我国,众包新闻作为一种未来新闻趋势,已经步入如火如荼的发展状态。2015年年底,《南方都市报》以“让普通市民参与新闻的生产过程并享受新闻分红”为口号,推出“众筹新闻”。在《南方都市报》开设 “众筹新闻”之前,这一众包新闻形式在我国还只是媒体从业者个人偶发的实践行为。《南方都市报》“众筹新闻”栏目的开设,标志着“众筹新闻”在我国已经步入组织化、常规化阶段。这也反映了众包新闻作为用户影响公共信息流通的一种重要方式,它的影响在不断深化。然而,我国学界目前有关众包新闻的研究还很单薄,完全不能与业界的发展相匹配。因此,众包新闻作为一个富有前景和潜力的领域,亟待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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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妍(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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