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媒体文化产品 助推创意经济发展

——访上海交通大学媒介素养研究中心主任童清艳教授

思  涵

2017年12月12日09:22  来源:今传媒
 

编者按:媒体创意产业顺应创意时代及媒体发展而兴起,彰显媒体传播的实质,是一个崭新的、有时代感、有活力的创造性领域。上海交通大学媒介素养研究中心主任、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童清艳教授长期致力于媒体创意经济、受众、新闻实务等研究,曾多次撰写相关领域论文,探讨新媒体现状及发展趋势,发现:媒体技术的不断革新,对媒体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唯复合型媒体创意人才,即既懂数字技术又懂媒体运作规律的新型复合人才方能适应当前媒体环境。为进一步探究媒体创意经济效应、媒介素养以及与之相关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童清艳教授。党的十九大刚刚闭幕,本次访谈,童教授立足新闻传播领域,就十九大召开之后党和国家需要做的事情及需要解决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真知灼见。

童清艳,女,上海交通大学媒介素养研究中心主任、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博士(中国首批新闻业务博士,2001)、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中国首位传媒产业博士后,200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远程信息研究院CITI访问学者。近年来致力于各类新兴媒体环境下新闻与传播学、管理学等交叉学科研究与探索,有大型媒体管理咨询项目经历,曾主管上海交通大学传媒EMBA项目。出版专著有《媒体创意经济》《新闻实务:内容策划与媒体设计》《受众研究》《超越传媒——揭开媒介影响受众的面纱》等。在权威、核心期刊发表有影响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触媒用户信息传播特征及传统媒体应对策略研究”“融媒体时代受众演变与舆论引导问题研究”及上海市网信办“省级以上政府微信公众账号文本研究”、上海市文化创新产业办公室“新媒体发展现状及趋势的分析研究——用户自主传播的媒体创意效应”“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等项目。近几年获得的荣誉有:2013年论文被《中国新闻年鉴》收录;同年获“中国首届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奖”(《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评选);2014 年获“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教师奖”;2014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论文类)、2015年获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教师奖”奖、2016-2017年入选教育部与宣传部互换“千人计划”等。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您好,童教授,感谢您接受我刊采访!十九大的召开为各行各业的发展送来了春风、鼓舞了各领域的士气,在新闻传播领域,您认为如何提高媒体公信力?

童教授:您好,很高兴接受贵刊采访!媒体作为党的喉舌,提高媒体公信力是永不变的课题。党和国家需要掌握新闻传播的主动权,提高舆论引导力,首先必须狠抓报刊电台媒体公信力。因为在媒体技术构造的所谓“去中心化”新媒介生态中,媒体用户不是以地域划分,移动媒体时代,一段是报刊电台权威媒体,一段是社会化自媒体,中间是网络社区。政府在发挥管理职能时,需要思考:“政府作为其中的一个行动主体,应该怎么确保报刊电台权威媒体的公信力,有效平衡媒体社会整合功能和产业功能。”

所以,一是从信源抓,特别是对重大事件、突发性事件、灾难性报道、有关战争、瘟疫、宗教信仰等敏感易诱发社会动荡的内容进行有效管理;杜绝报道掺水、有偿删(发)稿、舆论敲诈等不良行为,本着实事求是态度,严禁歪曲、夸大、忽悠、胡编滥造行为,广告也不能欺骗民众,制订严格新闻守则,建立各类媒体诚信监管制度,甚至加强相关立法;

二是提高新闻从业人员创造知识的酬金,建立新的媒体人才管理体系。说到底,媒体人靠智慧吃饭。知识经济时代,党和国家理应尊重知识的创造者,需要建立媒体人对应的薪酬考核、绩效考核制度,充分调动他们的潜能,让他们安心承担起新闻从业人员监督社会、推动社会有效发展的责则,让他们找回媒体人的尊严与自豪感,沉静、踏实地克服因媒体生存压力带来的浮躁心态与行为,克服媒体环境乱象重重,在计算新闻时代,让记者保持“无冕之王”的智慧尊严,不忘初心。

记者:党中央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放到了突出的位置,您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介素养研究中心主任,请您谈谈文化、娱乐方面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

童教授:媒介素养教育涵盖的层面很广,涉及心理学、传播学、美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在文化、娱乐方面,是要引导人们向上的娱乐能力,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提高民众媒体鉴赏水准,充分满足民众的娱乐需求。

时代发展迅速,人们各方压力使其期望在接触和使用媒体时减压、舒缓现实紧张节奏。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言,当人们还有一丝余力时都会选择娱乐,这也是娱乐类内容,如体育、综艺、视频剧受欢迎指数飙升动因,也是传媒娱乐产业发达的动因。

但是人类有向上的娱乐方式,也有低级的娱乐需求,关键看媒体发布者自身品位与修养。相对成熟的用户群,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一定需要有品位、有格调、有设计感的优质内容,而非屌丝化、网红化的撕裂内容。

所以,党和国家在顺应媒体传播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互动化趋势,生产满足媒体用户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内容产品的同时,可设立专项文化基金,重点培育具备世界一流水准的艺术内容,产品可以有实体表演的歌剧、话剧,可以有格调高而且人情味浓厚的电影,可以通过优惠政策吸引海外先进的创作人才传播中国故事,弘扬中国文化,消除文化壁垒,设计一些可以兜售时间、情感、思想,可以创造媒体用户随时、随地阅读、收听,自主选择、编辑、再加工与再传的媒体内容,如短视频、动漫、游戏产品,引进沉浸感更强的虚拟媒体,在生活方式、生活美学方面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等服务,推进大众文化发展的同时,巧妙让专业艺术人士提升人们欣赏品味。

记者:如今,我国的信息化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信息整合、技术选择则体现了人们运用信息及媒体的能力,关于对媒体技术的选择方面您有何见解?

