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新闻事业与甘惜分早期新闻作品的特色分析

常志刚,孙宝琴

2017年09月22日16:41  
 

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甘惜分教授是我国著名新闻理论家和新闻教育家,其学术活动及其成果一直为学界和业界所关注。但是却鲜见有人探讨甘老师早期的新闻业务实践与其新闻理论观点和业务思想形成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早年在晋绥边区的新闻从业经历给甘惜分后来新闻理论和业务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从而使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党报理论和业务思想。

【关键词】甘惜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作品特色;晋绥边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学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晋绥日报》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当年在解放区率先开展反对客里空运动,而且还因为毛泽东1948年4月在这里曾经发表过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晋绥日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新闻实践的精神和传统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宝贵财富。在当前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如何继承和发扬这些精神和传统,做好新时期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甘惜分作为我国党报理论的奠基者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开拓者,在近80年的新闻实践、教学和科研中,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勇于创新,成果卓著。在甘惜分教授一生的新闻实践经历中,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在《晋绥日报》的那段经历,对于其后来新闻理论观点和业务思想的形成意义重大。本文希望通过对甘惜分先生这一时期新闻作品的写作特色的分析,在揭示这两者的关系方面做些基础性工作。

一、甘惜分与晋绥边区

甘惜分1916年4月17日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幼年家境贫困,三岁时父母双亡,依靠兄长抚养长大。“九·一八”事变之后,因常读来自上海的革命书刊,思想激变,在邻水县组织抗日救亡活动,积极动员当地群众支持抗日。

1938年,年仅22岁的甘惜分奔赴延安,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秋天奉调转到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常听党中央领导人讲课,打下了一生从事新闻教学与研究的思想基础。1939年秋天又调回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不久随校远征敌后。后到达晋察冀边区,随即奉贺龙将军命令到八路军120师所在地吕梁地区兴县蔡家崖(晋绥边区首府),担任高级干部研究班政治教员。该研究班学员多为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1955年授军衔大多是中将或少将。

1939年12月,山西发生了“晋西事变”,阎锡山妄图消灭新军,党中央命令120师星夜驰援晋西北,从此120师在晋西北安家,建立晋绥军区(晋绥边区)。甘惜分继续在高级干部研究班担任教员,研究班结束后,担任晋绥军区政治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甘惜分一直把晋绥边区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在《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文中,他曾提到和他一起在晋绥边区从事新闻事业、《工人日报》原总编辑高丽生。他认为:“《晋绥日报》以及他的前身《抗战日报》在晋绥解放区的创建和革命斗争史上建立过巨大的功勋。”“《晋绥日报》在《解放日报》的影响下,与其他兄弟报纸一起创立了解放区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这个优良传统,用一句话说完,就是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观察一切。”[1]

甘惜分将当时在山西出版的几份报纸称为《晋绥日报》的“友邻部队”。在他看来,《晋绥日报》在这批友邻部队当中处于先进行列。但他反对对于一个事物的评价持有“说好就是好,一切皆好”“说坏就是坏,一切皆坏”这样一种态度。他曾不止一次地反思了由《晋绥日报》发起,影响波及整个解放区的“反客里空”运动;并坚持对其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既不美化历史,也不丑化历史,辩证地分析《晋绥日报》的得与失。

二、甘惜分与晋绥新闻事业

1940年,晋绥边区筹划建立一份属于晋绥边区600万人的报纸,宣传党中央抗战政策,宣传抗日,鼓励群众参军抗日,为纪念抗战,于9月18日刊发,当时名为《抗战日报》(晋绥日报前身)。正如曾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贺龙将军所言:“《抗战日报》犹如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广布新民主主义光华,团结着晋西北的群众奋斗前进。”曾任《人民日报》西南记者站责任记者、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的《晋绥日报》老报人纪希晨先生回忆道:“这张用马兰纸印刷的四开报纸,是响彻吕梁山的战斗号角。他忠实地传达着党和人民的声音,记载着战斗的史诗,歌唱着军民英勇斗争的凯歌。”[2]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内战爆发,甘惜分开始在晋绥边区担任军事宣传工作。日本投降之后,甘惜分从政治教员的身份转变为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开始从事新闻事业。事实上,早在进入新华社晋绥分社之前,他便在工作之余,为《抗战日报》提供稿件,发表新闻报道。

