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拍古装大片到回归现实题材 陈可辛北上多年找准定位

周南焱 袁云儿

2017年06月14日08:08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一个香港导演的适者生存哲学

  陈可辛在北京有工作室,目前正筹拍新片《李娜》。本报记者 孙戉摄

  在纽约时报广场拍《中国合伙人》时,陈可辛跟主演黄晓明、邓超、佟大为合影。

  拍《如果·爱》时,陈可辛给周迅说戏。

  人物小传

  陈可辛

  1962年11月28日生于中国香港,著名导演、监制。1986年,监制吴宇森导演的《英雄无泪》,自此踏入电影圈。1991年,执导个人首部作品《双城故事》。1996年,执导的《甜蜜蜜》公映,后赢得香港电影金像奖九项大奖。1998年,开拍好莱坞电影《情书》。2004年执导的《三更之回家》被选为柏林电影节展映单元开幕电影。《如果·爱》是陈可辛进军内地的首部作品,之后陆续推出导演作品《投名状》《武侠》《中国合伙人》《亲爱的》。

 

  当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在内地影院上演逆袭奇迹时,陈可辛正忙着筹备新片《李娜》。在酒店开完剧本讨论会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东北四环一家公司看片。每周打“飞的”从香港来北京工作,已成为他的生活常态。

  拍《李娜》的消息早在2015年就已传出,不少性急的网友如今在微博上问陈可辛,赶紧拍一部“中国版《摔跤吧!爸爸》”吧。他仍然不紧不慢地回答:“还在聊剧本啦。剧本弄十年都可以的。”这像极了他拍片的风格,低产,但保证品质。

  要论香港导演的普通话水平,陈可辛绝对能排进前三。为了做到字正腔圆,他甚至有些矫枉过正,发翘舌音时,舌头卷得夸张。有人误以为这是他“北上”多年后的成果,但他说,自己从来没刻意练过普通话,1993年第一次来北京,就是这个水准,没怎么进步过。

  陈可辛还精通英语、泰语,也懂一些法语和西班牙语。与其说语言天赋高,倒不如说他有一种自觉融入环境的能力。中国香港出生,泰国长大,美国念书,多年辗转各地拍片,又在40岁以后把工作重心放在国内。让他始终有一种谨慎的心态。“作为一个外来者,必须把自己的事做得特别好。去了别人的地盘,就要守规矩。这就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

  初来乍到

  《如果·爱》与时间赛跑,留下北京城影像

  1993年,31岁的陈可辛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的他没有想到,十年后会在这里建工作室。那一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大街小巷挂着的申奥横幅“给中国一次机会 还世界一个奇迹”。他说,那是他第一次被“中国”两个字所感动。后来,这句口号出现在他2013年的作品《中国合伙人》里。

  巧的是,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那晚,他也刚好在北京,坐着导演冯小刚的车想去天安门庆祝,结果被堵在长安街,两个小时从国贸还走不到二环,沿途不停有人跟冯小刚合影。

  2003年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催生了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片。根据CEPA协议相关规定,合拍片进入内地市场基本享受国产片待遇,从而开启了香港电影人北上的热潮,陈可辛也成为其中的一个弄潮儿。

  进军内地的首部作品拍什么,一度让陈可辛颇感踌躇。《如果·爱》的内核是爱情,但他加入了大量歌舞表演。他发现,当时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都是一些耗资巨大、充斥动作和特效的影片,但他不善于拍动作片,所以选择用华丽的歌舞包装影片,拍出“大电影”的感觉。

  在陈可辛的记忆中,1993年的内地电影行业还略显传统,但到了2004年年底拍《如果·爱》时,他已明显感到“整个空间大了很多”,“有种天大地大的感觉”。

  《如果·爱》中有好几场重头戏需要雪景,身为南方人的陈可辛从小没见过几次雪,满心以为在北京能看到,结果整个拍摄期间也没飘雪,只能靠人工造景。“但是戏里的冰河是真的,就在二环边安定门桥下护城河那儿,周迅躺在冰河上。”这场戏也成为周迅最难忘的一个片段,她跟金城武拍摄在冰河上拥吻的桥段,气温低到零下二十摄氏度,两人在寒风中几乎冻僵。但周迅很开心,因为终于“师出有名”,可以紧紧抱着金城武取暖,久久不舍得放开。

