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早期新闻传播实践及新闻传播思想初探

——从梁家河到西子湖畔

张志君

2018年06月04日16:18  
 

三、正定时期(1982-1985)的新闻传播实践

1982年,习近平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任上来到河北省正定县,先后担任县委副书记和县委书记职务。这期间,除了忙于日常工作之外,他还亲身参与了新闻传播工作,一是为当时的新华社记者采访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促成长篇通讯《正定翻身记》在《人民日报》发表,二是亲笔撰写了一篇新闻评论文章《中青年干部要“尊老”》,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从传播空间来看,从北京到正定,初看起来可能是舞台变小了,实际上,可供挥洒的传播空间更大了,这里所说的“传播”当然包括但不限于他本人自己亲力亲为的新闻传播,事实上,在正定期间,通过筹集贷款兴建荣国府,吸引《红楼梦》剧组进驻,习近平一下子将国人的目光聚焦到这个一度沉寂的古县,从此以后“正定是个好地方,那里出了个赵子龙”这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毛泽东语录后面还应该再加上一句话,那就是“正定还有一个荣国府”。 这其实是一种“大传播”的实践和探索,套用马克思“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句话,我们完全可以说“以往的新闻传播都侧重于传播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正是通过这样的举措,习近平进一步丰富了新闻传播的内涵和外延。

从传播过程来看,人际传播要妥善处理特定对象的不理解问题:正定有一个当时很有名的作家叫贾大山,据相关文章回忆“第一次见贾大山,习近平则印象深刻。他后来回忆二人刚见面时的情形——“大山同志一扭头,开玩笑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 那一年,习近平29岁,贾大山40岁;而大众传播则要妥善处理传播动机与传播效果以及传播渠道之间的复杂关系。当时的习近平妥善地处理了两种不同的传播之间的关系。

从传播对象来看,这一时期的传播对象与陕北梁家河时期相比,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从“大队”层面向“县域”层面的物理空间的变化,还包括从基本可知的有限传播对象向很难厘清人数和边际的无限传播对象的变化。

从传播效果来看,这一时期的人际传播是非常成功的,这种传播不仅感动了正定百姓和正定县委、县政府一班人,而且还感动了颇难感动的新华社记者,使得后者怀着激情撰写了长篇通讯《正定翻身记》,这一时期的大众传播也同样是非常成功的,刊发在《人民日报》上的《中青年干部要“尊老”》乃是对1982年2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的积极响应,考虑到作者当时的年龄只有31岁,而且又担任的是县委书记这一职务,所以,这篇文章的意义非常深远。

纵观这一时期习近平的新闻传播,有以下特点:

一是由以往的人际传播发展到新闻传播。此前,无论是在陕北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还是在清华大学读书,或者是在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秘书,习近平都没有直接参与新闻传播工作,也没有成为中央新闻媒体的报道对象。当然,早在梁家河时期的1975年的9月20日,习近平就因为带领当地的乡亲们创办了延川县,也是全陕西第一个沼气池,而受到当时的延川县委的关注,他的事迹就曾经被当时的《延安通讯》以《取火记》的题目报道过。但是,当时的《延安通讯》毕竟只是地区一级的媒体,而且还是一个内部刊物, 所以,习近平真正的新闻传播之路应该是从河北正定开始的。

二是站在了一个非常高的起点上进行新闻传播。这里所说的“起点”至少包括以下两层含义,一是指刊登他所撰写的新闻传播作品的媒体平台极高,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媒体平台《人民日报》,二是描写他的新闻传播作品的媒体平台极高,也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媒体平台《人民日报》,其中,描写他的新闻传播作品《正定翻身记》刊登在1984年6月17日的《人民日报》二版,他所撰写的新闻传播作品《中青年干部要“尊老”》,发表在1984年12月7日的《人民日报》。

三是他所撰写的新闻传播作品立意高远。思考的是党和国家的大问题。1982 年1 月13 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时年31岁的县委书记习近平撰写《中青年干部要“尊老”》,并且刊发在党中央机关报上,这个立意无疑是极高的,意义也是极为深远的。