童教授:首先是要转变媒体“把关人”思路,当前政府职责绝不仅仅停留在对内容信息的把控,更多体现在对媒体技术的择选与甄别。

如今的信息超量,人们处于选择信息的痛苦状态,科技使得媒体内容朝“精简化”“精准化”发展,需要媒体研发抗“选择恐惧”式精简设计内容。例如短视频,可以直播,可以回放,每篇新闻都有个摘要,便于读者迅速了解大体内容,确保用户找到自己喜欢内容。因此,党和政府理应率先在做融合媒体产品时慎重选择相应技术,通过对技术的把关,帮助人们接触有效信息,建议选择国内,如北京、上海的媒体集团做所谓融合媒体典范产品。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声誉的提高,需要党和政府培育基于73亿人口,而非13亿人口的全球化科技媒体平台公司,吸人气,推媒体内容产品。

政府对媒体信息的基础设施应负责过滤和改善用户注意力,加大媒体通信、云、大数据、搜索、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前沿媒体科技基础设施投资,培育类似如微信已这样的“超媒体”生态系统,加强重点平台建设,规范数据资源,推进内容、营销、支付、客服、物流等平台化发展。鼓励平台间开放接口,通过市场化的方式, 整合、集约优质内容资源。

记者:“内容”“产品”是当前媒介格局中媒体经济发展的关键词,请童教授谈谈如何发展和创新新媒体文化产品,以此来促进媒体创意经济的发展?

童教授:首先要鼓励媒体挖掘创意经济,大胆创新媒体文化产品,进行有效供给,关停并转一些剩余媒体,建立一个中国移动媒体舆论试点平台媒体,如选择上海、北京等地。加大资本运作,确保媒体社会整合功能发挥的同时,实现媒体的产业价值。

建议党和政府围绕媒体独特内容产品、关联娱乐产品、新兴媒体创新三条主线,挖掘 “如何优化生活,拨动用户心弦”的媒体创意力,开发各类媒体产品IP价值,从智能手机,到可穿戴产品,以及服务资讯、广告、影视与综艺娱乐作品,现场演出、主题公园、动漫、游戏、周边产品等,找到与时代和社会共振的元素。

上述开拓性产业行为不能单纯依靠民间资本完成,官方媒体拥有占先优势,有社会资本、人才资本,关键是市场观念创新,政策制度创新。对于一些无效产能的传统媒体,本着合理化、科学化、高度化原则进行有序“关、停、并、转”,可以由党和政府推动,如本人挂职锻炼的上海广播电视台的融媒体中心所做的24小时新闻直播流,完全可以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将其与同类型的澎湃新闻等官方移动媒体合并,集中优质资源,打造、升级为中国一个典型的新型媒体舆论阵地,电视新闻机构转为全媒体新闻机构,成立移动媒体新闻采集部、移动媒体新闻编辑部、移动媒体产品部。富余人员鼓励其大胆创新、转型成为全媒体人才。

记者:要提高政府公信力,不断提高执政党形象,特别是在新媒体不断繁荣的新媒介环境下提高执政党形象,对于媒体监管是至关重要的,请您谈谈。

童教授:提高执政党形象关键一点就是完善各类媒体平台上建设公众对党的基本情感认同,运用各类媒体传播手段提升执政党形象,塑造良好健康的执政党形象,从而谋求更广泛的社会认同与支持是当下不可忽略的重要命题。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

核心和领导力量。时代赋予了中华民族凝聚力新的内

涵,也赋予了执政党新的形象。如何通过公共关系塑造良好的执政党形象,围绕叙事模式、话语表达、价值感召、文本意义建构创新,建立受众反馈机制,建立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传播认知互动契约”,让用户自觉形成有关中国执政党形象认识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建议网络监管鼓励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处世之道和执政党治理理念的共鸣点,以开放、宽容的政策容许民众自主抒发,通过大数据挖掘相关执政党形象的报道文本,对网络用户的相关言论,进行有效疏导,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删帖、封口,要相信民众,给予民众监督执政党的权力。所谓“和谐”二字,不仅是让民众有饭(禾)吃,还能有(口)说话表达,“去中心化”的媒体环境下,民众的参政、议政智慧一定程度上起到“四方馆”的效应,媒体虚拟环境下的言论一定程度上可以舒缓民众现实世界的情绪,更利于建立现实社会的平稳秩序。诚然,对一些反意识形态的集群行为言论绝不手软。

记者:中国传统文化应从幼童时期就给其灌输学习,那么对于年轻一代,如何培养和提高他们的传统文化意识?如何提高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敬畏感?

童教授:我国传统文化厚重,内涵博大精深,引导年轻一代积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树立家国一体、上下同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社会价值观体系尤为重要。

九年义务教育体系下的80后、90后,虽然接受过系统而深厚古文的基础教育,但却沉迷游戏、网红、恶搞语言,其根本之因是他们期望颠覆与解构传统话语体系,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反叛显现他们的存在价值。所以,建立针对青少年媒体暴力、性方面的分级制度,培养长幼有序、尊敬关爱的社会秩序也是媒体内容监管时需要关注点。

要鼓励年轻媒体人创新中国传统文化,通过特定的文化政策,重点扶持一些80、90后导演、制片人、歌手、动漫游戏创家,为他们提供前往国际一流院校、机构交流与学习机会,通过年轻一代之手创造中华媒体内容产品,将中华责任的内化及实践相联系,培育年轻公民的敬畏感,并将之升华为积极追求报恩的意识与情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因为,未来是在年轻人哪里。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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