  在陈可辛的记忆中,2004年像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一道分水岭,抬头看全是吊臂。“当时感觉全世界的吊臂都在北京。”陈可辛很喜欢看烟囱和白烟,他跟摄影指导杜可风常常开车从一个景到另一个景,杜可风拍了大量吊臂和烟囱的镜头。

  “拍《投名状》之前,在北京找公寓,找了很多地方都觉得,这怎么行呢?路在改造,全是泥,这些地方现在是万达(广场)、国贸(三期)。”但此前还是工地,到2008年奥运会就变成了最漂亮的地方之一。陈可辛突然意识到,整个北京都变了。

  “我很庆幸没有更晚来北京拍戏,如果再晚一两年,很多东西可能就拍不到了。”《如果·爱》里,周迅在小歌厅里唱梅艳芳的《冰山大火》,和金城武跑出去后在破旧的街上翻跟头,这一极富颓废美的场景,拍摄于当时还没有建成太古里的三里屯。“我们拍的时候就在跟时间赛跑,因为很多小酒吧可能今天还有,明天来就关门了,后天来就拆了,一直在变。”

  还好,他在电影里记录了那些年的北京:老式公交车、昏暗的立交桥洞、798的烟囱、逼仄的胡同……这些画面将和动人的爱情故事一起,被永远定格在《如果·爱》里。

  披荆斩棘

  《武侠》遭遇重挫,他曾深深怀疑自己

  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开启了中国大片时代,此后十年,古装大片几乎成为每位华语大导演拍片的首选。原本擅长现实主义题材的陈可辛也决定试一试。

  “用‘被迫’这个字眼有点过,但说实话,要不是市场需要,我是没有拍大片的虚荣,也从来都不喜欢拍大片。”陈可辛坦言,在那个年头,电影院消费对老百姓来说仍然偏高,观众去电影院希望能看到“奇观的东西”。“不是说他们不看文艺片或者现实题材,而是他们觉得小片儿在碟上看就行。但他们用碟片看,我们就没有钱拍戏了,就没有人支持拍片成本了。”陈可辛素来看重观众需求,想通了这一商业逻辑后,他也开始挑战自己并不擅长的古装题材。

  但他也有自己坚守的底线——只拍自己喜欢的商业大片。“大片也可以有文艺的成分,也可以有故事。”陈可辛觉得,现实题材里想讲的人生命题,不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人性善恶,依旧可以用古装大片去包装。

  在这样的创作原则下,2007年底,《投名状》横空出世。这部重新演绎张彻经典《刺马》的古装大片,以深沉写实的风格,展现了三位结拜兄弟之间的恩怨纠葛,武戏惨烈血腥,文戏则大胆质疑兄弟义气。

  拍摄该片时,陈可辛才真切感受到做合拍片的冲击。他自嘲“中文只念到六年级,看中文剧本都有困难”。《投名状》开拍第一天,一场劫军粮的戏原计划拍七天,结果生生拍了一个月,令陈可辛一度觉得“完蛋了”,第一场戏就拖成这样,后面别想拍了。他甚至沮丧到想主动请退,让投资方换导演。

  从没拍过武打戏的陈可辛还出现了“外行指导内行”的尴尬:他想追求写实的武打风格,因此要求动作指导程小东“一个威亚也不要用,一个花哨的招式都不要设计”,程小东绞尽脑汁,几近崩溃。直到十天后男主演李连杰进组,既懂动作,又熟悉导演,陈可辛和程小东之间终于有了个“翻译”。

  《投名状》上映后,票房突破两亿元,排名2007年全国电影票房第三位,更将香港金像奖和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影片双双收入囊中,李连杰也凭借片中略带反派性质的突破表演加冕金像奖影帝。这部电影后,陈可辛的老搭档许月珍舒了口气,觉得终于度过了合拍片的适应期。但令二人都没想到的是,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2011年的《武侠》上映后却票房惨淡,口碑也摇摇欲坠。那是陈可辛北上的第七年。《武侠》票房比预期少了四五成,而陈可辛自己也是影片的投资方之一,遭遇重大损失。当时正逢酷暑,外面骄阳似火,他的内心却如坠冰窟。之后母亲去世,打击接踵而来,那是陈可辛人生中最为沉重黑暗的日子。

  “《武侠》的负面评论让我那段时间一直在怀疑自己,怀疑的不只是能力,甚至是素质。”他虚心地看了很多批评言论,不停地反思,最后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在不喜欢《武侠》的观众面前,我就是败了。”

  回归初心

  做擅长的现实题材,现在拍片状态最好

  “要是《武侠》票房好一点,没败得那么彻底,也许我还是会继续走那条路。”陈可辛承认,因为发现当时的大片之路走不下去,他才决定回归自己原本擅长的现实题材。

  《中国合伙人》这部讲述上世纪80年代三个好友创业的电影,便是其电影生涯的又一次大转折。如今,他微笑道:“很重要的事情要回头来看,每一个错的地方日后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然而,一个对内地生活并不熟悉的香港导演,要拍现实题材,谈何容易?