四是他所撰写的新闻传播作品文化底蕴非常丰厚。《中青年干部要“尊老”》这篇文章中至少有八处用典,分别化用了孟子、郑板桥、于谦、荀子等古代著名人物,以及陈毅元帅等现代人物的著名语句,信手拈来,与文章浑然一体,这种用典具体又可以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直接标出出处的用典,如“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在回答齐宣王治国之道时,就曾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类似的例子还有“清人郑板桥有诗云:‘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中青年干部的成长亦是同理。” ;一类是不直接标出出处,如“千千万万的老同志,‘投身革命即为家’,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不计名利,不怕牺牲” ,类似的例子还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青年干部要敢于发挥自己的优势,锐意改革,大胆创新,用心血和汗水,去开拓新局面,闯出成功路。” ,前者化用的是元帅诗人陈毅的诗歌《梅岭三章》中的诗句,后者化用的则是先秦大家荀子的名篇《劝学》的句子,之所以没有标明出处,我想可能是行文的需要,也可能作者认为,这两个典故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不管怎么说,一篇文章中竟然化用了八个典故,而且浑然天成,不给人以突兀之感,这确实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这也再一次印证了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通过刻苦攻读,习近平早在梁家河时期就已经掌握了丰厚的文化知识。

五是关心新闻人,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正定翻身记》的第一作者,时任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的赵德润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经回忆起当年在正定撰写《正定翻身记》时的情景“我习惯于在采访的地方写稿。因为回去后有各种干扰,而且激情会“衰减”。酝酿和写作过程中习近平至少去了三次,一进屋就摆摆手说‘别累着别累着,休息会儿!’” 与某些领导喜欢记者“报喜不报忧”不同,习近平非常尊重新闻传播规律,鼓励记者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一个真实的正定,“习近平希望我们到下面多看看,不光看先进,也要看后进、看缺点,随便和老百姓聊。他想让我们看到全貌,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

总体看来,正定时期属于习近平新闻传播的正式起步阶段。有人说,这一时期的习近平主要以两种身份参与新闻传播工作:一是以“创作者”的身份直接参与新闻传播工作,一种是以“领导者”的身份参与新闻传播工作。其实,这两种身份是不能也不应截然分开的,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形象的话“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应亲口尝一尝”,新闻传播并非习近平的主业,但是,却是他治理正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都曾经在早年亲自从事过新闻传播工作,同样的道理,治理正定只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个起点,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他通过这一时期发表的新闻作品向世人展示了他的思想高度和政治高度。

包括但不限于《正定翻身记》等新闻作品在《人民日报》上的刊发,对于让全国人民了解正定,促进正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福建宁德时期(1988-1990年)的新闻传播理念。

1988-1990年,习近平从福建省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转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成为主政一个地区的一把手。这一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但对于学习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新闻传播思想非常重要,因为这一时期的习近平,已经从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来观察和思考许多新闻传播方面的大问题,并且有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从传播空间来看,宁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里是革命老区,习近平1988年刚到宁德第一次跟地委干部做报告时说过“宁德是个革命老区,我也出身于陕北革命老区,所以心里很有亲切感,宁德革命老区的老前辈是为革命做出贡献的。”在当时宁德又是一个经济极不发达、发展非常缓慢的地区,2000年,习近平在接受专访时透露,当时的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贾庆林找他谈话:“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冲一下,改变那里的面貌。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开什么会议都坐最后一排,因为总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个地市,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你去之后,要采取一些超常措施,把这个状况改变一下。”

从传播过程来看,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无论是传播实践,还是传播治理,都要面临两方面的挑战或者质疑,一种挑战或者质疑来自所谓的“左”派,一种挑战或者质疑来自所谓的“右”派,前者对今天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某些东西极度反感,比如谁要是敢提新闻宣传的“人民性”那就跟谁急,后者对今天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另外一些东西同样极度反感,比如谁要是在新闻宣传报道中突出一下成绩报道,那就会被扣上一个“歌德”的帽子,一时之间,当时的中国新闻宣传工作者有点“找不到北”的感觉。

