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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原校长刘道玉为张昆教授新书《三思新闻教育》作序

2017年08月16日16:00 |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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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新著《三思新闻教育》今日与读者见面。

张昆教授在《新闻理想与教育情怀》文中这样写道:“拙作临近出版之际,承蒙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欣然作序,为拙作增色不少。这两位校长,都是我尊敬的师长,也是当代中国名重一时的教育家。刘道玉老师是我大学时代的校长,也是我心中的英雄,是他引领我步入新闻教育的殿堂;李培根院士,即学生心目中敬爱的根叔,是我最敬仰的领导和知己,正是他在十年前把我调进了华中科技大学,给了我全心服务新闻教育的黄金十年。他们在序言中不仅给予我鼓励和鞭策,更重要的是阐扬了教育的理想和情怀。这正是新闻教育界所缺乏的。唯有新闻理想和教育情怀的交融,才能引领我们走向远方。”

武大原校长刘道玉说,“张昆教授是一位思考型的学者,心怀强烈的改革意识;更是一名理想主义学者,追求完美的新闻传播教育。《三思新闻教育》从人才培养、教学改革、学科建设等层面提出许多闪光的思想,为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是值得推荐的一部佳作!”

序言

2011年教师节时,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携子张开来访,张开是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08级的学生。张昆一开口就说:“我是行弟子之礼,以当年的学生,向自己的校长表示节日的祝贺!”张昆的名字我是记得的,只是二十多年没见,如果他不做自我介绍,我真的不能辨认了。

通过交谈,往事历历在目,回忆起了当年创办新闻系的佚事。在“文革”以前,国内仅有两所大学设有新闻系,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那时学新闻专业的学生堪为“稀有元素”。1978年经过拨乱反正,在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指导下,国家各项事业发展迅速,对新闻传播人才的需要剧增,创办新的新闻系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当时的华中工学院(现称华中科技大学)院长朱九思同志,最早提出理工结合的理念,并决心把华中工学院办成综合性的大学。实施这个战略的第一步就是于1983年创办了新闻系,它是全国工科院校中第一个新闻系。这是有远见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决策,因为九思校长是办报人出身,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担任多家报社的总编辑,他是从办报人转换为著名教育家的成功典范。

这事对我触动很大,一所工科院校居然办起了新闻系,而武汉大学是一所以文科为优势的综合大学,我们岂能落于人后?于是,我们也于1983年向教育部申请创办新闻系。说来也很巧,1983年教育部在同一个文件上,批复了华中工学院和武汉大学等10所大学成立新闻系,并于1984年招收了首届本科生。但是,华中工学院还是走在了武汉大学的前面,他们早武汉大学半年举办了新闻学的干训班,为本科招生和教学积累了经验。

武汉大学成立新闻系,也是我准备拓展新兴学科,把武汉大学办成一所多学科综合性大学的一个步骤。为了办好我校新闻系,我们采取了以下三个措施。

第一,千方百计把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何微先生调入武汉大学,作为武汉大学新闻系的学术带头人,这是关心我校新闻系建设的一位人士的建议。在全国新闻学界,素有北甘(中国人民大学的甘惜分教授)、南王(复旦大学的王中教授)、西北何(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何微教授)三足鼎立之说,他们堪为我国新闻学界的巨擘。很显然,如果我校邀请到何微教授的加盟,将能够迅速提升我校新闻系的地位。但是,好事多磨,在申请调动何微教授的问题上,我们却遇到了重重困难。当时,何微先生68岁,已经退休而且又是副省级干部,必须经过省委常委批准方可调入。我们先后多次到省人事厅和省委组织部汇报,但他们都以何微先生年纪大和级别高为由予以拒绝。最后,我亲自找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刘奇志同志,向他说明何微先生身体硬朗,思维敏捷,每日仍能坚持18小时的工作,而且,在这个年龄段,担当大任和创大业者也不胜枚举。例如,唐朝武则天68岁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称帝后在位15年。英国丘吉尔当选首相时,已年近70岁,并前后两度出任,是“二战”时欧洲战场最高统帅,对确保“二战”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刘奇志同志被我说服了,加之他又是武汉大学校友,最后同意把何微调入武汉大学。这一步非常重要,使我校新闻系迅速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第二,想方设法从社会上或新闻单位调入一批既受过良好新闻教育又有新闻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充实到我校新闻系的教师队伍中。例如,罗以澄、胡武、苏成雪(3人均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夏琼(复旦大学毕业)等。这项措施,对于保证新专业的教学顺利进行,对于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学校决定从1984届毕业生中选留几名优秀的毕业生,主要是从历史、哲学、中文和经济学系选拔,以发挥我校文科的优势,体现新闻学是交叉学科的特点。张昆是武汉大学历史系1980级学生,他本有志于攻读世界史研究生,却被选拔到新创办的新闻系当教师。这一决定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虽然没有成为世界史的教授,却成长为一位著名的新闻学学者和领导管理者。新闻系的领导颇有眼光,1984年张昆到新闻系报到后,没有马上安排他的教学工作,而是动员他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虽然仓促应考,但他功底厚实,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中国人民大学1984级研究生。

