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表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切发展都要以新的思想和姿态来适应新的时代特点。体现到出版工作上，出版人应该牢记使命、坚守底线、勇于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添砖加瓦。

　　牢记文化使命

　　自古以来，出版都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从殷周时代的金文到汉代石刻，从隋朝的雕版印刷到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再到现代意义上以图书、报刊、音像、电子、网络等载体进行的出版活动，每一种出版物都是人类先进文化思想的结晶，每一次发明创造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动力。新时代的出版人更要坚定不移肩负起历史赋予的文化使命：

　　为人民奉献优质的精神食粮。十九大报告在阐释如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时提出，要“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也讲过，“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是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事实上，不仅是文艺工作者，当代所有文化工作者都要牢记这一使命和责任。作为当代文化工作者的重要组成，出版人理应担负起创作和生产优质文化作品的历史重任。

　　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恩格斯说过，“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中华五千年文明璀璨夺目，出版人要深入挖掘中华文化宝藏的各种可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融入到作品创作和生产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华文化散发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做中国先进文化的引领者和践行者。先进文化是能够反映和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文化，是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文化。近年来，随着各项技术不断进步，我国出版业格局也发生了巨大转变。2016年，我国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5720.85亿元，对新闻出版全行业营业收入增长贡献超过三分之二，数字出版物累计出口占出版物出口比重也进一步提高，占到全部出口金额的27.7%。进入新时代，出版业仍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尤其要加强中外交流，在“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中不断进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坚守社会效益底线

　　社会效益是指主体实践活动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或产生的有益效果，在现代话语体系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相伴相生的。当然，社会效益中也包含经济的部分，比如出版物进入市场获利后通过纳税为社会所作的贡献也属于社会效益。

　　最早将“社会效益”一词写入报告的是党的十六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对这一词都有不同层次的表述：十六大报告提出“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十七大报告提出“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不难发现，党中央关于社会效益问题的认识已经从意识层面逐步上升到了实践层面。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新时代指导文化领域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纲领性文件。《意见》指出，尽管当前文化市场尽显繁荣之貌，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现象时有出现，两个效益相统一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意见》强调“文化企业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国有文化企业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表率带动作用，在推动两个效益相统一中走在前列。”实际上，早在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就已提出，“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首先要注意出版物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同时要注意出版物作为商品出售而产生的经济效果。”换言之，出版工作必须坚守社会效益为先的底线，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发展。

　　创新出版体制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如何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论述为出版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创新出版体制和机制。

　　新时代出版行业应当在创作生产、传播推广、评估考核等流程上建立一套适用于彰显社会效益、推动两个效益相统一的机制：第一，建立灵活的创作生产机制。在创作源头上，出版单位要牢牢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求，遴选好的素材，策划好的选题，同时把握好大众在阅读内容、载体、方式上的变化，推出一批反映新时代气象的优质作品。第二，建立畅通的传播推广机制。一部好的作品，如果得不到好的传播推广，其社会效益也难以发挥。新时代要用新理念、新方式，不仅要线上手段与线下手段相结合，还要注重营销技巧的运用，特别是在海外传播上，要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实现跨时空传播。第三，建立科学的评估考核机制。2017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网络文学出版服务单位社会效益评估试行办法》，这是《意见》颁布以来文化界作出的最强呼应。未来各个出版行业都要建立科学的评估考核机制，通过评估考核来监督和约束出版市场活动，尤其是数字出版领域，更应该尽早出台社会效益专项评估考核办法。

　　总之，出版工作任重道远，出版人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新时代出版人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基本原则，蓄力创新，把出版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作者吴钊 单位：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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