从传播对象来看,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主要是传播治理或者说传播管理,因此,他的传播对象与正定时期又有一些不同,正定时期的新闻传播其对象包括但不限于新闻宣传战线(《中青年干部要尊老》实际上是面向全国中青年干部乃至全国人民传播的),但是,宁德时期公开发表的(《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则主要是针对新闻宣传战线传播的。

从传播效果来看,这一时期的传播取得了“跨越空间”和“跨越时间”的“双跨越”式的成效。所谓“跨越空间”是指习近平这一时期关于新闻宣传的相关见解经过包括但不限于新华社主办的《中国记者》等全国性、重量级刊物的刊登,其影响力迅速跨越宁德、福建而走向全国,《中国记者》在刊登这篇文章所加的“编者按”中指出“5月中旬,福建省宁德地区召开新闻工作会议,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在会上会下,就当前新闻工作如何把握好基点等问题谈了许多看法。他的观点对我们新闻工作者很有启发”;所谓“跨越时间”是指这一时期关于新闻宣传治理的一些观点和见解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对于今天乃至以后的新闻宣传和新闻传播工作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纵观这一时期的习近平,其新闻传播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站在全局角度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地区”是一个多义词,在行政领域有一个含义是“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地区一级的领导从理论上说,应该站在省级人民政府或省级党委的角度和高度思考问题,但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却很少有地区一级的领导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当时的习近平同志却做到了。他在写于这一时期的一篇文章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当前要进一步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 ,这在当时的地区一级的领导干部中是不多见的。

二是站在科学的高度指明了新闻传播的地位,进一步提出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认为“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 有其自身规律,“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 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也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有人曾经撰写专题论文回忆说“1984年初,全国新闻职称评定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甚至认为‘新闻无学’,因此不必给新闻工作者评定职称。这不仅引发了新闻学界的震动,更引起了所有新闻人的强烈反弹。” ,俗话说,不比不知道,同样是在80年代,专门研究新闻的大咖竟然认为“新闻无学”,而主政一方的习近平却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新闻有学,而且是一门科学,这一点即使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让人敬佩不已。

三是从思辨的深度阐明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之间的关系。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从当时的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在如何妥善地行使自己的职责,发挥好新闻媒体应该发挥的作用的时候,表现的往往并不尽人意,存在着许多越位、错位、不到位等情况,每逢遇到风吹草动,往往有一种找不到北的方向感缺失的情况,这一点绝非危言耸听,有兴趣的人不妨翻一翻那一时期的主流媒体。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同志曾经在1989年11月25日的一次讲话中不无遗憾地指出了这一点:“新闻宣传一旦出了大问题,舆论工具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利益进行舆论导向,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和巨大的损失。这次教训太深刻了,对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危害太大了,今后决不允许再重演。” ,而时任中共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早在这一年的5月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运用舆论监督武器,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讲究社会效果。要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党开展工作。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应该是积极的、建设性的。监督的重点应该针对那些严重违反党和国家重大政策以及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要抓典型事件。揭发的事实,务求准确。涉及党的一级组织和政府的批评,要持慎重态度,不能先入为主。”