是年冬,他奉命北上绥蒙前线,担任前线记者。至此,甘惜分便与《晋绥日报》结下不解之缘。1946年,甘惜分留在绥蒙地区,担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绥蒙分社记者。1947年秋,甘惜分从绥蒙分社调回吕梁兴县蔡家崖的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工作,总分社的任务是每天把晋绥地区的要闻报到总社,总社再转发全国。“新华社晋绥总分社与《晋绥日报》在一个院里办公,在一个灶上吃饭,我们有时候向他们供稿,也把《晋绥日报》每日大事发往新闻总社。”[3]在土地改革和整党报道中,晋绥总分社曾把错误路线大为张扬。此时,新华社还发表了表扬《晋绥日报》的两篇社论,更为错误路线添薪加火。最后毛泽东在黄河西岸发现了晋绥地区的严重错误,写了一系列指示,才把晋绥边区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之风刹住。毛泽东在1948年3月底离开陕北前往河北西柏坡途经晋绥,4月1日和4月2日,分别发表《对晋绥边区干部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4]。

甘惜分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当记者是我很久远的一个愿望。以邹韬奋为首的进步报刊过去给了我很多启发,我从新闻外行很快成为内行,关键在于每日钻研,每日总结,我这个人就是每天研究新事物,研究新华社,也研究地方实际。事实上,我就想做邹韬奋式的人物,当个新闻记者。但是没有办法,在延安不可能,那时我太小。现在有希望了”。邹韬奋对晋绥边区的新闻从业人员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新华社任职的原晋绥日报社记者穆欣,曾经专门为邹韬奋撰写了传记。邹韬奋逝世的消息传到晋绥边区,边区文化界联合会曾组织召开了邹韬奋纪念座谈会,且在《晋绥日报》副刊整版刊登回忆性文章。

1949年年底,甘惜分跟随《晋绥日报》总编辑常芝青和他的同事及领导高丽生等人一起随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甘惜分参与了对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总社的接管,建立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并担任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在1954年奉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副教授之前,甘惜分的记者身份延续将近十年,大致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前半段在吕梁(1945—1949),后半段在重庆(1949—1954)。本文只分析前半段,他在晋绥边区的新闻业务实践,后半段将有另文详述。

三、甘惜分早期新闻作品的特色分析

甘惜分在晋绥边区的从业经历可分为三个时期:1.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教师,兼任新华社和《晋绥日报》通讯员时期(1945年8月之前)。2.担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绥蒙分社记者时期(1945年8月至1947年5月)。3.担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辑时期(1947年6月至1949年9月)。此间发表在《晋绥日报》上的文章共计18篇(见表1)。甘惜分对于新闻业务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1946年由《晋绥日报》通讯科创办的《通讯研究》(1948年改名为《新闻战线》)这一内部刊物的影响。甘惜分在成为新华社绥蒙分社记者之前的早期新闻作品,也是以《晋绥日报》通讯员的身份发表的。

早在20世纪60年代,甘惜分已经高度凝练出了自己关于新闻通讯写作的主导思想:“高”“新”“实”“广”“动”“真”“情”七字箴言。而诸如此类的关于新闻业务的思考,在其早年晋绥边区的新闻业务实践中已经显现雏形。总体而言,甘惜分的新闻通讯作品有如下特色:

(一)“高”屋建瓴,脚踏“实”地

甘惜分曾经对新闻从业人员说:“新闻记者不是文字匠,新闻记者是政治观察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记者最大的缺点是他们不是政治观察家。我看很多外国记者的文章,人家比我们的记者写得好,他写一个小事反映了大局,也从一个小事来看中国。首先要掌握大局,第二是要注意细节。有人说马列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人生观,是正确的,但在具体问题上,不是没有缺点。几十年前、百年前的著作,今天看起来当然可能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它作为一种世界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是一个很正确的立场和方法,所以我们新闻记者也要认真研读唯物辩证法。”[5]

甘惜分认为,记者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要有较丰富的法制、社会和专业知识。否则很难引起受众的共鸣。1947年1月12日,民族英雄刘胡兰惨遭阎锡山军队杀害,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吕梁分社记者李宏森事隔半个月之后,陪同陕甘宁慰问团路过文水县时,采访了当时的亲历者,并将写成的新闻稿件发回总社。此时,甘惜分担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辑,两年多新闻记者生涯的历练,训练了甘惜分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他意识到刘胡兰是反抗强权、坚持真理、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的典型。于是,他对该稿件删繁就简,进行少许文字调整后发往总社,后此事为毛主席获知,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的事迹至此为全国人民所熟知。

“我是新闻记者出身,我的职业习惯是写真实的事物,我笔下的人物是通过他们的语言和动作以表达他们的内心世界,我从不铺张扬厉,描龙画凤,不夸张我没有见过的事情,搞什么‘合理想象’。”[6]

在1948年10月23日的《尴尬的嘴脸》[7]一文中,甘惜分用问答式的写作方式,再现了采访国民党所谓的“流亡县长”的具体情境,通讯稿读来犹如电影放映一般真切,颇有蒙太奇的味道。

(二)文风泼辣,生“动”感人

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议签订,甘惜分留在绥蒙地区,转为新华社绥蒙分社记者。作为《绥蒙日报》的创建者之一,甘惜分还为该报题写了报头。同年4月,甘惜分的一篇文章石破天惊,引起了国内外华人的极大愤慨,同声斥责蒋介石政府。

“大同居住着许多日本人,他们穿着崭新的黄呢军装,鲜红的领章,宽皮带,长靴子,挺着胸膛,摇摆着手,三三两两从大街上走过。如果一位艺术家把这些脸白红润的大和民族的武士们和阎锡山的疲弱的士兵写入一张画面上,那无疑将成为一幅绝妙的讽刺画。”“日本投降者在大同如此无忧的生活,大同周围的许多车站、村镇的碉堡之中,日本士兵仍执着武器和阎军共同驻在一起,不时向各村屠杀,抢掠中国人民。”[8]

国共内战再次拉开序幕,大同成了人间地狱。全国各地人民纷纷发起游行活动,抗议蒋政府残忍暴行。

“八月十五日起,美制轰炸机与战斗机配合大同阎伪日军之地上大炮,开始在这一带猛炸,十五日一日内,院内落炮弹二百余枚;十七日蒋机不断轰炸、扫射,前楼着火,我军立即出动抢救,幸未成灾;十八日投弹,最后房屋多处被震塌,五株树被拦腰截断,两头骡子炸成肉泥,不见尸体;十九日蒋机来袭六次,中午对准教堂投下燃烧弹七枚,继之以燃烧性机炮弹扫射,顷刻之间,黑烟腾空而起,大火从北面那座大楼上燃烧起来。”[9]

甘惜分认为,文章要生动具体、鞭辟入里。“不要把文章写的像一串糖葫芦,一个主题串几个例子便完事,这样主题深刻不了,人物站不起来。要把文章写成中国式的大院,要引人入胜。走进大院,要看了前院,看中院,再看后院,写成‘五进’大院更好。如果站在大门口,一眼看到后院厕所,就索然无味了。现实生活中是充满矛盾的,你抓住了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问题的起因、问题的解决、问题解决后事物又是怎样发展变化的,读者就爱看。当然,文章也要讲究语法修辞,如用排比句、对比的方法、衬托的方法;讲究标点符号,使语势跌宕,给文章增加生动感。”[10]

