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站了吗？我去接你。”返乡的高铁上接到表哥电话，我一阵纳闷：他怎么来接？莫不是骑电动三轮车来？

　　谁知他是开小轿车来的。原来表哥这两年靠一手木工活，挣了不少钱。

　　“等你到了家，从村北头走到村南头，数数有几家门口没停车？这几天，村道上还堵车哩！”表哥说。

　　果然，从省道转往村子的公路上，堵车了。看着眼前各地牌照的车辆，我忽然对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这个位于山东西南部的小阁子村，有了些许陌生感。

　　喝酒越来越少，排场越来越小

　　回家第一天，几位叔伯老哥要我父亲“摆桌酒”叙叙旧。我听了直担心。在我印象里，村里“酒席一开，醉倒一片”，喝醉了常“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现在谁还像以前那样喝酒？就拉拉呱，酒不多喝！”父亲说。

　　果然，大伙儿聊打工的经历、儿女的出息、养老的难题，两小时下来，话没少说，酒只喝了两瓶。

　　酒喝少了，感情却没有淡。对老家人来说，在缺衣少食的过去，唯有一场大醉方显“英雄本色，情深义厚”；但在奔小康的现在，宴席回归了感情交流的本位，喝酒多少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正月里是办婚礼的好时候。我参加了两场婚宴发现：大鱼大肉少了，蔬菜多了；好烟好酒少了，浪费少了。

　　“前几年大伙儿打工挣了钱，使劲儿攀比，你家一桌300元，我家就得350元”。村支书程后光说，刚脱贫，不能把钱浪费在这些虚头巴脑的事情上，为此成立了红白事理事会，定了规矩：喜事一桌菜不超过300元，白事不超过200元。

　　没了攀比之累，村民们开始在菜品上下功夫，越来越讲究吃得健康。在村头饭店，很多青菜的价格早已超过了肉食。

　　教育养老成话题，村庄建设遇难题

　　2000年左右，老家刮起打工风，身边时不时有同学辍学外出。从那时起，“读书无用论”的声音越来越高，乡亲们是穷怕了，辛苦一年，收成不如到北京、上海打工两个月，自然羡慕愿意去流水线上打拼的“别人家的孩子”。

　　现在，情况悄然变化。我的堂嫂杨文倩在县城一家私立学校教学，在那个超万人规模的学校里，学生主要来自农村，尤以打工子弟为主。

　　送孩子到县城读书，已是本地农村的常态。“80后”的打工者们比父辈更懂得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远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工挣钱，让家里老人进城陪读。

　　正月初四，为了让孩子有资格就读县里的好小学，在外地干木工活的表哥去县城购房，我陪着去。人头攒动的售楼处里，农村人居多，一问，大多是冲着学区来的。

　　村里有统计，全村近200户，已有30多户在城里买了房子。春节期间走亲访友，买了县城哪个楼盘的房子成了热门话题。

　　也有新的难题。年节一过，留守的多是50多岁的村民和他们的父辈——孙辈未到入学年龄，父辈已需赡养在侧。

　　“村里的贫困户多是有养老责任不能外出务工的村民，他们如果愿意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很快就能脱贫。”村支书说。

　　然而这个说法马上遭到“讨伐”：“百善孝为先，为了钱把老人赶到养老院去？这事我做不出来！”

　　在本地农村，认为把父母送到养老院会被看成“甩包袱”，是不孝。虽然村支书一再劝说，仍难改变大家长期以来的养老观。

　　难题还有村庄建设：年轻人在外务工，村里建设使不上劲，留在村里的老人又有心无力。村里三条主干道，两条仍是土路，一条柏油路坑坑洼洼，村支书多次召集村民代表开会商议修路，但一直没有寻得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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