四是从多维互动的向度提出要妥善处理好党政领导与新闻从业者之间的关系。1989年,中国出现了一场政治风波。回望那段历史,理性的人们不难发现,那场风波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但是在当时,有人却把板子统统打到几类人身上,其中一类人就是新闻工作者,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说法,但是,新闻工作者的自我感觉肯定是“如鸭饮水冷暖自知”的。在很多党政干部对于新闻工作者避之唯恐不及的当时,习近平却提出要妥善处理好党政领导与新闻从业者之间的关系:“各级党政领导要正确对待新闻监督,要树立开放、开明的态度,对记者不应求全责备,要与新闻记者交朋友,把新闻监督看作对地方工作的支持,为新闻监督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五是以大无畏的鲜明态度勇敢地指出新闻所应具有的“人民性”。“人民性”一词源自俄罗斯,维亚捷姆斯基在《古典作家和出版者谈话》中第一次使用这一概念,意指“ 民族性”。马克思也提出过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问题,这个概念1944年传入中国。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界曾经有过一场关于“党性”与“人民性”的争论:1981年1月23日,一位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曾经不指名地批评了“人民性”问题,他说:“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以至走到说‘党性发源于人民性,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人民性哪里来党性?’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够相当流行,我觉得这是社会科学界一种羞耻。”由于这位领导长期分管意识形态工作,所批评的又是当时新闻界的一位资深领导,所以,一时之间,“人民性”似乎成了一个禁区,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习近平同志却以大无畏的鲜明态度勇敢地指出新闻所应具有的“人民性”,他说“我们强调的党性,包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我们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她没有独立于人民利益的自身利益。但我们党既代表人民的眼前利益,也代表人民的长远利益;既代表人民的局部利益,也代表人民的全局利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对每一件事情的看法和主张,应该说就是人民愿望、要求的充分体现,就是人民的看法和主张。” 对比一下当时其他领导人的讲话,我们不能不对此肃然起敬。笔者注意到,无论是中共18大当选中央总书记之后第一次与新闻记者见面,还是后来发表“219”重要讲话,“人民”都是习近平思兹念兹之所在,这一点,其实是可以从1989年5月的这篇公开发表的讲话中窥见端倪的。

六是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维度指出了新闻工作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国门大开,许多人对于新闻工作的地位与使命开始迷茫,在所谓的“远离政治”的大气候下,“新闻自由”之风开始甚嚣尘上,有很多人借反“文革”之机主张“新闻独立”“远离政治”,一时之间,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就在这个特殊时刻,习近平同志指出“对于群众中存在的某些模糊的认识,新闻媒介要加以引导,缓解矛盾,沟通党、政府与人民之间,这一部分人民群众与那一部分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增进人们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引导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上来,引导到‘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上来。”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指出,新闻工作要“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从中我们不难看出31年前的那篇文章的许多影子。

七是从教化的角度提出新闻工作所应具有的育人功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曾经指出“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这话虽然是对电视说的,但也同样适用于包括但不限于电视在内的所有新闻传媒。从理论上说,新闻传媒可以教人向善,传递正能量,也可以诱人向恶,传递负能量。习近平非常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因而早在1989年,就语重心长地指出:“新闻工作者要把握时代的脉搏,认识新闻的作用,要看到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担负着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党历来有一个传统,就是通过运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人民,反映人民的呼声,弘扬正气,揭露消极腐败现象,动员组织广大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2016年“219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的新闻工作要承担起“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神圣使命,这一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一文中的某些论述看出端倪。

八是从“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角度提出应该加强新闻工作队伍建设,特别是要增强学习意识。毛泽东同志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报社的同志也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 对此,习近平非常认同,他认为,新闻工作者不仅要向群众学习,而且还要向书本学习,不仅要学习以往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知识,而且还要学习新形势下的新知识,他指出,“要加强学习,提高政策理论水平。这是搞好新闻工作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水平不高,是写不出好报道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要有一双慧眼,才能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这就要求每个新闻工作者都要有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要学习法律知识,熟悉商品经济规律,要有较强的原则性和科学分析能力”。 这里他特别提到要“熟悉商品经济规律”,而不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在“商品经济”姓“社”姓“资”尚存有较大争论,许多人在提到它时还要加一个“有计划的”定语的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大创新。

纵观这一时期习近平的新闻传播思想,笔者认为:

一是主张善观媒体。媒体是一种客观存在,如何正确看待媒体却凸显出相关行为主体的眼光和情怀。习近平认为,“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这等于提出了新闻传媒的主体性问题,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二是主张善待媒体。媒体从业人员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有人把他们比作啄木鸟,也有人称他们为猫头鹰,“报喜”的时候还好,“报忧”的时候往往就不那么受欢迎了。有一段时间,有些地方甚至有“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说法。而习近平则认为,“各级党政领导要正确对待新闻监督,要树立开放、开明的态度,对记者不应求全责备,要与新闻记者交朋友,把新闻监督看作对地方工作的支持,为新闻监督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这即使是在今天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