在一篇题为《黑暗的大同城》的新闻通讯中,甘惜分通过访问阎军俘虏和难民后获悉:

“大同已成黑暗城市,入夜全城漆黑,居民都紧闭大门,钻进地洞,以防阎伪军趁火打劫。市内白昼行劫之风普遍发生,每个士兵回营,总可以搞一口袋粮食,或弄来几个手镯、金戒指。阎伪军强征壮丁入伍,平均每闾三人,全城计六百闾,共可征兵一千八百名。此外从监狱选出大批罪犯,强迫当兵,三十四岁的王界承于今年四月曾因为偷了日本人的东西,而被大同地方法院逮捕入狱,最近已押入晋北学院营帐内保安十一闾当兵;去年以来,雁门各地阎伪军逮捕之我区群众及工作人员,一部被编为三十八师新兵连,但未发给武器。为加强大同各街道的碉堡和壕沟,居民每户每天得派出一人服役,其中许多被骗进营房之后,就失去了行动自由,被迫当了兵。国民党飞机在大同上空投掷弹药物资降落伞落地时,曾打塌民房多间,居民死伤者达百余人,俘虏张俊德(三十八师二团通讯兵)说:他亲眼看见大同街上一个小孩,被降落下来的东西打得脑浆迸出。大同物价极为惊人,白面每斤已至三千余元,粗劣之高粱面亦售价近二千元。大同东五里沙岭村之阎伪三百余被歼后,我军发现士兵每人所带之干粮,为一口袋煮熟的黑豆,可见其食粮之穷况。”

文章寥寥数语,将阎锡山军队的窘迫之态与不得民心描写得淋漓尽致。

(三)增见“广”闻,日日维“新”

在甘惜分看来,记者要有广阔的知识面和丰富的生活经验,这样才能使所写的通讯作品内容深广。他非常推崇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认为在范长江笔下的上层人物或百姓的思想、生活都非常真实,穿插了许多当地的历史背景,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黑暗、吏治腐败、民族矛盾等问题。

1947年秋天,甘惜分奉命调回晋绥地区首府兴县,担任新华通讯社晋绥总分社编辑[11],负责每日向总社发稿。其编辑的稿件题材丰富多样,包含抗战游击队胜利成果,政治扩干会议,生产变工,土地改革试点,揭露贪污腐败现象,军民鱼水一家亲等。从而扩大了报道对象、报道内容,对晋绥地区培养新闻人才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正如甘惜分所言,“我们办报纸,办广播,办通讯社,发展电视事业,无非是为了把党的政策和主张传达到人民中间去,为了争取更多的朋友,为了反映人民的呼声与要求,为了对人民进行启发和教育,以便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12]。

在甘惜分看来,通讯的内容一定要新,角度也要新,写的是干部和群众需要的新经验、新知识、新人物、新思想,只有新的东西才能抓住读者。作为响应“大家办,大家看”“做什么,写什么”的“全党办报”路线的通讯员中的一员,甘惜分在晋绥边区的新闻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发生在群众中的新事物的亲切深刻、具体生动的描述。

(四)求质求“真”,以“情”动人

“真”,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存在的基础和前提。这是一个本质要素,新闻来不得半点虚假。

在甘惜分的早期战地新闻报道中,最有代表性是《平社之战》一文:

(新华社同蒲北线十二日电)八路军某部于五日晚,以闪电之势,突然出现于庄磨、平社之间,庄磨阎伪闻风逃窜入平社。六日天色微明,平社之敌爬上铁路东侧山地,企图顽抗,我军白日进军,其神速完全出敌意外,二十分钟即登至山顶。某连两个班,在班长狄连厅、张宛明率领之下,一马当先,手榴弹一响,阎伪军即狼狈向南退却。我后继部队乘胜推进,一气占领五个山顶,控制第一条山梁,并继续向第二条山梁扩展,此时敌机嗡嗡而来,惟浓雾漫天,我军大胆进击,前面是汾阳岭的主峰,峰峦起伏,山头一个比一个高,地势一处比一处险,溃败之敌,就据守在这条山梁上,我军过沟越岭,传来大黑山上第一个山头被占领的号音,全军喝彩,勇士们高呼:“冲上敌人指挥部呀!”我炮兵弹无虚发,震动山谷,阎伪团长下令死守,但士兵四散奔走,二营营长被枪击,亦无法挽回颓势,我军以席卷之势,迅速冲上最后一个山头的敌人指挥部里,团长乃张惶(皇)逃命,此时天色黄昏,战士们说:“敌人跑得太快了,打了一天,俘虏不多,心里很不痛快!”我指挥员笑答:“不要着急,好消息马上就来。”少顷,隔山枪声大作,捷报传来,向忻县退逃之敌,刚出沟口,即遭我某部伏击全部落网。

整篇报道语言简练精致,不足五百字的通讯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八路军英勇杀敌的情景,甘惜分非常擅长用简洁的直接引语报道具体的细节。在另一篇题为《阎锡山的军事机密掌握在日本人手里》的短消息中,甘惜分用确凿的证据揭露了阎锡山与日本人共享军事情报的事实。

(新华社同蒲北线十日电)在晋北忻县汾阳岭战斗中,被我俘获之日人四名,系驻忻县保安第二大队之电务人员,计通讯排长高木(改名司马义),通信士长冈宽(改名张宽政)与报务员田中武(改名管仲武)、真岛明(改名为杨明秀),共带电台一部,阎四十师师部与第三旅之间的电讯联络,均经彼等四人之手,忻县之日人保安第二大队与四十师师部及旅部间电讯,亦由他们转发,由此可见阎锡山的军事机密,对于日本人是公开的。

甘惜分的新闻报道非常善于运用数据和直接引语,用不足两百字的短消息,言简意赅地揭示如此重大的事件,堪称新闻写作的经典之作。

在1944年撰写的《收复黄家堰的经验》[13]一文中,甘惜分总结了收复黄家堰的三个重要条件:首先,对该村进行了艰巨的群众工作。其次,善于孤立敌人的要害,遏制敌人的弱点。再次,坚持围困的战略方针。[14]严格意义上说,这样的文章并不具备明显的新闻属性,但正如他所言“党报党报,它应该代表党和人民的利益,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无论中央和地方传媒,都要紧紧地围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宣传。要宣传地方的好经验、好思想,既要有全国意义的好人好事,正面宣传为主,同时也要有批评报道。”[15]

在1946年7月发表的《绥蒙水利工作经验》一文中,甘惜分分析了晋绥边区绥蒙地区水利工作中的成功与失败的典型案例,并总结出重要的经验,“以上说明水利事业中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凡发动群众者则大有创造,事半功倍,凡把持包办,依赖政府贷款者必事倍功半,以至塌台”。[16]

1947年7月甘惜分在《晋绥日报》上发表了《执行土机技术送上门的基本经验》一文,文章中指出,为了尽可能解决贫雇农的穿衣困难问题,边区推行土机纺织技术送上门的政策,在采访了相关负责人之后,甘惜分总结道,第一,纺织教师必须与贫苦群众情感交融,必须“爱穷人”,耐心教育。第二,教师自己的纺织技术还须大大提高,克服看轻土机技术的思想从而才能教好纺妇。还有一点,在教纺织的时候,必须教会全套本领,教会一个顶一个用。[17]

这种对工作经验的总结作为党报,尤其是解放前边区党报的基本特征,经常出现在《晋绥日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1942年毛泽东延安整风运动的一种回应。