  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提供了《中国合伙人》的原始剧本,但那更像是一部自传,离剧本还差一段距离。陈可辛找来合作多年的香港编剧林爱华写了一稿,然而剧本还是“不太内地”。陈可辛希望影片能呈现出内地三十年的时代变迁,这就必须找到一位合格的内地编剧。直到遇上青年编剧张冀,陈可辛才觉得,这部戏能成。他还找来一位内地执行导演把关,随时提醒他哪个场景拍得不对。

  《中国合伙人》上映前,陈可辛还破天荒地做了观众测试。当时,这一好莱坞流行的电影口碑调查方法在内地市场还相当罕见。

  陈可辛的团队从豆瓣等网站随机找来一批年轻观众,他们多是80后,几乎没有电影专业背景。看完影片后,为防止互相影响,不让观众交流,马上填问卷。喜欢哪个段落,不喜欢哪个段落,提问非常细致。测试结果出来,好评率百分之九十左右。

  2013年5月,《中国合伙人》正式公映,5.5亿元的高票房,观众夸赞影片接地气、还原时代氛围、激励人心。这部戏的成功让陈可辛看到了现实主义题材的力量。找对方向后,他又于2014年推出《亲爱的》。这部根据“打拐”新闻改编的亲情伦理片,在描摹内地社会现实的力度上,比《中国合伙人》更深入,取得了口碑和票房双丰收。

  现在,陈可辛拍内地现实题材已然有了底气。“难道内地导演真的比我更了解农民吗?难道我拍《甜蜜蜜》的时候真的体验过新移民到香港的状况吗?拍电影需要的是观察力和对细节的敏感度,而我就是对细节很敏感的导演。”

  不少人猜测:陈可辛能在电影里对内地社会有这么细致的刻画,他一定已经融入内地的生活。然而,事实刚好相反。陈可辛从来没在街上吃过烤串,也不喜欢吃麻辣火锅。至于内地的生活经验,更是局限在酒店、工作室,苍白得可怜。能拍出接地气的作品,全靠他在工作中有意识地了解——他非常重视培养内地的编剧团队,每周都开例会与他们一起沟通,聊正在拍的项目,聊未来的计划,聊当下热门的社会新闻。网络也成为陈可辛了解内地年轻人的一大窗口。他在微博上叫自己“三姑丈”,会经常回复网友的问题。

  但在生活上,陈可辛仍是一个地道的香港人,或者用他的话说,“更像一个南方人”。

  “我在番禺拍戏时觉得那里的饭菜很好吃,但北方演员就不喜欢,满大街找烤串、麻辣火锅。”陈可辛有点无奈地表示,北京也有几家喜欢吃的餐厅,但他几乎没什么时间坐下来好好吃,也很少参加朋友饭局。北京对陈可辛来说更像是一个工作场所,几千公里以外的香港,才有他可以放松的理由——他坚持接送女儿上下学,周末还要陪伴家人。

  有些人抱怨香港导演全都来内地拍戏,不管香港电影了。陈可辛直言,这一逻辑不对。他说,香港只有几百万人口,电影市场的衰落是自然规律,即便自己留在香港也不代表能拍戏。

  “好莱坞近一半的明星和大导演都是澳洲来的,但澳洲没有电影市场。在澳洲,只要稍微红一点的电影人都会被吸到好莱坞,因为他们都讲英语。内地和香港都讲中文,我肯定会被内地吸引过去。”而香港作家马家辉则评价陈可辛:“他是愿意把束缚当作是自由的创作者。”

  北上的这些年,陈可辛赶上了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时代。他觉得现在有稳定的合作团队,能自己掌控电影项目,属于最好的拍片阶段。他感慨,虽然这些年在内地拍得很苦,但的确拓宽了自己的路。“真的不能想象,要是没有内地市场,我现在会是怎样?”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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