1986年学成以后,他回到了学校,讲授外国新闻传播史。在武汉大学工作的20年间,他的学术职称由助教、讲师、副教授晋升为教授,行政工作也由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副院长直到院长。他学成于武汉大学,成长于武汉大学,为武汉大学的新闻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6年,他受华中科技大学李培根校长之邀,调到该校任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从传统的观点看,对他这一转变可能不甚理解,似乎有负于母校的栽培。其实,这是开明的举措,无论是对于个人或是两所大学,都是有益的事。俗话不是说“树挪死,人挪活”吗?对于他个人来说,需要面对一个新的环境,必须要去适应,需要重新学习,迎接新的挑战;对于两所大学来说,他可以起到相互交流的桥梁作用。

摆在我们面前的《三思新闻教育》书稿,就是张昆教授先后在这两所大学教学与研究的成果,再次见证了校际交流的必要性。当我看到这部著作电子版的书稿时,立即产生浓厚的兴趣,我的眼球被“改革”二字抓住了。新闻媒体历来是比较敏感的,对“改革”二字也常常是回避的。但是,他敢为人先,奉献了体现改革精神的一部专著。该书共分三编,即人才培养论、教学改革论和学科建设论,在每编中,都有许多闪光的思想。当我浏览了书稿,特别是进一步与张昆教授交流以后,我认为这部专著名副其实,书中确实在诸多方面体现了改革和创新精神。

例如,在人才培养论中,他提出了新闻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应当是培养能够独立思考、具有批判精神的报道者。传媒工作者是作为社会哨兵和引领社会前行的力量,必须具备批判精神。”同时,他进一步指出:“批判的必要条件是批判者思想、人格和精神的独立,一个思想贫瘠者,不可能萌生挑战传统的思想火花……”在我国大学精神虚脱的今天,他提出的这个目标,的确是大胆而开明的。在教学改革论中,他以自己讲授的外国新闻传播史为试点,提出了把原来的新闻事业史拓展为“新闻事业、新闻制度、新闻观念”三位一体的新闻传播史体系。在新闻传播教学中,他还提出了三个转变:由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由传统的“流水线培养模式”向“订单式”的模式转变,由教师以科研为中心向以教学为中心转变。在学科建设论中,他认为:新闻传播学本身就是学科交叉的结果。据此,他提出了“抓交叉、促融合、求创新”的学科建设方向。总之,《三思新闻教育》一书,是教学改革的产物,是值得推荐的一部佳作。

张昆教授能够写出这部书,绝非偶然,是由于他心怀强烈的改革意识。正如他所说:“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为什么张昆教授有如此强烈的改革情结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他直接经历了武汉大学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改革,沐浴了那个黄金年代的改革春风。他自己是教育改革的受益者,所以他又励志推进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让更多的青年学子受益,使他们成为新时代的新闻传播创新人才。

其次,张昆教授是一个思考型的学者,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的问题,可以说他满脑子装的都是问题。例如,他曾提出:新闻传播教育应当坚持什么样的培养模式?应当构建什么样的课程体系?应当怎样认识和理解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应当如何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存在诸多问题的症结何在?如此等等。科学和教育的实践都证明,一切研究始于问题,一切新的发明始于问题,一切改革也始于问题。一个人如果脑子里没有了问题,思考就会停止,创造力就会枯竭。张昆教授之所以具有旺盛的创造力,正是因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学者,追求完美的新闻传播教育。

我高兴地看到,张昆教授的思考没有白费,他的这本著作就是他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的解答。改革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新闻传播教育更是如此,更不用说新闻媒体的改革了。张昆教授尚不到“天命”之年,正处在精力充沛的黄金年龄。因此,我希望他再接再厉,继续发扬改革精神,撰写出更富有创意的学术著作,为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读张昆教授《三思新闻教育》有感,特写出以上心得。是以为序。 

刘道玉

于寒宬斋

(责编:马潇(实习)、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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