甘惜分认为,记者对自己所写的人物或事物要有感情,动真情才能写好通讯,有感情才能有个性化的表达语言。

1948年6月,甘惜分的胞兄在吕梁岚县不幸去世,甘惜分在《晋绥日报》上发表《哭向群哥哥》一文,文章声泪俱下,非常感人。“你为人民而死,你为千百万农民翻身而死,虽死犹荣。在追悼你的会上,军民高呼:为向群同志复仇!消灭地主封建势力!这声音是多么洪亮,杀死你的敌人在这声音面前发抖!军干校的同志、东村附近的老百姓、妇女们、孩子们没有一个不说你好;在追悼你的大会上,他们的哭声,他们的眼泪,他们的讲话,说明了这一切。”[18]

四、结语

在长达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甘惜分多次撰写有关晋绥边区的史料性文章,对《晋绥日报》的得失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提纲挈领地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奠基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倡议者,甘惜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本文回顾其早期的新闻从业经历,旨在总结甘惜分先生偶有涉猎但并未深入阐释的新闻业务思想。一如他自己总结的那样:“我虽然在新华社工作10年,但真正担任记者的时间很少,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留守,看稿,改稿,发稿,组织各分社的报道……经我编发的稿子很多,但我自己采写的稿件却少得可怜,至今回去收集旧作,实在拿不出手。”在《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一书的自序当中,甘先生认为自己的人生可分为两段,前半段是从出生到1954年,不到40年,经过穷困中挣扎的童年时代,朦胧的少年时代以及战与火的青年时代。他认为自己的早期作品只是服从政治任务的应时之作,不是自己的独立思想,很少有保存价值。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经由他亲自审定,于2012年出版的《甘惜分文集》中只收录了四篇早期的新闻作品。事实上,经过分析,我们可以把上述的自我评价理解为甘先生的谦辞。无论他的新闻作品还是他所总结提炼的新闻业务思想,同样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为一门实践性、应用型为导向的学科,新闻学与新闻业的关系密不可分,文章所作出的初步探讨尚显粗浅,限于篇幅,文章只探讨了甘惜分新闻从业经历的前半段,即晋绥时期的基本情况,关于他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西南地区的新闻从业经历将另文详述。

 

参考文献:

[1]甘惜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M]//战斗的号角——从《抗战日报》到《晋绥日报》的回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220.

[2]纪希晨.学习的楷模——常芝青.载红色报人[M]//纪念常芝青百年诞辰文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210.

[3]甘惜分.四十年前功与过——对晋绥日报土地改革宣传的反思[M]//甘惜分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505-541.

[4]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M]//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49.

[5]甘惜分.中年时代邓小平的风采[J].人民论坛,1992(11-12):71-72.

[6]甘惜分.中年时代邓小平的风采[J].人民论坛,1992(11-12):71-72.

[7]甘惜分.尴尬的嘴脸[M]//甘惜分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2.

[8]甘惜分.大同——日本投降者的乐园[N].晋绥日报,1946-04-25.

[9]甘惜分.蒋机炸毁大同修道大学院目击记[N],晋绥日报,1946-08-27.

[10]马蛟龙,甘惜分先生的“新闻箴言”[EB/OL]http://news.163.com/16/0403/04/BJMVKOO800014AED.html.2016-05-22.

[11]甘惜分,悲喜交集的回忆——记新华社晋绥总分社[M]//甘惜分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572.

[12]甘惜分.论新闻与政治[M]//甘惜分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400.

[13]甘惜分.收复黄家堰的经验[N].晋绥日报,1945-07-25.

[14]甘惜分.收复黄家堰的经验[N].晋绥日报,1945-07-25.

[15]马蛟龙.甘惜分先生的“新闻箴言”[EB/OL].http://news.163.com/16/0403/04/BJMVKOO800014AED.html.2016-05-22.

[16]甘惜分.绥蒙水利工作经验[N].晋绥日报,1946-07-09.

[17]甘惜分.执行土机技术送上门的基本经验[N].晋绥日报,1947-07-30.

[18]甘惜分.哭向群哥哥[N].晋绥日报,1948-06-05.

(常志刚为吕梁学院中文系新闻学专业教师,晋绥新闻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宝琴为吕梁学院中文系新闻学专业教师)

(责编:马潇(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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